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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在华避难的犹太人为何很少回到欧洲?

 禹杰 2015-02-02

核心提示关于离沪欧洲犹太难民的去向,据统计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也有一些人是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回到了欧洲。在对待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的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和政策各有不同,美国的反应比较积极,哈里逊报告奠定了美国犹太难民政策的基础,而和美国相反,英国出于维护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考虑,对待犹太难民的态度呢比较保守。


 

在华避难的犹太人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1月3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主持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中国一共接纳了数万犹太难民,2014年9月,一份虽然不尽完整,但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上海名单”对外公布出来,名单上有13732个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他们几乎都熬过了二战,到了世界各地。关于离沪欧洲犹太难民的去向,据统计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也有一些人是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回到了欧洲。在对待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的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和政策各有不同,美国的反应比较积极,哈里逊报告奠定了美国犹太难民政策的基础,而和美国相反,英国出于维护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考虑,对待犹太难民的态度呢比较保守。不过虽然如此,英国毕竟还是历史上却是最早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的国家。反犹主义对它的影响是最小的。

解说:弗雷达·瓦因曼是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她出生与法国,但战后选择定居伦敦。

弗雷达·瓦因曼(集中营幸存者):这真是一片很好的土地,绿色的,也很漂亮,非常令人兴奋,它是个很可爱的城市,我喜欢这里的郊区,我也和这里的人交上了朋友,所以这很好。

解说:1946年达到英国的时候弗雷达还不知道在她即将去适应这个新国家的过程中,会遇见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不但令人意想不到,而且非常让人不快。首先她在适应英国人的性格方面就有一点小困难。

弗雷达·瓦因曼:他们总是说什么都很好,你知道,天气很好,你最近怎样,我很好,所以你很不习惯,如果你去问一个法国人他进来怎样,他会把他整个病史都讲给你。而且我觉得他们英国人不是很热心,他们不随和,非常保守。

画外音:现在我们就走在街头,这是1950年的夏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袖手旁观,商店又重新开始营业了。

解说:当她第一次来到英国时,弗雷达想要告诉别人她都经历了什么。

弗雷达·瓦因曼:但是人们不想听,我有一种印象就是所有人都想要开始新生活,你知道为他们自己重新建立新生活,并且埋葬他们曾经经历的一切,但是没人想知道我的事,这太艰难了。

解说:无处所说,这对于弗雷达来说是特别艰难的,因为她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一切常常在梦里缠着她。

弗雷达·瓦因曼:我一直都在做噩梦,我在焚尸场的围墙里,听到门渐渐关闭的声音,然后我就醒了,你能想象我是怎样的状态吗?

解说:这是弗雷达面对的过去,当她坐着犹太人的运输从法国来到奥斯维辛时,她被从妈妈和弟弟的身边分开了,他们被送往集中营里毒气室里,一共有四个毒气室,其中之一就在这里。毒气室位于这座建筑的半底层,就在一间更衣室的旁边,弗雷达的母亲和弟弟被杀害了。弗雷达被送到了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妇女营,饱受惊吓的妇女挤满了这里,她们要经受着定期的死亡选择。

弗雷达·瓦因曼:我们的营房距离焚尸场非常近,你能看到浓烟还能闻到着火的味道,不仅仅是烟和火,我无法相信任何人能对另一个人造成这样大的恐惧。

解说:尽管生活在恐惧之中,弗雷达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弗雷达·瓦因曼:其实那样我也觉得我才19岁20岁,我真的没有过青春,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德军的占领之下,而现在我在这里我什么还没有生活过,你知道,所以我心里一直有那么一条想活下去的愿望。你知道的。

解说:1949年回到伦敦时,弗雷达的人生被改变了。她坠入了爱河,很快就结婚了。她的丈夫大卫·瓦因曼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和他的双亲居住在北伦敦的一座大房子里。结婚之后,弗雷达也和他们一起居住。

弗雷达·瓦因曼:这里就是原来的房子了,他们把它拆了,很可以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之前它被卖掉了,我的认不出它来了,它再也不在那里了。嗯,它非常大,拥有很多土地,还有一个玫瑰园,一个蔬菜圆,一片果园,还有两片大草地,房子里有六七个卧室。

解说:在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之后,弗雷达和大卫甚至讨论过要在北伦敦买一栋属于他们自己的大房子。

弗雷达·瓦因曼:就是这里,这里就是那栋房子,它也是一栋非常好的房子,我很喜欢这座房子,当时它正在待售,所以我们考虑想买下它,对我们来说,那本来应该是很好的。

记者:你开车路过它的时候有想过事情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吗?

