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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9月17日，郁达夫离开人世，享年49岁，他的死因至今仍是谜团。郁达夫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仍为人们传诵，然而，回首郁达夫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之路，却让人叹惋不已。 在《故人在纸一方》一书中，作家徐海蛟以历史为背景，从汗漫史册中梳理出了细小情节，用文学形式演绎了郁达夫的一生。今天，我们将徐海蛟写郁达夫先生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以示纪念。 岛上的郁达夫 本文节选自《故人在纸一方》 文 | 徐海蛟 1928年2月，早春的西子湖畔大旅社，郁达夫最终抱得美人归——与王映霞成婚。在当时的杭城，这段婚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诗人柳亚子在婚礼上赠诗郁达夫“富春江上神仙侣”。他们俨然在世人艳羡的目光中被描绘成了高出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  尽管一开始郁达夫和王映霞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夫唱妇随，衣食无忧。王映霞在自传里写道：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20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但安定的日子不久长，因为乱世并不安好，也因为郁达夫骨子里像风一样喜爱游荡的性格，当然也因为王映霞绝不是一个低眉顺眼的旧式女子，她喜欢生活里随时出现的新意。 1928年到1933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的最初一段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1933年，他们离开上海，移居杭州。此后郁达夫在杭州盖了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这是他与王映霞的爱巢，郁达夫将它命名为风雨茅庐。那些日子，他真切而强烈地有一种要隐居的心意，醇酒美人，岁月静好，让他迷恋。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总之懒得动。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是想着计划着，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1936年，为了摆脱这种静谧而渐渐失去追求的状态，郁达夫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邀请南下任职。就在这个时期，他的风雨茅庐成了王映霞盛大的舞台，各样社会名流，各种达官贵人纷至沓来，王映霞是众星拱卫的那轮月亮。 远在闽南的郁达夫听到千里外的各种风声如坐针毡。他听说戴笠与王映霞有染，他风闻浙江教育厅长许邵棣“新借得一夫人”，竟然是王映霞。关于王映霞的种种传言让郁达夫几近发疯，他期待能将王映霞留在身旁，他期待生活能远离这么多是非的漩涡。 1938年冬天到来的时候，郁达夫深陷在这样的痛苦里无可自拔。一边他期待王映霞陪在身旁，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一边又管束不住自我的放浪不羁。王映霞是新派女子，自然过不得小妾般从属的生活。而事实上，郁达夫确实有许多令王映霞诟病的地方。他与王映霞成婚的时候，并没有与孙荃女士离婚，这让王映霞多少有些说不出的失意。当然这并不重要，但潜意识里的不悦将成为情感上的暗伤。他经常流连于美酒与女人的欢场，他们的生活聚少离多，而王映霞需要惊艳的浪漫，也需要现世安稳的怀抱。  前者郁达夫可以给，后者郁达夫是给不了的。说白了，像郁达夫这样的男人，他能给的是羽毛般轻飏的风花雪月，能胜任的是浪漫的春花般倏然开落的情人。郁达夫的好友易君佐曾在《我与郁达夫》中写过一个细节： “达夫有一回进安庆城，在一小巷见一杂货店的老板娘坐在门口，尚有几分姿色，便凑过去买针。老板娘拿出一枚针，他不要，他要老板娘头上那枚旧针。安庆城中有旧针治病的习俗，老板娘并未疑心。 “接着达夫要买手帕，老板娘取出新的，他亦不要，要她襟间那片旧的。老板娘觉得十分诧异和尴尬，但看达夫又不像恶人，还是将襟中的旧手帕给了他。达夫得此二物后，欢天喜地地回了学校，跑到自己的卧室用针刺破手指，将血滴在小手帕上放在鼻孔前忘情地嗅。” 痛苦就是这样埋下的，痛苦还会滋长，像肆意的藤蔓植物。王映霞确实是郁达夫的克星，郁达夫确实是王映霞人生旅途中回避不了的一段泥泞。他和她之间是高手过招，没有胜负，两败俱伤。 就在这样的歧路上，郁达夫受到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主编的邀请，要他加盟该报。南洋一下子成了他心里的念想，那热烈如夏天般的土地，那缤纷而洋溢着生机的土地，那热带雨林里湿漉漉的梦都成为一抹晴亮。郁达夫想远走南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期望以这样一种方式远离是非，或许在那遥远的异域天空下，他能与心爱的人儿重拾当初的欢爱。 