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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郁达夫决心“上南洋去做海外宣传”，以便动员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12月18日，他就应《星州日报》之邀，偕妻子王映霞携子郁飞离开福州赴新加坡，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繁星》编辑。1939年1月13日，他在该报发表杂文《必胜的信念》中说：“……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个对犯罪者予以惩处的助手。”他仍关注八闽的抗战，曾作《福建的防卫问题》，加以探讨。他编的报纸成为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三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学评论，推动了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动。 1941年冬，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由于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成为星马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并兼任该团所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接着，他又被选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主席。虽然他们积极组织和动员侨胞抗战，但守卫马来亚的英国、印度部队节节败退，又无意固守。新加坡军港和市中心都处在敌人炮火射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等抗委会人士经商议决定撤退。 流亡生活信心不减 1942年2月4日，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人，乘船偷突重围，渡海到新加坡对岸的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稍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小岛望加丽。由于新加坡在15日沦陷，他们的处境仍很危险。所以又撤退到望加丽对岸的保东村，暂时隐蔽下来。 日寇占领新加坡后，恨透了华侨中的抗日分子。特别是像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这样的人物，成为搜捕的重要对象。保东村离新加坡还是很近，于是，他们再转移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那时，苏门答腊也已被日本侵略军所控制。郁达夫开始了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多的流亡生活。他的作品虽然无法发表，但仍写了不少诗。1942年初在流亡途中，他“日成一诗以自遣”；后来在巴爷公务，亦时有所吟，可惜这些诗多散失，经友人收存下来的只有20首。从这些诗看，他的意志并未消沉，内心仍蕴蓄着对祖国的爱和对日寇的恨，仍然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他在《乱离杂诗》中有一首写道：“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首诗写从惊惶到坚定，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改名换姓智斗敌特 郁达夫想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共同抗日的战友。这时，他姓名已改为“赵廉”，原籍浙江也改为福建。他蓄起长胡子，当地人常叫他：“赵胡子”。他想利用曾留学日本这一段经历，以开设日文学校为由，向日军当局弄一张合法的证明书，于是就开始周密地编造自己的履历：赵廉，父亲原籍是福建，后来到日本去经商，他被带到日本去念中学。以后，随父亲来到南洋经商，但这回财产给印尼人抢光了。要求发给证明书的理由就是：现在想找生活出路。皇军来了，一定要推行日本文化，就请准许我来教日文吧。郁达夫反复地背诵自己的新履历，惟恐出漏洞。当他觉得有把握了，就动身到日本在苏门答腊的军政监部那里。郁达夫自我介绍，要求开办日文学校教日文。军政监部的一个科长听到郁达夫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竟相信了他的话，日军确实也要推行日本文化，当即发给一张证书，证明他可以教日文。其实，郁达夫并没有真正开办日文学校，无非是找个护身符。 可是不久，麻烦的事却来了。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镇上一位侨领蔡承达，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交涉一些事情，双方语言不通，蔡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请他临时翻译。当时，苏门答腊的日军十分需要精通日语的译员。距离巴爷公务约30余公里的武吉丁宜有日本宪兵部队，宪兵队长知道“赵廉”是当地惟一通日语的华侨以后，就亲自到巴爷公务，要他到宪兵部去当翻译，抗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郁达夫毫无办法，只好跟他到武吉丁宜去。在当翻译的几个月里，郁达夫始终是以原籍福建的商人出现的。他曾经利用翻译的机会，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抗日分子、华侨和印尼人。有一次，日本宪兵借口高云览用了一张假钞把他抓走，多亏郁达夫设法为之解脱。这些，并未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后来，郁达夫以身患肺病为由，辞去翻译之职。 郁达夫为了进一步隐蔽自己，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持难友们的生活，便和难友们凑集资金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出面当“头家”（老板）。由福建籍的张楚琨当经理。曾在这个厂掩护下当过“寓公”的还有福建作家杨骚和高云览。但单靠酒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难友们的生活，于是又凑钱办起肥皂厂，生产钾皂。名义上仍是郁达夫当老板，高云览（化名高友庆）和胡愈之（化名金子仙）都是伙计。酒销路不错。所以，外界并不怀疑郁达夫不是福建人。郁达夫与王映霞已于1940年在新加坡离婚。为避免日军猜疑他这个“大商人”孤身一人，没有家眷，经多方选择，他由朋友介绍，1943年9月15日，和一位只会说广东台山话和马来话，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广东籍年轻姑娘何丽有（原名陈莲有）结婚。婚前，他在亲自拟定的结婚证书稿子上，再次写上了：“赵廉，原籍：福建”等字。 郁达夫与何丽有结婚后，十分爱护这个比他小25岁的她。1944年7月，儿子大雅（现名大亚）诞生。在当地人看来，这个家庭是美满的。 惨遭杀害后人永志 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加强了在这边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对新加坡文化界很熟悉，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因而使洪根培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答应，因而他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传开后，从新加坡流亡来的文化人纷纷感到不安，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显然已被监视了。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其间，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询；在巴爷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已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做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防不测，他先后两次立下遗嘱。 郁达夫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的遗嘱中写道：“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他对自己牺牲后的财产做了安排。从这份不同寻常的遗嘱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战士形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法西斯却向郁达夫伸出了罪恶之手。8月29日傍晚，郁达夫晚饭后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就回到客厅对朋友说有人找他说点事就回来，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他却从此“失踪”了！他失踪的翌日，女儿美兰诞生。她已见不到父亲了，这是令人感伤的！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才证实：由于郁达夫了解日本宪兵部的许多秘密和罪行，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达夫被害后，胡愈之认为：“他的一生是富丽悲壮的诗史。”并说：“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的诗史，是中国文学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故乡人民为纪念郁达夫和为国殉难的他的胞兄郁华烈士，在富阳鹳山建造了“双烈亭”。上世纪90年代，富阳的一所中学改名为“郁达夫中学”并竖立郁达夫铜像。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前身是郁达夫曾就读过的第八高等学校）建立了“郁达夫文学碑”。人们将永远追怀这位著名爱国作家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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