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散文的情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让郁达夫一举成名的是他的小说——1921年10月出版的《沉沦》，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郁达夫的散文创作才情往往被小说的盛名所掩盖。郁达夫的散文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真我、本我的再现，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暴露于世。

　　郁达夫的散文风格坦率豪放，感情真挚质朴，不仅量多且质高，体裁多样，有游记、书信、小品、杂文，甚至日记等。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更直接也更内心化的表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情绪、精神和个性”。他的文风，深深影响与带动了当时的文坛。郁达夫不仅对散文这一文体概念做了精辟阐释，对“散文的心”更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做了完美的诠释，其散文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散文创作。

　　个性是散文的生命。成长于“五四”前后的郁达夫，视个性为现代散文的生命。强烈地表现作家的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序言中，郁达夫指出：“个性”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我们不说话不行事则已，若欲说话行事，就不能离反这三种教条，做文章的时候，自然更加要严守着这些古圣昔贤的明训了；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散文的心’”。由古代将目光转入现代，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综观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建的。他不加掩饰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不可告人的、甚至是相当阴暗的一面，所有的一切在他的文字中暴露无遗，从而形成了自己有别于任何人的“个性”。难怪在《郁达夫精选集》的前言中，桑逢康说，在郁达夫的散文中最活跃的人物就是郁达夫自己。郁达夫的散文，完全可以当成他的自传来看，如《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海上》《大风圈外》等篇章，无不透露出自己的彼时的生活状况、思想及行为，是其个性化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文字，这些的文字又比刻意为自己立传显得更率性而为，韵味十足。

　　郁达夫是真男人，他恣肆坦诚，从不回避自己的苦寂、对爱、甚至对性的渴望，对性的描写也几近露骨。在现代作家中，没有谁敢这样将自己最本真的一面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当时，封建思想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时，这样写，等于把自己往道德的反面推，让自己绝迹于主流之外。在《还乡记》《伤感的行旅》《归航》等篇章中，郁达夫写自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娼妓与客人调情……毫无遮遮掩掩的习气，作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说什么，丝毫不考虑道德的约束和压力。

　　在《雪夜》中，郁达夫更是大胆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嫖妓的经历。

　　不仅在当时，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的当下，也没几个真正的作家敢如此这般揭自己的短，而且是揭自己羞于告人的事。郁达夫这种诚恳、不避讳道德的压力的写作，目的是为表现自己的真，强调自己的真。 “作家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彻底坦白，彻底裸露，彻底解放的姿态在散文中描写性爱，使得他的前期散文成为传统散文的一个叛逆……从而把传统散文的和谐优雅撕得粉碎，形成了对传统散文的强烈的冲击波。” 郭沫若也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也正因为郁达夫的真，他才显得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加可爱、亲切，更加有血有肉。

　　郁达夫这种敢为人先，敢为人所不敢为的特殊文风，主要是受日本“私小说”文风的影响。郁达夫早年随长兄郁华奔赴日本，由于此时日本与西方的接触较早，他在日本留学时有机会涉猎大量的俄、德、英、法等国及日本的文学作品，深受到欧洲文学家如鲁索、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人的影响。当然，对其影响最深的还是日本的“私小说”。

　　“私小说”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它偏重身临其境，如游记等的身边杂记式的题材。这也是郁达夫“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序·散文二集》的序言中说：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个性”二字在郁达夫的散文创作中如影随形，也是他散文创作理论及衡量散文优劣的重要杠杆。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郁达夫的散文是最有特色、最有个性的大丈夫散文。

　　为文有个性是大好事，但为文者太有个性，却并非是一件大好事。郁达夫的文章有个性，其人也很有个性。他为人的个性化和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颓废导致其文章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了颓废、甚至消极的气味，他拼命地发泄着自己的人之本能、本性，竭力在病态的生活中满足沉沦的自我。正如有人所说的，“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看一个作家是否是进步的，是否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应仅仅从道德层面考量，而应看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及对普罗大众的爱。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忧患意识，而“五四”以来，这种蛰伏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命题是“五四”时期被视为文化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郁达夫，“启蒙”与“救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形影不离且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有人认为“从早期的‘零余者’之作到后期颇具文人意识的游记，个性与社会性的同一始终是郁式散文立意的一贯特色。郁达夫早期的散文虽有明显的日本‘私小说’印迹，以自我表现为鲜明特色，但恰如日本著名批评家伊藤春夫为代表的日本‘私小说’作家所表现的‘自我’，是于政治之外所发现的‘自我’，是放弃了政治之外的‘自我’，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是逃离了政治的‘世纪末的倦怠’；而以郁达夫作品中的‘自我’，则是社会性的‘自我’。祖国的现状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的作品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倾诉着时代重压下青年的苦闷和反抗。”因此，阅读郁氏早期散文我们才会感到：“他的苦闷、彷徨、自哀、自惭都来自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和社会对‘自我’的弃绝，以及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自我’，是他个性的充分展露，悲剧意识就是他在社会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两难中那抉心自食的哀寞。这份悲苦表现了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的孤寂、苦闷、渴求和彷徨。”

　　在外敌当前、国事日非之际，郁达夫马上从沉沦中醒来，颓废与消极马上被满腔的爱国激情燃烧成灰，继而化为沉沉的爱国之情。1931年12月，郁达夫加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2年2月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战争；1938年12月赴新加坡，开展海外宣传工作；1942年2月4日，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印尼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以经营酒厂为业。由于精通日语，被日本宪兵强征为“通译”。在此期间，郁达夫暗中保护了不少文化人和当地印尼抗日分子与普通群众。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宪兵知道了“赵廉”的真实身份，于8月29日深夜将郁达夫从家中诱骗出郊野秘密杀害。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5年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胡愈之对郁达夫作了高度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苏立军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如果说鲁迅是拿着匕首投枪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勇士，那么抗战时期的郁达夫则是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的战略家。日本侵华战争打响后，郁达夫不仅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而且郁达夫还对敌人的文化侵略有深刻的认识。在《日本的议会政治》《美倭之间》《敌军阀的讳言真象》《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等十余篇中，郁达夫以一个战略家的思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构想。在《敌人的文化侵略》中，郁达夫写道：

　　“他们先要使我们记忆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不同教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

　　在《语言与文字》中，郁达夫提出了富有先见性的建议：

　　“现在，全国正在拼死命，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争血路的这时候，我们所最须努力的，就是使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的两点。这两点倘能完全做到，则中国的统一，决不会破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也就永远不会亡了。”

　　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郁达夫认识到了文化对“启蒙”和“救亡”这两大命题的重要性。如果“中文完全废止”，那么，文化的灭亡，必将带来国家、民族的灭亡。只有将“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中国的民族与国家，才永远不会灭亡。

　　对反法西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郁达夫亦有必胜的信心。在《“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八一三”沪淞抗战的意义》《“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抗战两年来的军事》《粤桂的胜利》《谈轰炸》等几十篇中，郁达夫将这种必胜的信心传达给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在抗战艰苦的年代，他的这些文章，给被战争消磨了意志、对胜利渐渐失去信心的人以鼓励和力量，坚定他们必胜的信心。

　　在《战争论》中，他警告日本人说：“我国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强了十倍。”在《敌我之间》，他写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在《估敌》中他坚定地说：“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

　　郁达夫的这些文章篇篇、句句、字字透折着强烈的精神力量，饱含了他拳拳爱国之心。郁达夫的散文是真男人的散文，是豪气冲天的大丈夫的散文。郁达夫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正如夏衍所言：“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周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