自此，郁达夫漂洋过海开始了他的天涯羁旅，他走向了新加坡，后来又走向了苏门答腊岛，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他后来的生命就跟岛联系在了一起，岛上的人，是不是更孤独一点？岛上的人，是不是无意间平添了更多宿命般的漂泊感呢？ 南洋之行，并未如郁达夫所愿，郁达夫还是那个郁达夫，王映霞还是那个王映霞，仅凭一点美好的期盼，根本无法改变他们之间越来越水火不容的状态。王映霞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及，郁达夫在南洋的那段生活尤为放诞，他出入妓院酒肆，与歌女合影，与当红舞女同坐黄包车招摇过市，他宿醉、打牌、作乐…… 而王映霞呢，远行并未让她的心找到着落，相反，远离了大陆，觉得一切飘忽得很。当然，重要的是她随郁达夫而来，他却未能成为她坚实的依靠，争执与不合一直都在发生，并且愈演愈烈。 1940年 8月，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婚姻走向破裂，王映霞只身返回大陆，郁达夫在码头送别王映霞，随后写下了“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的诗句。恐怕郁达夫还不知道，十二年的结发夫妻，十二年的分分合合，至此天各一方，永成别离。 王映霞的离去，成为郁达夫内心微妙的分界。他依然过着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但他的心似乎在彻底的幻灭里突然获得了涅槃。那个时期，郁达夫开始深切地关注起时局来，他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由一个职业报人成长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专栏作家。日寇的铁蹄践踏过千里外的祖国，也踩疼了郁达夫的心，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战点燃了大部分中国人的血性。30年代时，郁达夫显然是反对文人卷入纷扰政治与混乱时局的，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为个人的内心坚守，为艺术的纯粹负责，为此，他被左翼作家联盟逐出门户。 到了40年代，在异国，郁达夫有了新认识，国破家亡时，纯粹的文艺是奢侈品，纯粹的艺术家也是根本无法独善其身的。借助报纸的方寸之地，郁达夫用笔为抗战呐喊，短短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几百篇抗日时评与政论文章。这个在文字里一味忧郁而孱弱的书生，这个自在而放浪形骸的文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着自己清晰的方向，他瘦弱的外表下有着坚硬的傲骨。  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新加坡沦陷。2月4日清晨，一群滞留新加坡的文化人开始向各地逃难。郁达夫与王纪元、邵宗汉、胡愈之、张楚琨等十几个人乘坐一艘由小舢板改装的机电船离开了生活三年多的新加坡。至此，原本在印象中安稳的南洋也已成为日军侵略的目标，战火几欲烧遍东南亚每个角落。经过海上的五天漂泊，郁达夫等人到了一个叫望佳丽的小岛，郁达夫在小岛对岸的保东村住了下来。但一个月后，这个小岛也沦陷了，他们分住到离保东村十多里远的海边小村彭鹤岭，紧接着又迁移到了小镇巴爷公务。 那些日子是居无定所的，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周围是茫茫的海，海水的渺茫像漂泊的宿命。郁达夫原本梦想到南洋获得踏实的生活，但乱世里并没有一份踏实的安稳可寻，如何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在晃动的小舢板上，他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浮现起文天祥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巴爷公务是苏门答腊岛西部高原的一个小镇，若不是因为战争，这个小镇面朝大海，并非不是一处可以滋生浪漫情怀的地方。 一处又一处地换，接踵而至的漂泊凌乱让郁达夫疲惫不堪。他看中了巴爷公务这个小地方，要在这里长住下来。尽管郁达夫到巴爷公务不久，日本宪兵队也进驻距离巴爷公务仅三十余公里的武吉丁宜。但郁达夫觉得这似乎并不打紧，他干脆更名赵廉，以另一个人的身份或许能在静默里活下去。 当然，为了生存起见，一群逃难而来的朋友们还想出了谋生之道，大家集资创办了“赵豫记酒厂”，由郁达夫出任酒厂老板。赵豫记酒厂经过大半年的磨合，到了1943年春天，渐渐有了起色。郁达夫是爱酒的，那些日子，他由先前只顾喝酒的人摇身一变而成酿酒的人，那杯中的尤物，现在竟然成了谋生的基础，想想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  他常常在黄昏初临时，坐在赵豫记酒厂前面的一小片院子里。有时与三五朋友小酌，有时对着苍茫的夕阳独自沉醉。那些“赵豫记”自己产的酒，都被郁达夫赋予了一个个好听的名字，口味清淡的叫初恋，口味浓烈的叫仲夏夜。有时候他举起一杯杯新酿的酒，跟自己说，这杯叫映霞，这杯呢，这个口味有点酸，就叫海棠了，第三杯呢，这一杯绮丽而入味，就叫英子了，对，就叫英子。