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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美香.金瑟尔（Amy Mihyang Ginther）和她的生母朴熙贞（ Park Jeong-hee）在位于韩国金泉市的朴熙贞家中。 劳拉.克隆德（Laura Klunder）新做的纹身从上往下被刺在自己左前臂的内侧里，上面是”K85-160“这组数字，这可以追溯到她的幼年时代。克隆德在9个月大的时候被她的韩国生母遗弃在首尔的一个警察局里。警察又把她送到了“霍尔特儿童收养所（Holt Children’s Services）”，这是当地的一家儿童收养机构，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克隆德配发了K85-160这个编号。当时虽然是刚刚跨入1985年后的第二个星期，但她已经是当月被送到这家收养机构的第160位婴儿，而随后她又成了那一年从韩国送到海外的8800名幼儿中的一员。克隆德成了史上一个国家送出最多本国孩子到国外让人收养中的一份子：在过去的六十年间，至少有20万韩国孩子--几乎与得梅因市的人口相当--被15个以上国家的家庭收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送到了美国。 30岁的克隆德有一股热情的憨劲儿且习惯于自谦。（“我当年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利萨弗兰克体恤衫的胖女孩儿，”她摇着脑袋回忆着中学时代的自己时说到。）但她也流露出了强烈的情绪。她对我说，她把自己的编号刺在身上是为了表达对被收养的不满。“我是一笔交易，我和那些因犯罪被判入狱的人一样，都被编成了一个号码。” 
在首尔的劳拉.克隆德。她把自己的收养编号刺在了胳膊上。 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克隆德于2011年回到了韩国，我去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在韩国和她及她的三位朋友见了面，他们都是当年被美国人收养的。我们来到了首尔弘大区的一家餐厅里，这个区以画廊，酒吧及廉价餐厅著称。餐厅外，马路上到处是大学生，音乐人，搞艺术的以及玩夜场的人。这里也是约300-500位从小被收养现已返回韩国的人（他们主要来自美国，也有来自法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喜欢来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韩语都不灵光，而且对在年幼时离开的这个国家缺乏印象。但他们还是回来了，希望找到和韩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及其他被收养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那天晚上，克隆德和她的朋友们点了一桌石锅拌饭（肉类和蔬菜浇盖在米饭上），香辣海鲜豆腐煲（炖豆腐汤）及韩国葱油饼（葱花饼），还叫了啤酒和烧酒。在坐的所有人都是“韩国收养互助”组织（Adoptee Solidarity Korea，也称为ASK）的成员，该组织是2004年由一些倡导政治改革的30多岁的韩国女性被收养人（其中包括一位男性），发起组建的一个读书小组，她们后来开始探讨为什么韩国的单身妈妈会在压力之下遗弃自己的孩子--90%把孩子送人收养的母亲都是未婚的。她们探讨了单身妈妈常常受排斥的这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中雇主们在招人时一般都会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父母们有时会不认独自抚养孩子的女儿；以及只有妈妈的孩子常常在学校受欺负等。她们还质疑为什么政府在帮助母亲们保持家庭完整上提供的帮助少之又少。在该组织成立一年后组织的一次收养问题研讨会上，该组织的成员向人们发传单，上面的部分内容是“ASK坚决反对国际收养。”她们售卖由早期的收养问题活动家木村.别-娜塔莉.莱莫恩（Kimura Byol-Nathalie Lemoine）设计的体恤衫，上头画着一个哭泣的婴儿，孩子的臀部盖着一个大图章，上面写着“韩国制造”。 过了一段时间后，ASK不再要求终止收养活动。这太极端了，被收养者说，而且“在我们说出‘终止’二字后，人们很难再继续听我们讲的其他内容，”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詹尼.纳（Jenny Na）在介绍ASK历史的资料中写到。但是近年来，该组织的成员--和其他韩国收养问题积极分子一道--发起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运动，他们通过游说立法机构，减少了向海外输送的韩国孩子数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了一场质疑“国际收养（ international adoption）”这一理念运动的领头羊，这场运动也唤醒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被收养者。 这些领头者中的某些人，包括克隆德和她的朋友吉姆.斯托克（ Kim Stoker）（她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聚餐），希望彻底终止把韩国孩子送到国外。“我知道父母们都会千方百计留住孩子，”斯托克说到，她今年41岁，是餐桌上年纪最大的人。“接受多元化家庭是好事，”她说到。但是，她又补充说“我认为收养另一个国家属于不同种族的孩子，且要付出一大笔钱是不正常的。我认为把一个孩子送上飞机，让他远离自己的所有亲人和各种（熟悉的）气味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 克隆德和斯托克都认为在短期内，韩国不会终止国际收养。