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儿女们

郁达夫的儿女们

佚 名




　　民国时期的文人中，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是冠绝侪辈、有目共赏的。郁达夫一生中与三个女人结缘，共生育子女十一人，现健在六人，而这六个子女分散在六个地方，各有各的人生经历，直到1985年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举办“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的会场，才得以第一次团聚。郁达夫最小的儿子和女儿都已人到中年，竟是第一次与兄姐们谋面，喜极而泣的兄妹激动地拥簇在一起。

　　坎坷长女郁黎民

　　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生育四人：龙儿（早夭）、黎民（现居桂阳）、天民（已逝）、正民（已逝）；和王映霞生育五人：飞（现居美国）、静子（早夭）、云（现居上海）、亮（早夭）、荀（现居昆明）；与何丽有生育两人：大雅（现居香港）、美兰（现居南京）。



　　我采访到的郁黎民、郁云、郁美兰三人，分别为三位夫人所生。采访中郁云对生母王映霞的态度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生于1931年，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在子女中，他长得最像父亲。如今已76岁的他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愿谈及有关王映霞的事情，因为从他记事起，他们母子就不曾往来。



　　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但也因她伤情最重。1940年王在新加坡与郁分手回到国内，两年后嫁给了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巧合的是，同年同月，郁达夫也在印尼和当地侨女何丽有结婚。



　　但郁王所生的三个儿子却因此而命运多舛，开始了四处投奔的颠簸生活。应该说这是王映霞作为母亲的绝情之处，她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却让孩子们流离失所。



　　郁黎民是郁达夫和孙荃所生的长女，生于1925年。孙荃是个少有的才女，因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能够写得一手好诗词。但孙荃不够漂亮，性格又太过柔顺，让追求唯美和浪漫的郁达夫无法深爱。郁移情杭州美女王映霞后，孙荃开始了漫长的隐忍独居的生活，并开始吃素念佛，默默地做了一个旧式婚姻的牺牲者。



　　郁黎民和弟妹们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每晚都围坐在一起自学的习惯。孙荃一面做着手里的活儿，一面敦促着他们学习，有时给他们讲唐诗和《古文观止》。



　　父亲留给郁黎民的温情记忆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名字。“文革”前她叫郁洁民，小名文儿。“这个名字是当年父亲给起的，一是因为我是郁文的女儿(郁达夫名文)，二是他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纯洁公民。”



　　12岁那年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因王映霞在父亲身边，所以她不敢对父亲撒娇。那是1937年的秋天，全国抗战已经爆发，郁达夫早已投身抗战的洪流中。



　　在大时代的巨流中，郁黎民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小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天目山的浙西一中。但战乱年代，为了生活，她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去找工作。她做过青工团的抗日宣传员，做过《民族日报》的校对。1942年的9月1日是记者节，她作为报社成员出席了记者会，就在那次会上，她邂逅了时任二十八军军部秘书的邹陔笙。



　　1944年暑假，她从浙西一中的高师部毕业，便和邹君结婚了。解放后，她随邹君回到他的原籍湖南，被分到桂阳县一中教书。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郁黎民在父亲那栏只写，“父名文，卖文为生。”在这个地处湘南山区的小县城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是大文学家郁达夫的女儿。



　　后来从老家富阳陆续寄来的一些她分得的郁达夫的版税，才使学校知道了她的身份。但这并没给她带来多少荣耀，反倒在“文革”中多了一条罪状———“反动文人的女儿”。



　　此后13年，郁黎民一家开始了被她称为“暗无天日”的生活。1979年，邹君被平反，时已68岁。桂阳一中给夫妇俩补发了12年的工资，他们用这些钱在一处半山坡上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大半生风雨飘摇，如今散步在自己宁静清香的小院，他们终于过上了安稳平定的晚年生活。直到2000年，邹君以89岁的高龄安然离去。

　　遗腹女郁美兰

　　郁美兰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早上出生的。在当时还不知道郁达夫已经被害的情况下，她的母亲———一个毫无文化，只会说印尼话的24岁年轻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身边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她的境遇该是多么令人同情。



　　但郁美兰说：“我虽然是遗腹女，但我的出生却不像父亲所写他自己是‘悲剧的出生’，我觉得我是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的……”



　　1942年2月4日，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在新加坡沦陷前乘船逃往印尼。印尼当时还被日军占领，为安全起见，掩护身份，他们隐姓埋名，分批转移到各个地区，郁达夫化名“赵廉”。但不久后的一次外出中，郁达夫不慎暴露出精通日语，被日本宪兵队胁迫充任了宪兵队翻译。因这个突发的特殊情况，郁达夫将计就计，利用这个翻译身份，做了大量保护同志和华侨的工作。1944年年初，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一个华侨汉奸发现并告密。1945年8月29日这天晚上，郁达夫被一个青年人从家中带出到了一个咖啡店。大约9点左右，一辆小汽车停在了咖啡店门口，里面坐了两个日本人。随后，郁达夫上了那辆汽车，再也没有回来。



　　当得知郁达夫被害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华侨朋友都来到他家里看望孤儿寡母，并送钱送物。何丽有改嫁后，郁美兰兄妹来到雅加达上学，读华文学校，住在蔡清竹家里。1957年蔡回国，定居在厦门，又把郁美兰兄妹托付给他的二女儿接着照管。



　　1960年7月1日，在郁达夫的挚友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亲自关照下，郁美兰兄妹终于回到国内，他们先是被安排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又进入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在学习的五年中，她的生活费大部分由国家负担，1965年她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然而，她上大学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喊口号，贴大字报。郁美兰趁着大串联的机会，跑到海南的“加来”华侨农场，去看望在那里定居的母亲。1960年，因为印尼的“排华”政策，何丽有被安排到这个农场定居。1970年，郁美兰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报效祖国的心愿一直是她心中的一个理想。于是她被分配到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在新疆的十年中，她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爱人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1980年，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将他们夫妇调到了南京，胡序建身兼要职，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郁美兰则先在金陵石化工作了七年，1987年调到了江苏省侨办国外处，直到担任了侨联主席。20年的侨务工作，其实也在实现着郁美兰报效祖国的心愿。

原载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