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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像我这种没写过什么的人，不该去谈论写作。没有资格，也应该先多写一些再说，也要防备一种很倒霉的困窘：说的漂亮写的差。说总是比写轻巧。主张比实践轻巧。哲学比伦理学轻巧。人爱好选择做轻巧、陈腐的事。 不过我正在网络上看蔡崇达的《皮囊》，就想到一些“关于写”和“关于写什么”的事。 《皮囊》是一本关于闽南的书。具体说，是一本关于泉州的书。第一篇写阿太，她是个神婆。是神婆，讲话就文气，用超越闽南土语的字词。杀鸡时，她会说，“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她它的魂灵。” 我离开泉州太久，闽南话退化得厉害，现在已经想不出这句话用闽南话怎么讲。我的闽南话除了“喝茶”“吃饭”这些打招呼时说的话，只剩下一个词了。是什么词，等下再讲。 请朋友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以为，阿太是神婆意味着她会住在庙里，或者接受村民的供养生活。我花了相当一些力气，让朋友知道神婆不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只谋一项、不顾其他的职业，也不是社会之外、槛外人式的存在。闽南乡间的木偶戏演员，童乩，算命先生，扎纸马的，道士，和尚，哭丧的，都同时是种地的，开杂货店的，种茶的，养鸭子的，教书的，开车的，做工的，办厂的。这甚至不是所谓身份二重性，而是在民间宗教下，充满鬼神与祖先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相互拥抱，根本分不开。 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始终纠结于个人-社群-国家-国际这四重关系，这几乎是学术界的定论。我想闽南人，或者说模模糊糊信仰着民间宗教的中国人，则生活于个人-家族-社群-鬼神世界这四重关系构造的秩序中，人有其所信的，人生下来便背负着祖先与神鬼的债，受苦如还债，而死是人世的变形。 因此阿太老年时的感受是，“我和妈祖娘娘在聊天，我问她为什么还不带我走，她告诉我因为我还没还完世间的债。” 因此蔡崇达笔下，当青春期的少年对住在巷子那边的“坏女人”张美丽产生好奇，怕她会是女鬼，他们是带上“手电筒、弹弓和大量的符纸”去探险，还从当师公的爷爷那里偷拿了一把桃木剑——“师公”，读成sai gong, 是道士的意思，这就是我现在仍会讲的那个闽南词。道士这个词在没有民间宗教笼罩的生活里不常用，我在安溪村里时却天天会讲到、听到它好几遍。 也因此，坏女人张美丽做生意赚到钱后，想让乡亲们尊敬自己，她的方法是给学校和地方大宗族的祠堂捐钱，用钱在妈祖庙口换得一个位置，“五万元：信女张美丽”。在故事结尾，不堪压力的张美丽自尽，蔡崇达写道，“她终究是一个小镇姑娘。” 准确的说，她是个闽南小镇姑娘，信祖先，期待得到社群和宗族的认可，也期待回报乡里，她最怕的是成为被人所不认的孤魂野鬼。 我想写的不止是闽南人。我想写的是这种有宗教感、有精神生活的人生，这种人生里面的欲望与负担。生命中有祖先、鬼神、天下、转世、来生、畏惧之心的存在，这不能降解成所谓面对这个世界时视角不同——不只是世界观的差异，而是世界的差异。 一个人，如果有宗教感，认为世俗世界之外有更高的秩序和公正，对我们的一切作着裁决，他会如何过日子？这不是那么遥远的问题，不是自认有神论者才会关心的事。有宗教感的人未必依附于制度化的宗教。就像倘若宗教局前来统计，阿太也多半不会在“佛教”“道教”这些框下打钩，说自己是个教徒。而且人往往会在危难与困惑中迸发出压抑的宗教感，责问天的不公。这并非“用得着才用”的宗教实用主义，而是长久被要求自认为无神论者的中国人在受苦时分的自然选择。像阿乙小说中悲哀困顿者常有的号呼，“假如上天有眼”。 这也是日常纠结我的问题。我不断想，灵魂中有肉欲的成分嗎？当一个人说出“我是吃货”这句话时，她在引用哪些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前提，她其实在说什么？除了暗示自己的可爱、有趣之外，这是否是在谈身体欲望对于自己的核心性呢，那么她在暗示什么？吃和性从来没有分开过，肉欲一词向来具备“肉”的双重性。在说“我是X”时，她也同时在说“我不是Y”，在提出或拥抱一种生活审美系统，这种系统唱身体欲望的赞歌。 ——而有宗教感的生活，是错后知错，没有办法一身清凉地向前走。会体现为世俗道德感，或完美主义的痛苦。或者傲慢后的自责。体现为偷情后不能健忘。经历运气时，感到受了神恩眷顾。是一场仪式的失败，让态度随意的业余道士有了重担不能轻松。是病中回望，看到一生充满污点与晶莹的露水，我们那充满背叛、歧路、浪费的人生。不得不反抗绝望，像那是责任。 体现为愧、罪、自责、追问、负担、恩典的感觉。内疚是长久的病住在内心。人世的爱中，永远感与暂时性本身所具备的永恒性相互缠绕，射精后人空虚得几乎颤抖，感到自己似乎贴近死亡，又对死亡无所惧，这种无惧反而更令人害怕。轻飘飘的。