但是结束这种局面是她们的期望。正如克隆德说的，“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这种人灭绝。” 1954年，一对俄勒冈州的夫妇贝莎（Bertha）和哈里.霍尔特（ Harry Holt），来到当地的一所大礼堂聆听“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的讲演，这是一个专门帮助朝鲜战争遗留孤儿的基督教救济组织。当时，在结束了和北朝鲜的残酷战争后，韩国正在进行艰难的战后恢复工作。“我们从没见过这样骨瘦嶙峋的胳膊腿，”贝莎写到，她是一名护士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脸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这些充满渴望表情的小脸蛋，正在期盼有人来抚养他们。”联邦法律禁止一个家庭收养两个以上的外国孩子。但是，1955年，两位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提出了《救济朝鲜战争孤儿法案》（Bill for Relief of Certain Korean War Orphans），国会特别批准霍尔特夫妇可以领养四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有关既是农民又是伐木工人的哈利.霍尔特带回八个孩子的报道，出现在全美各地的报纸上，很快，那些想当父母的人写给霍尔特夫妇的信件便像洪水般涌来，说他们也想收养战争孤儿。不到一年，霍尔特夫妇就在美国创建了“霍尔特收养项目（the Holt Adoption Program）”（随后又在韩国设立了霍尔特办事处），这是第一家且现在依然是最大的一家国际收养机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能被收养的孩子都是混血儿--像人们叫他们的那样，是“大街上的灰尘”--他们的爸爸是美国和联合国军的大兵。他们中有些人被送到了孤儿院，失踪或被遗弃了；在战后的动荡年代，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母亲之所以遗弃了她们的混血孩子，是因为她们害怕家人受到社会的排斥。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离婚和青少年怀孕率开始上升。处于劳动阶层的贫困单身母亲带着孩子度日艰难，只享受到些微甚至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那时被送去收养的孩子大多都是纯韩国人。与此同时，七十年代美国可供收养的婴儿数量开始下降，这是因为控制生育的办法触手可及，堕胎合法化及社会对单身母亲更加宽容。 这时，韩国通过了《特殊收养法案》（Special Adoption Law），这为收养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批准了四家机构负责办理收养事宜。但是，自新法颁布伊始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收养的材料时常会出现造假--一位奶奶或姑妈在未得到母亲（她正在上班或在找工作）首肯的情况下，可能会擅自遗弃一个婴儿，因为她们认为这样对母亲和孩子都有好处。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不核实相关情况--孩子的健康状况或年龄等，或者母亲是否真的同意送养孩子等--以提高办事效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副教授及《被收养的族群：跨国的韩裔被收养人及其政治归属感》（Adopted Territory: Transnational Korean Adoptee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一书的作者艾莉娜.吉姆（ Eleana Kim）指出，虽然大多数女性没有直接收钱，但收养机构为那些未婚怀孕妇女安置了住处，并支付了相关医疗费用以期这些女性将来会同意把她们的孩子送往海外。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对这些妈妈说，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太自私了，而孩子可以在美国父母双全且又富裕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收养变成了一项可观的生意，给韩国的收养机构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收入。政府也从中得到了好处，韩国每送出一个，国家就可以少抚养一个孩子。 到了1985年，也就是克隆德来到美国的那一年，由于其高效的体制且能源源不断输送健康幼儿，韩国赢得了收养规划领域翘楚的名声。被收养孩子的数量达到了让人不安的水平，平均每天有24个孩子被送出韩国。由于当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持续增长的数字就越发让人感到震惊。那一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20位，仅次于瑞士，而且在以后十年中继续保持着增长势头。美国广播公司1988年对汉城奥运会进行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刚实现了民主体制的国家，那里高楼林立，新建的高速公路蜿蜒绵长，布莱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发现，韩国对“输出”婴儿的事情更愿意三缄其口。