有谁知道呢，这些赋予酒的名字都是郁达夫生命里出现过的女人的名字。 在酒里，郁达夫忘记了羁旅的飘零；在酒里，郁达夫仿佛一次次重回了千万里之外的故乡。酒的柔情似水，也时常让他念起故园富春江畔的潋滟波光。 1943年 5月末的一个早晨，郁达夫去探访当地侨长。进门时，刚好有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来找侨长查问当地华侨情况，双方言语不通。侨长知道这位赵豫记的老板精通日语，便央求郁达夫帮助翻译。宪兵队长听到了一口流利的日语，着实惊诧了。那天早晨侨长与宪兵队长的沟通很顺利，侨长希望日本宪兵队履行的约定，宪兵队长都一一应承下来，只是临走时，他要侨长满足他一个要求，希望能请赵老板到武吉丁宜的宪兵队聊聊。一开始宪兵队长是怀疑郁达夫的身份的，觉得他可能是个间谍。郁达夫告诉他们，自己的父亲是在日本从事古董生意的华人，母亲是日本人。他谈起日本的景点、习俗来如数家珍，少时的旅日经历确实帮了郁达夫的忙，让宪兵队的人对他真伪难辨。弄清了他的身世后，宪兵队长要求郁达夫担任日本宪兵队的翻译，说是要求，其实是要挟，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那是一段怎样的时光呢？我们清楚地知道郁达夫对这突然强加的工作有多么强烈的抗拒，但他又必须不动声色。他是如何面对那些坚硬与凶险的呢？那些日子里，他把作为文人的郁达夫潜藏起来了，只留下一个赵豫记酒厂的老板，留下一个日本宪兵队的小翻译。当然，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他绝不成为恶人，他只是在夹缝里继续存活下去。他努力留给宪兵队一些粗浅印记：喝酒、逛窑子、搜罗一堆闲书，找点男人的乐子。并无野心，亦无抱负。他只是一个为生计奔走的带点颓废色彩的小人物，只是宪兵队员们口中的赵胡子。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韬光养晦，郁达夫给自己蓄了两撇胡子。 他努力做着这个没有薪水的翻译官，又竭力地坚持着绝不助纣为虐的原则。在日本宪兵队审讯无辜的“犯人”时，他有时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窜改供词，以减轻对无辜者的伤害。 郁达夫的翻译官工作持续了七个月时间，别看他活得进退自如，长袖善舞，其实每一日都像是无比漫长的煎熬，他无数次地在心里发誓要逃离武吉丁宜这个魔窟。后来，他结识了萨瓦伦多医院的一个日本医生，才终于想出了逃离宪兵队的办法。他给那个医生献上了一批赵豫记的酒，换得一张肺病的诊断证明，凭借着这张证明，郁达夫才从宪兵队翻译的职位上脱身开来，重获了自由。不久之后，郁达夫与印尼当地姑娘何丽有结了婚。何丽有出身农村，不识字，人质朴纯真，如田边青草。郁达夫觉得这样便很好，他突然向往起安稳的尘世生活，他常常企盼，如果日子这样延续下去，即便平淡无奇，那也是命运的眷顾了。 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许多中国人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里，胜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鸟儿通过电波飞到了遥远的苏门答腊岛。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郁达夫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淤积着的沉重如山的愤懑和压抑，仿佛都随着这个消息突然变得很轻很薄了。但他没有想到，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的生命是孤立无援的，日本投降了，但他们布下的恶并未消散，就像黎明的时辰已到了，黑暗犹在。当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亲人朋友聊天，突然一个土著青年推门而入，把郁达夫叫了出去，大家看到他们站在门口讲了几句话。 随即郁达夫返回客厅，跟朋友们说自己出去下，但没有交代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就匆匆地往门口走去。他连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亲人和朋友们都觉得他是临时出去，会即刻回来。但他们等了一夜，他们又等了一夜，郁达夫就此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人说日本宪兵队最终发现了郁达夫的身份，他是被日本宪兵枪杀的，遗体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山上。也有人说郁达夫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控制的范围，却在转移途中出现意外。也有人说他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不管哪种说法，他都没能走出那孤零零的岛，岛的四周是汪洋大海，水像无穷无尽的孤独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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