不轻盈。 或者为祖先，为家庭，为高于自我和世俗之事之物，无法过享乐主义的、彻底自利的一生。行走于重负与神恩间，总困扰于意义。 走得或许不总是慢，但不轻松。行路中旅人感谢水，思忖我如何配得上这水的福分。 有些作家有宗教感，即使他们自称无神论者。爱喝酒、不断结婚离婚、渎神的海明威有宗教感。所谓“肮脏现实主义”是个甚至不省事的错误概称，卡佛没有，而理查德福特有强烈的宗教感，他写窥视，是人在光照下臣服。丹尼斯约翰逊写毒品贩子与滥交者，但他几乎是当代美国宗教感最强烈的作家，也是最好的。孙仲旭的遗作，Tobias Wolff的《在北美殉道者花园中》是宗教感几乎满溢出来的书。晚期作品《大教堂》则像卡佛本人的信仰转变，他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开始感觉到教堂的存在不止是线条与石块。最近大家都在看的莉迪亚戴维斯有不易察觉的宗教感，她看到事情的悖谬之处，所谓怪力乱神，譬如，她一篇短小说标题叫《一部短纪录片的构思》，全篇是一句话，“不同食品生产公司的代表试图打开他们自己的包装。” 但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的人物施与如此高度的仔细注意力（care and attention），这种关注和等待是宗教感本身，是奉献。 我曾见朋友们讨论什么是好小说。有朋友区分出伟大的和迷人的两类。我想，所谓伟大小说，是其中有一些“了不起的东西”。它让我们与崇高之间建立关系。像托尔斯泰让皮埃尔望见1812年“巨大而明亮的彗星，正位于圣洁林荫道的上方”。 崇高中有让人恐惧之物。而优美是可爱的。优美也经常仅仅是可爱的。优美愉悦我们。崇高撕开我们。 对崇高感的理解始终是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希腊人Longinus——古代文学批评家——讨论崇高的意义。他赞美雄辩的修辞，但他所谓的修辞并非如今天那样，是与真实对立之物，是炼金术士的骗局。我以为，他所谈的修辞，可以替换成语言的力量。雄辩有力，值得赞美和追求，是因为它具备道德力度，因此Longinus认为奴隶不能成为好的演说家：有道德者方能雄辩，而有道德者需是自由人。就这样，《论崇高》由文学批评开始，半途落实为伦理学著作。Longinus这样夸赞萨福的诗《嫉妒》， “难道你会不为此震惊，她如何能同时唤起灵魂、肉体、耳朵、舌头、眼睛、颜色，就好像它们都异质于她？她是冲突的结合，她同时是热与冷，是在感受之内又在精神之外，她不是恐惧便是面临死境。” 这种极度激情，令人恐惧的，危险的，贴近死的激情，反而具备崇高的力量。就如同荷马描述的暴风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战死者层叠的尸身。崇高因其震撼和改变人的力量，因其强度，令人感到危险。 崇高也令人厌倦。康德早期的小册子《论优美与崇高》（这个小作品本身是优美的，不太是崇高的）这样写，“崇高的情操要比优美的情操更为强而有力，只不过没有优美情操来替换和伴随，崇高的情操就会使人厌倦而不能长久地感到满足。” “对崇高事物的感受，在更强劲地绷紧着灵魂的力量，因此会更快地使人疲倦。” 当优美抚慰人有如一场携带香氛的按摩，崇高则唤起心灵，逼迫改变，它令人慌乱，恐惧，厌倦。面对崇高，人的自然选择是逃走，闭上眼。 甚至可以说，崇高有害生命。 但我想好作品是提升性的写作。这个观点或许老派，但我相信它。Elevation of style，不是鼓舞士气，而是风格的锤炼与提升，在这里，美即是道德。就像我曾经被James Wood的一段回忆打动。“爱情应当是提升性的”，他虔诚的科学家父亲对年轻的James一段玩笑般的恋情说过这样一句严肃的话。文章里的James Wood对此略感厌烦。我还是这样相信的。 刚上大学，我就喜欢上一个法学院男生。这符合高考结束后，即将离开家时我为自己制定的计划。我果然立刻有了喜欢的男生。余下的事则超出了我所能计划的。他回答我，让我去读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者日记》。我读了，意识到恋爱是不崇高的，崇高的惟有克制，克制是在尘土中躬下身去，守住门，门的另一边或有寂静光照，但那不是你所能裁决和指望的，惟有相信寂静光照，躬下身，守住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个法学院学生逐渐把自己变成了一位数学家，在亚热带研究代数几何。我没能把自己逐渐变成一个崇高的人，或者好人，但我想，至少轻浮已经不再是我的弱点，正如他曾经期待的。 这条以克尔凯郭尔开始，经由薇依、维特根斯坦、列维纳斯的路途将到达哪里？在夏天凉爽的晚上，有树影为大地分行。在不易捱过的冬夜，雪是散文愈下愈深。 我仍旧不知道。 那天我们走在湖边。湖水正要冷起来。赶着去十一月的海鸥扇动着急的翅膀。我对你讲《论优美与崇高》。你默然。那是又一件短暂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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