北朝鲜也对其邻国宽松的收养政策大肆抨击。 身处窘境之中的韩国政府承诺，将减少国际收养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向那些认养了孩子的韩国家庭提供补贴和额外的医保福利。但是政府却在帮助那些自己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开始从世界各地收养孩子。虽然1990年只有7000名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但是到了2004年--国际收养的高峰时期--这一数字达到了23000名，被收养的孩子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危地马拉，韩国，乌克兰，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及其他几十个国家。 我自己也是养父母大军中的一员。经过几次流产后，我先生和我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在美国本土收养的，另一个来自国外。我们最初选择在美国收养孩子，是因为我们渴望领养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并希望公开合法收养，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和他们的血亲保持联系。（研究表明，合法领养--这种形式在美国要远远多于国际认养--对被收养孩子和他们生身父母的心理健康更为有利。）2003年，我们的大女儿（她是日非混血）在我们生活的加州出生。 但是，几年后当我们要再认养一个孩子时，我先生和我都已四十开外，因此我们担心在美国国内认养的过程要花几年时间。所以我们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危地马拉，那里的领养过程往往比较简单快捷，而且大部分（可供认养的）孩子都生活在寄养家庭里，他们受到的一对一照顾要比孤儿院里的孩子多。与中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在危地马拉，收养孩子的家庭在办理收养手续的过程中还可以和孩子的生身父母见面，并在以后可以通过寄照片，写信和探望一直保持联系。 
在国外长大现在重返故国 我开始物色操守最好的收养机构。我多次听说--主要通过收养机构和其他父母--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母亲和孩子的DNA检测；社工和孩子的生身母亲面谈等）可以保护收养孩子的家庭和孩子出生的家庭。但是我一来到危地马拉市的威斯汀酒店最后完成收养我们女儿的手续时，我便感到有些反胃。似乎到处都是律师和收养机构的代表，正在把贫困母亲生下的棕色皮肤的婴儿交到有钱的白人父母手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再也不会光临危地马拉，也不会鼓励他们收养的孩子和他们的祖国及生身父母保持联系。我先生和我非常不愿意做“这样的父母”。在办完收养手续后，我们没有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而是开车把我们的女儿带到了临近的一座城市，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一天晚上，在一个餐厅里，一位穿着考究，五、六十岁的危地马拉男子在从我和女儿身边经过时嘴里嘟囔道：”又有一个孩子要被从我们国家带走了。“ 他可能是在抱怨收养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后来的情况越来越表明，危地马拉的收养体制和埃塞俄比亚，越南，哥伦比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一样，充斥着非法收受回扣，强迫母亲送走孩子，甚至公然偷拐婴儿的情况。（危地马拉七年前已经终止收养计划）。或许他想到了那些孩子的生母，她们往往都是本国受到歧视的女性，无法向人咨询，也没有法定的产后允许她们改主意的等待期。他或许在想象，如果把每个收养家庭向领养机构交付的数千美元用来帮助那些孩子留在危地马拉情况又会怎样。于是便出现了吉姆.斯托克就此提出的问题：被收养的孩子应不应该由不同种族的人抚养？ ”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歧视，“在首尔的一个晚上斯托克这样对我说。”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白人家长--在孩子跨出家门后，你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你提供了所有需要的经济条件，但是到处还存在着白人不会遇到过的其他问题。“ 我先生和我都属于一般人以为比较聪慧，且受过较多如何抚养收养儿教育的一代人。我们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带着我们的孩子重返危地马拉和日本（我大女儿的生母在那里生活）。我们拥护合法收养（有诸多好处），所以我们的女儿可以查阅自己的历史资料并和她们的亲人取得联系。我们两个女儿交的朋友及她们上的学校截然不同。我先生和我尽量不回避谈论收养和人种有多复杂这类话题。 但是，我们的女儿从外形上能看出她们和我及我先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们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种族歧视，而这些都是我和我先生不曾遇到过的。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快乐，对我们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虽然大家主要谈论的是收养有什么好处，可每桩收养也都给孩子和他们的生身父母带来了伤害。