弗雷达·瓦因曼:当然,但是一切都没了。但是他很不幸患上了肝炎,也就是三个月的功夫,他就不在了。不所以我经常情绪低沉,那非常煎熬,要克服那种痛苦,继续生活下去,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有十年时间我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里一样。你知道我甚至不能相信他已经走了。你要知道,我在说话的时候仍然说着“我们”,而不是“我”。但是我得接受发生的一切。

解说:弗雷达的丈夫没有留下遗嘱,所以她不得不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她们不再居住在大房子里,而是住在一间没有中央空暖的小公寓。

桑德拉·瓦克纳(弗雷达的女儿):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钱,我想我们对于向妈妈要东西之间事情都很自觉。因为当时日子很艰难,而之前的日子要更艰难。

弗雷达·瓦因曼:这些小的够吗?

女儿:我确定够了,这些就很好。她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人们勇气的事情,还有她逃跑的企图,来让我们不那么恐惧那确实有些作用。我过去特别怕黑,你知道,一直不知道在黑暗的门廊或是拐角处,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躲在那里。我们很清楚妈妈会做噩梦,因为我们曾经半夜醒来听到过,这是我们后来才意识到的。她无法忍受冰箱或是橱柜里没有东西。因为她不想再像在集中营里那样挨饿。

解说:对于弗雷达自己来说,还有另一个无法改变的后遗症表现。

弗雷达·瓦因曼:干净,干净。我觉得我们从头到脚都要干干净净的,因为我们过去太脏了,但是现在我们很高兴自己非常干净。

蕾切尔·科特尔(弗雷达的孙女):我想这是她的决心,她的倔强以及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的态度,同样,这给予了她正面的人格。所以她总是想要完美地呈现在别人面前,要把事情做好。要看上去很漂亮。我知道我有一位伟大的祖母,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聪明机敏和她年龄不符的活力,还她个人的经历她一生的故事。

解说:在91岁高龄的时候弗雷达仍然定期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述她在战争中经历的故事,以及她认为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弗雷达·瓦因曼:你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需要了解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最重要的是你们和他们需要回应这种不宽容,偏见以及仇恨。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讲述,我们亲身的经历来向你们传达这些真实的故事,你们就是未来。

拉斐尔·马尔库斯(弗雷达的外孙):尽管这样可怕的事情曾经发生在她身上,她还是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和我们没什么区别,还有非常的坚强和毅力。她的这种毅力、决心还有一直非同寻常。正是因为她活了下来,才有现在我们一家的十二个人,孙子们还有重孙们。

弗雷达·瓦因曼:就我自己来说我会说他们应该过开心的生活,他们应该宽容,而且他们应该清楚像那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他们应该警惕,他们应该记住自己是谁,并且活出自己的样子。

解说:许多战后逃离欧洲的奥斯维辛幸存者选择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那就是美国。这里是伊利诺伊州的海澜帕克市,马克斯·爱泼斯坦的家就在这里,他是一名大学退休教授,和他的妻子生活在这里,他们有三个孩子和五个孙子,马克斯认为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有是对希特勒的大胜利,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他没有被愤怒充斥余生,而是选择了尽一切可能热爱生活。

马克斯·爱泼斯坦(集中营幸存者):我不能自己去判断别人,我相信善行这就是你从。

记者:奥斯维辛得到的。

马克斯·爱泼斯坦:这很奇妙,是的。作为人生观来说是的,这是真的。

解说:马克斯和他的母亲是波兰犹太人,他们在1944年从犹太人区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那是奥斯维辛最疯狂的大屠杀时期,几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就像这幅图片中的那样被送到了这里的集中营。

马克斯·爱泼斯坦:那都不超过20分钟,那气味你知道就像是烧头发一样,你知道的有机物的味道,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四座焚尸炉鼓足了活力运转,一共清理了40万匈牙利人。

解说:一到奥斯维辛马克斯和他的母亲就被分开了,马克斯当时独自一人,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很多分营区,偶尔马克斯的母亲能够走进她的营区和马克斯被囚禁区域之间的那道隔离线。

马克斯·爱泼斯坦:所以她走过来我们说说话,然后冲着对方哭喊,我记得,你知道的当时我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年轻,她哭了,我就说你为什么哭,你哭什么,反正我们都是要死的,哭有什么意义吗?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小孩。

解说:马克斯被送到了距离营区不到一英里的的乡下工厂里去劳动,在这里,一名德国士兵把他从其他囚犯中叫了出来。

马克斯·爱泼斯坦: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他走,他对我说,听着,我不会去管你做什么的,我不喜欢看见小男孩挨打。

解说:马克斯仅仅在那间工厂里工作了几星期,但是那个好心的德国士兵试图从骇人的暴行中保护他的行为,影响了马克斯。

马克斯·爱泼斯坦:那里非常黑,最小的善行都像是巨大的火花在迸发,我选择记住这些火花。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我以此为生。

画外音: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视察纳粹战俘集中营里的暴行。

解说:当纳粹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世界发散了希特勒政权的全部恐怖罪行,但是对于他自己经历的恐怖马克斯则是尽全力去忘记。

马克斯·爱泼斯坦:我决定我要把这些该死的东西抹掉,从我的意识里还有一切和我有关的事情里抹掉,抹掉,把它们抹掉,把它完全抹掉。

记者:为什么?这难道不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吗?