这种伤害我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也永远无法彻底弥补。 或许这就是那个危地马拉男人在看到我和我女儿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可以给女儿爱和充裕的生活。但她依然是另外一个孩子，自始至终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文化。 在劳拉.克隆德幼年离开韩国前，她被寄养在一户人家里，在那里她拉着大人的手蹒跚学步。她能叫“omma”（妈咪）并能听懂其他一些韩语。随后，在她过完自己一岁生日的九天后，即1985年4月27日，她便在霍尔特办事处提供的一位陪护的陪同下，登上了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飞越了6500英里来到了芝加哥奥黑尔机场。 
郑敬娥（Jane Jeong Trenka）和卢克.麦奎因（Luke McQueen），他们都是被美国的养父母抚养大的，现在和自己的女儿生活在韩国的忠北省。 在威斯康星州的富兰克林地区，这里是以白人为主的密尔沃基市的郊区，克隆德在这里上了一所路德教会办的学校，她被学校里的一个男孩奚落了好几年：“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脏？”“你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芭比娃娃。”“你是不是摔倒在泥坑里了？”她的养父母对她呵护有加，克隆德说，“他们爱我的方式远远超过了他们做得不够之处。”但他们并不知道种族在他们女儿的生活中有多重要。“我父母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肤色有什么不同，”克隆德说。“他们无法触及这一问题。” 在我最近和她的母亲聊天时，她说：“我能看出某些事让劳拉心烦意乱。但是，我说，‘你不能让这些事这么困扰你；世界上还有和你情况一样的人。’”当谈到收养问题时，克隆德的养母告诉她，她的生母非常爱她，但是上帝却对她另有安排。在青春期时，愤满于父母不理解自己的感受和遭遇，克隆德多次向他们发脾气。他们也很生气。在她上高中时，克隆德对我说，她的父亲会说：“我没有签那份东西，把她送回去吧。”（他自己说，他记得只说过一次类似的话。）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认养领域的专家已经从教导父母们去“同化”他们的养子女，转变成鼓励他们和孩子公开谈论认养问题，承认种族差异，学习孩子祖国的文化。一些父母报名参加了去韩国的“故国游”，或把孩子送去参加韩国夏季“文化营”活动，在这些地方，孩子们聚集在明尼苏达或加州的丛林里学习韩语字母，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并学习跆拳道。 克隆德一家偶尔会和其他收养了韩国孩子的朋友一起聚餐，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芝加哥附近每年举办一次的韩国被收养人野餐活动。克隆德对这种活动的感受喜忧参半。那里的佳肴可口怡人，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韩国女子美丽动人，但她却不认同自己是韩国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文化，但我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穿那种传统服装和梳那样紧紧的圆发髻。”而且虽然她从小就认识另一个被收养的韩国孩子，到了克隆德青春期时--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设法避免的与别人不一样是一种耻辱--“我不想和收养儿有任何牵连。” 在2009年由“唐纳森收养问题研究所（ the Donaldson Adoption Institute）”对成年被收养人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在170名由两位白人养父母养大的韩国被调查对象中，超过了75%的人都称他们自认为是白人，或小时候曾希望做白人。大多数人还说他们都遭遇过种族歧视，包括来自老师的歧视。只有一小部分人说他们受到了同胞的欢迎。这份报告建议父母们应该不仅仅是支持多元文化或报名参加文化营活动。被收养者应该对被收养和种族有“切身”体验：到出生国旅行，到种族多元化的学校上学。克隆德说，这些都可能有所助益，但是只有在她的父母愿意坦诚面对种族偏见时才可能实现。“你需要有这样的父母，他们可以和你讲白人的优越感，他们可以说：‘你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我很抱歉。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上大学期间，克隆德找到了一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加入了“多元文化学术联盟”。在取得社会工作学的硕士学位后，她在明尼苏达州的麦克莱斯特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向少数族裔和女性团体提供咨询服务，并代表学校处理性侵问题。纠缠在那些问题中只能让克隆德和父母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我知道我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把我的意见看成是‘乱发脾气’而不加理睬。”她说，自己曾经“感觉非常无助来改变我所在的收养家庭状况。” 八年前，她不再和他们说话，虽然她说自己希望某一天这种情况会改变。她那思念自己女儿的妈妈说：“我对我们错待她的地方感到抱歉。但我们不了解她的感受。我无法让她和我谈任何重要的问题，或让她向我敞开心扉。” 2010年夏天，在克隆德26岁时，她来到了首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被收养的韩国人参加每年一度的“大团圆”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一些以前从没交过被收养的韩国朋友--这是一次让人难忘的经历。他们吃在一起，喝在一起，有些人还在深夜结伴一起回到酒店的房间。他们简单介绍了各自在美国的生活，讲陌生人夸他们英语说得好，以及碰到一些以为亚裔女子在床上什么都能干的男人等。 克隆德逛了一家又一家酒吧。她因为太过紧张而无法在“落雷榜（nori bong）”（韩语卡拉OK的意思）里唱歌，也不敢和其他被收养者一起在“jjimjilbangs（韩语桑拿浴）“里赤身裸体。她于是找了几个女性聊天到深夜。白天时，大会各分组对从寻找生身父母到单身妈妈的孤独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来，克隆德听了斯托克做的关于把学习韩语作为”融入“韩国途径的演讲。在犹他州长大的斯托克，已经在韩国生活了15年，她像母亲一样在他们来后的头一个月里无微不至照顾了二十多个呆在首尔的被收养者。她说，生活在这里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她对我说：”我们对以前发生的事无法选择，“她是指被收养者被送出韩国。”所以现在又回来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她说到。”我真的感觉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在斯托克的演讲快结束时，克隆德感到，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请回来的。“在那个星期离开韩国前，她决定要搬回来生活。 在从韩国回来后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几年里，克隆德一直对搬到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工作，言语不通的国家感到担忧。但她还是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和自己深爱的男朋友（据她介绍说，那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道了别。她用一个大行李箱装衣服，两个手提箱放鞋、手提包和书，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韩国人写的被收养的回忆录等。然后她便买了张单程机票飞回了自己出生的国家。 在克隆德2011年重返韩国时，首尔已经聚集了数以百计回国的被收养者。韩国规模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被收养人组织--”全球海外被收养人联盟（The Global Overseas Adoptees’ Link）“让被收养人在韩国落户变得更容易--帮助他们找语言学习班及翻译机构并组织各种活动。最重要的是， GOA’L--该联盟众所周知的简称，成功说服了政府向被收养人签发F-4签证，这种签证允许他们无限期在韩国生活和工作。现在，被收养人还可以申请双重国籍。 像很多比她先回来的人一样，克隆德刚来韩国的头几天住在了”KoRoot“。这是首尔一家只向被收养人提供服务的宾馆，那里有廉价的住房和公共食堂，这家宾馆是由金度贤（Kim Do-hyun）和他的妻子孔俊爱（Kong Jungae）管理经营的。在这所两层高的砖石结构建筑里，金不仅鼓励刚来的人不光要了解首尔，还应该想想更重要的和他们被收养有关的政治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瑞士当牧师的金，在一名被收养者留下一张上面写着“我要去见我的生母了”的便条就自杀后，便开始和被收养者一起开展工作。后来，作为一名神学专业的研究生，金写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生母课题的。 2008年，金和他的“KoRoot"员工与”韩国被收养人群体真相及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for the Adoption Community of Korea）”组织及其创始人之一郑敬娥一起，努力推动韩国修改收养法以减少海外收养。金和郑敬娥（她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长大的，为了和她的生身父母挨得近些，她于2004年回到韩国，用了三年时间奔波于公益律师，政府官员，不是被收养者的社会活动分子及一位议员--崔英姬（她承诺在议会提出这项修正案）之间。“韩国收养互助组织”（ASK)和其他两个团体，“蒲公英”（这是一个由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收养的亲生父母组织的团体）和“库母发”（Kumfa，一个单身母亲组织）也都参与到推进通过这项修正案的活动中来。他们向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反复修改修正案中的文字，而且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们在一所政府办公大楼里安置了一件由上面写着被收养人名字的六万件用墙纸做成的标签组成的艺术品。 2012年8月，他们成功推动颁布了一项收养法的修正案，对收养活动加以限制，这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女性在把孩子送去收养前必须先接受咨询，并要等待七天。