马克斯·爱泼斯坦:因为我很惊讶并且很庆幸自己能活下来,现在我能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了。

解说:他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找到母亲,经过几周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了她。1948年马克斯和他的母亲成为了以色列公民,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最开始搬到巴勒斯坦居住,和一些大屠杀幸存者不同的是马克斯并没有受到偏见。

马克斯·爱泼斯坦:我可以自由地说希伯来语,我迅速融入到了社会中,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完全没有遇到难题,甚至在基布兹,都没有遇到一点问题。那真是一段美丽的时光,非常愉快,真的就像田园牧歌一般。

解说:但是在以色列生活了几年之后,马克斯决定要进行一次巨大的改版,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他带着母亲在1953年的时候来到了美国。马克斯进入了芝加哥西北大学学习,最终他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教授,快40岁的时候他还是单身,并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朱迪。结婚后,马克斯和妻子在芝加哥近郊的海澜帕克定居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

黛博拉·爱泼斯坦:我们每个人都给爸爸准备了父亲节礼物。

马克斯·爱泼斯坦的妻子:还有我们吗?

黛博拉·爱泼斯坦:父亲节日快乐。

解说:马克斯并没有对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完全隐瞒他的过去,他给他们讲述了很多他战时经历的细节。

马克斯·爱泼斯坦的孙子:它在下一个地区开始的地方开始了。

马克斯·爱泼斯坦:这更糟了,让它自己试试。

黛博拉·爱泼斯坦(马克斯的女儿):他特别注意不去提及那些恐怖的事情,还有纳粹的暴行。我觉得他处理过去的方式包括如何讲述,如何选择对他自己以及对我们了解那些经历都很有帮助。

解说:在向后辈解释手臂上刻着的奥斯维辛编号时,马克斯用了一个笑话。

马克斯·爱泼斯坦:他们就是想知道这是什么,所以我说这就是个号码,要是我丢了胳膊的话,捡到的人就能知道应该还到哪里去。

黛博拉·爱泼斯坦:我从他身上

学到的就是你会熬过那些坏事情,那些很讨厌的事情,乐观的性格会帮助你度过难关。所以虽然目惨我还没有在生命中经理过任何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遭遇困难沮丧消沉,我会说在我的心中,如果我父亲能够在经历那一切之后还是那样的开朗和美好,当然无论怎样的挣扎我也能熬过去。

解说:但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克斯不公开谈论大屠杀的原则受到了考验。

弗兰克·科林:今天对于我们的人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白人的胜利,这是他们今后将要记住的事情。

解说:美国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一个佩戴纳粹十字记号的种族主义团体,他们想要在芝加哥的多个地区复兴纳粹主义,包括在子犹太人聚集的斯科基地区,这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当地社区为此决定建造一座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的最新选址是位于城市西北的一处一点,当社区找到马克斯,希望他能提供帮助,讲一讲他自己战时的经历时,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拒绝。

马克斯·爱泼斯坦:这是责任,真的是责任,这和正派之人无所作为,而导致邪恶当道是一回事,所以我认为我作为一名幸存者,应该做什么,是该搬走还是消失,那只是我偶尔想想的东西罢了,我相信这是我的职责。

解说:在马克斯看来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胜利者。

马克斯·爱泼斯坦:我150%是个赢家,我的孩子和孙子们都非常成功,他们都很努力工作,抚养下一代,别把这作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意味着不仅我在做,我的下一代也在承担它。

陈晓楠:关于集中营,关于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相信有些真实的画面可能令您极为不适,有些真实的情节让你感到难以接受,有些真实的经历让你无限感慨。然而最为不幸的是它们都是真实的。虽然每个面对过去的方式不同,但是经理勒布噩梦的幸存者们都尝试着建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而更多的集中营囚犯则在噩梦当中结束了生命。70年过去了,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告慰亡灵,但人类之间互相施与的杀戮却从未停止过。愿这些真是而沉痛的历史能够留给世人足够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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