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法院进行登记，这让那些常常无法和自己亲生父母（只有很少一部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被收养人能如愿以偿）联系的被收养人有了一个寻亲的途径。 反对该修正案的人则称，该法案给那些自愿要把孩子送人收养的女性制造了很多障碍，使收养过程变得大费周折。自该修正案颁布后，弃婴的数量增加了--但这二者间是否有直接联系尚不明确。他们还指出，正如韩国人说的那样，一般的韩国人不喜欢“收养别人家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认养家庭会非常困难。（一些愿意收养孩子的韩国家庭会对收养的事守口如瓶。）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收养的人对在全世界限制收养的做法表示质疑，特别是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那里节育和流产都是禁忌的话题，而且政府根本不愿意对孩子施以援手，包括那些在孤儿院里艰难度日的孩子。 不管怎样，该修正案似乎在韩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出现下降趋势的国际认养--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一直徘徊在每年1000人左右的国际收养--在2013年下降到了263人。促成该修正案颁布的人士把该法案看成是承认了他们的意见很重要。现年42岁已经当上了妈妈的郑敬娥说：“该修正案吸收了那些真正受到影响的人--被收养者，未婚妈妈们的意见，”她和自己的生活伴侣，来自科罗拉多州现年43岁的韩国被收养者卢克.麦奎因已经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儿。“而且这证明了韩国被收养人可以受到重视并带来变革。” 对于郑敬娥和其他韩国活动人士来说，他们的努力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韩国国界。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后，郑敬娥公开警告对海地幼儿的认养很容易造成同样的问题--假的文件资料；父母依然健在的孩子被假冒成孤儿--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后出现过。吉姆.斯托克联合了世界各地的被收养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为收养海地孩子提供“捷径”。 特别是最近，郑敬娥同来自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的被收养人一起，去年在美国国会表决前，谴责一项旨在简化国际收养程序的议案。他们指出没有向被收养人征求对该议案的意见，并强调--同“霍尔特国际儿童服务”机构一道，该机构公开反对该议案--该议案会消除对收养的保护，并分散用于资助孩子的外国对国际（收养）项目援助的资金。 郑敬娥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活动人士见了面，包括从中国被收养的詹娜.库克（Jenna Cook）。去年，她到韩国参加一个会议并和郑敬娥探讨了被收养人的权益问题。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库克，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被收养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被收养者群体。她和其他被收养人希望中国政府能像韩国那样，给他们签发F-4签证，使他们能长期在中国逗留。库克说：“承认我们是离散到国外的人非常重要。”“我们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欧美中产阶层人士返回中国，我们有精明的头脑和经济实力。” 一些中国的被收养人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而其他国家的被收养人则要年轻得多。自上市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约有29000名危地马拉儿童和14000名埃塞俄比亚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到上高中的年龄。与韩国相比--一个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危地马拉，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可能不会像韩国那样欢迎被外国人收养的本国人，至少目前会这样。但是，随着被收养人逐渐长大，韩国的活动人士希望他们会要求从政府和收养机构那里了解自己更多的身世及被收养的过程情况。或许像北京，危地马拉的安提瓜及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这些城市--目前已经成为被收养人和他们所在家庭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被收养人居住社区，及反对国际收养的中心。 在去年二月份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晚上八点，十多位被收养人聚集到“弘益烤肉店”里几张用金属桌子拼凑起来的餐桌旁，这是一家首尔的烤肉馆。在餐厅里大家热烈交谈，屋子里弥漫着烤肉产生的烟雾。这样的晚上是生活在韩国的被收养人雷打不动的节目，先是吃烤肉或石锅拌饭，然后再到酒吧里喝烧酒和啤酒，然后再换一家酒吧，最后到歌厅里唱歌嗨到高潮--一直玩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四点。那天晚上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儿，她是一星期前才来到首尔的，以及其他人--他们分别来自加州，犹他州，纽约及麻省--他们已经在韩国各地生活了六到十年。在座的人中有几位没有参与到收养问题的政治活动中--他们甚至对这个事没有特别的兴趣。在首尔参加社交活动的被收养人往往根据政治态度分为不同的群体。我头一天才认识的豪丽.麦金尼斯（Hollee McGinnis）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她对我说对收养问题的极端批评让一些被收养人感觉很不舒服。“如果你支持收养，你就会感觉心安理得，”以前在"唐纳森收养问题研究所“当政策主管的麦金尼斯说，她目前在首尔是为了写毕业论文，研究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受教育能力的课题。“我对收养问题既不褒也不贬。我认为这是一种选择，以及对利弊的权衡。”
本杰明.豪瑟（Benjamin Hauser）在大邱市的一座农场附近，这是他五岁前作为一个被寄养的孩子生活的地方。 在烧烤店里，本杰明.豪瑟说他同意这样的观点。“我知道收养会造成潜在的问题，但是我也了解一些正面的例子。”36岁且自2004年后一直在韩国生活的豪瑟，是一家英语学校的管理人员，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韩国被收养孩子的历险记。与很多被收养人不同，他还记得自己幼时在韩国的生活：在被罗切斯特市的一对夫妇收养前，他在一个寄养家庭里生活了五年，还在一间孤儿院里生活了两年。他的养父母后来又收养了两个韩国孩子。 在他们的整个童年中，他和他的 两个弟弟交往的朋友截然不同，而他们教授日本史的养父给他们做韩餐并带他们去韩国餐馆吃饭。在高中即将毕业时，本杰明的养父母问他毕业后想去巴黎还是首尔玩，他选择了巴黎。“戴着一个小耳环，留着伸向几个方向直发的豪瑟说：”我是被当成一个美国人养大的，“”我的养父母是白人，我不自认为是韩国人。我还没有成熟到认为自己能探寻另一面的问题。“在回到首尔前，他从没有交过亚裔女友。”这是一种我想做白人的情感。“ 十年前，当他在奥尔巴尼的奥的斯电梯公司做经理时，他以为”这份工作要一直干到退休--而忽略了一些东西。“他记得自己在孤儿院时的目标--回到那个奶牛场，那里是他曾和自己的韩国家人生活的地方。（他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寄养家庭；他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是他担心寻找自己的韩国根会辜负自己的养父母。”我以为他们会说，‘我们才是抚养你的人；你为什么觉得非要去找你的寄养家庭？’“ 《被收养的群体》一书的作者埃莱安娜.金说，这是在被收养人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担忧，他们往往不敢”直面“他们的养父母--不管是说要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回去看看自己的出生地还是批评这种收养制度。
而豪瑟的养父母并没有不高兴。他的养母苏珊.豪瑟对我说：“我最担心的是他受到伤害，”她是指无法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或发现自己的亲人不愿意被找到。“但是他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事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她和自己的前夫还支持他回到韩国。本杰明的养父威廉.豪瑟说：“我能理解养父母好像遭到抛弃的感觉，但我自己一点儿这种感觉都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他去了韩国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他和苏珊.豪瑟是养父母中极少一部分每年都去看孩子的人--他们的另一个儿子扎克现在也生活在首尔，他在那里当厨师。 虽然本杰明和他的两个弟弟感觉和养父母很亲近，但有很多被收养人告诉我亲密度不是相关的唯一问题。创作并在首尔和其他城市自演一个女人独角戏，分别扮演被收养人和生母角色的声乐老师艾米.美香.金瑟尔说：“这不仅是我自己和我个人的亲身经历。” 在奥尔巴尼附近长大的金瑟尔，和别的韩国被收养儿童一起玩游戏，还参加她喜欢的文化营活动。当金瑟尔在学校受到欺负时--别的孩子叫她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还说她的父母不可能是她的“亲生”父母--她的养母来到学校给学生讲韩国文化及收养问题，艾米当她的助手。但是她对养父母的爱并没有打消她渴望和亲生父母取得联系及回到韩国的念头。2004年，她终于和自己的生母重逢（她的养父陪她一起来到韩国）。在此两年后，她又返回了韩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她的韩国生母对她爱护倍至，几乎不让她出门。）2009年，她搬回了韩国，并自那以后断断续续生活在那里。31岁的金瑟尔现在每个月都要去首尔或往南几小时路程以外的生母老家金泉市看望她的生母。 一天吃午饭时她对我说：“不管我在美国的生活有多好，”“都无法弥补我妈妈的忧伤。”据金瑟尔了解的情况，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刚出生时家里生活非常窘迫。她父亲对母亲说如果她不遗弃艾米他就会离她而去。（他后来还是走了。）金瑟尔谈到她的亲生母亲时说：“她的选择，”“就是根本无法选择。” 当然，被收养人也是别无选择，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讨厌那种认为他们只应该感恩（不管怎样他们过得要比不被收养好得多）的观点。像郑敬娥在她的回忆录《血缘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Blood）中所写的那样：我怎么能把丧失自己的母语和本国的文化与美国给的自由，作为一个人拥有的同等权利对立起来？一个从小无法选择就背井离乡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如果他呆在韩国会‘变成什么样’？在我能说失去妈妈是件值得的事前，我必须享受过多少次受教育的机会？一个被收养人怎么能把自己遭受的巨大损失与她欠下的对收养她的国家和养父母的人情债相提并论哪？ 当我在首尔问几十个被收养人是什么吸引他们回到韩国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话题会转到是什么又促使他们离开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在首尔的生活经历既有热情的亲密感又偶尔会感觉很生疏。（这是一个亚裔被收养人在美国的一个白人家庭长大的另一种故事。）阿曼达.银河.洛弗尔（ Amanda Eunha Lovell）对我说：”韩国是我的家，“”但这个家我呆着并不是特别舒服。“ 36岁的洛弗尔是小学的英语老师，她还是一名正在制作一部被收养人返回韩国纪录片的在读研究生。她在麻省的伊普斯维奇长大成人，而且已经在首尔生活六年了。她比很多被收养人都有一个优势：她韩语说得相当好，这让她更有归属感。但是，和所有被收养人一样，她必须进行自我调正来适应不同的社会规范，包括韩国人善意的唐突语言，特别是对女性说的话：你多大了？你结婚了吗？你累了吗？你为什么不把妆化得浓一点儿？ 洛弗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愿意在韩国生养孩子，因为这里的学校竞争极为激烈。此外，许多女性告诉我她们可能离开韩国，因为韩国男人不浪漫。男性被收养人可以比较容易应付这些事情--他们比在美国让人觉得更有阳刚之气--而且像一位女性对我说的那样，生活在一个充满”朋友义气文化“的氛围中，天天可以喝酒且选择女性的范围比较宽泛：有被收养人，其他韩侨以及人们称为”韩国的韩国人“的当地韩国人。 洛弗尔是我听到的少有的女性被收养人交上韩国男朋友的人。这个男朋友是搞音乐的，他告诉她，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韩国男人。“但是，”他冲着我吼着说：‘你应该干这个，’“她模仿着像一个爸爸那样的声音说到。劳拉.克隆德也说性别的不同角色深深地印刻在日常生活中：当女性被收养人穿上笨重的鞋子或自己在商店里拎着购物袋时常常会被看成像个男人婆--这种形象和穿着高跟鞋，短裙，及细心化好妆的韩国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人还认为女性在公众场合抽烟没有女人味。而且，如果有工人到女性的屋子里来修理东西，他们往往要求要和男主人说话。洛弗尔说：”在美国我感觉到我的肤色与众不同。“在这里我感觉到了性别的差异。这肯定和电影《广告狂人》中美国所处的时代一样。” 对很多被收养人来说，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们不会说韩语，往往成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碰到的令人沮丧和痛心的纷扰--让他们产生了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感觉：既不是完全的美国人，也不是完全的韩国人。他们是生活在第三种空间里：亚裔，西方人，白人，被收养的人，及其他。这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并非一无是处。洛弗尔最近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到：“我可能有点儿对自己处于中间的位置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我希望我的孩子和洛弗尔及许多其他被收养人能共享的地方。我两个女儿的生身父母及她们的根都牵动着我女儿的心。如果她们最后有一天决定在自己出生的国家生活一年或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希望自己能支持她们--甚至去鼓励她们。如果生活在这里能填补某些空白，带来一些宁静，孕育出一种归属感，我怎么会不想让她们这样哪？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给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或许她们会问为什么我先生和我认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去抚养一个不同肤色的孩子。我的小女儿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会到外国去认养。我们了解国际收养存在的问题嘛？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了什么？ 我希望自己能对她们坦诚相告--怀着一颗坦率的心并设身处地的从她们的角度考虑。我还希望我记得的两件事同时都是真实的：我们的女儿们对我们的爱，以及她们应该问我们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成为一家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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