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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轮船公司是属于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旗下的轮船公司。他的创始人约翰·塞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于1871年将家族行号从英国利物浦迁至伦敦。为了和另一家英国旗昌公司在长江航运业上展开竞争，1872年在上海创立了太古轮船公司。“太古”一词原意是“虎狮”。 斯怀尔以36万英镑投股组建太古轮船公司，这笔款项是霍尔特蓝烟囱公司投股资本的2倍以上。1873年4月末起, 太古轮船公司靠租赁一艘轮船“洞庭”号, 已能在上海-汉口间保持每周两次的班船。同时，斯怀尔在英国格拉斯哥订了三艘客轮，又在上海公正轮船公司商谈购买两艘客轮。 1890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股票面值9500英磅 斯怀尔的目光并不在长江下游，那是资本强大的旗昌公司经营多年的地盘，他的视线早就盯着长江中上游。斯怀尔在英国订造的轮船，其中有一艘就叫“宜昌”号。 太古轮船“宜昌”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当“宜昌”号等船到达上海时，太古轮船公司船队的五艘船全部出动，开始了汉口至上海的运营。其时，斯怀尔的“宜昌”号不能开到宜昌——因为宜昌还不是通商口岸。 光绪元年（1875年）初，同治皇帝载淳刚刚驾崩，云南发生了马加里事件。英国政府借此威胁清政府，要求处理我自卫的云南军民，否则要用炮舰说话。当时，年仅5岁的载湉不能理朝，两宫垂帘听政。光绪二年（1876年）9月，懦弱的清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英方强行要求我国增开宜昌（同时还有芜湖、温州、北海等）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不久，太古轮船公司等英商立即在宜昌登陆，开辟了宜昌-上海的航线。 宜昌红星路原太古轮船公司办公楼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在北京签订。该条约中，重庆作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船只，来往宜渝间运货。 太古轮船公司是最早进入川江航运的外国公司之一。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太古、怡和洋行在重庆设立办事机构，经营川江航运。同年5月12日，太古洋行以木船装载黄丝、白蜡出口，此为经川江海关出口第一只挂外国旗的商船。此挂旗船从宜昌返回时，运载着洋油与海带。从此，太古轮船公司开始进入重庆至宜昌运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英国商人立德乐（也译作“立德罗”或“立德”）驾“利川”号首航川江成功，使得英国商人将轮船纷纷投向川江运输。 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内运营最兴盛时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太古轮船公司收买英商隆茂洋行的“隆茂”轮、美商大来洋行的“大来喜”二轮，更名为“万流”与“万通”，行驶川江。此后，太古轮船公司又增加“万县”等7艘轮船投入川江运营，成为川江航运霸主。 太古“万流”（原“隆茂”）轮 太古“万通”（原“大来喜”）轮 太古“万通”轮在重庆 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本性毕露，在万县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九·五”血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帝浪潮。在峡江人民的强大声讨中，英商太古、怡和等外商轮船在川江中停航将近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些外商轮船公司迫不得已，将停运的轮船改往宜汉线、宜沪线运营，英商川江经营受到强大打击。 一年后，太古、怡和等英商纷纷返回川江运营。太古轮船公司为加强川江航运，将“万通”、“万流”、“万县”、“康定”、“金堂”、“嘉定”、“绥定”、“秀山”、“吉安”等大型客轮投入到川江，总吨位在5000吨左右。 太古“万县”轮在宜昌 太古“万县”号（远）与“万流”号（近）在宜昌 太古“嘉定”号 太古“吉安”号 太古“吉安”通过川江搁浅的船只 太古“万”字号多艘在宜昌 太古轮船川江搁浅 太古96号驳船在宜昌 外商在川江运营逐渐强盛之际，是中国民企遭受压制、打击之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们民不聊生。华轮实力微薄，无法与外国轮船公司抗争。在对付华轮运营方面，外商轮船公司竟“一致对华”。他们垄断运输，高抬价格，牟取暴利。并且，外轮在川江上航行横冲直撞，占道抢道，浪翻木船，草菅人命。由于官府、军阀惧怕外国人，外商们更是猖狂一时。直到1930年，民族企业家卢作孚提出“化零为整，统一川江，一致对外”口号，以民生公司为中心成立大轮船公司，挺起了民族企业的脊梁！ 民族企业的崛起，使英太古轮船公司不得不收缩经营范围，迫使他们的经济受到很大打击。中国有句俗话“船破偏遇顶头风”，这对太古轮船公司当时的处境恰如其分。1938年，抗战形势危急，日本沿长江步步入侵。同年11月14日，日本借口军事行动，拒绝欧美商轮在武汉至上海长江沿线行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将在华所有欧美商轮全部交与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接收。至此，英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中下游航运全部停止，仅保留在川江一带的运营。 1938年宜昌大撤退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政府竭力支持，抢运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使政府在抗战中逐渐转危为安。因此，他们也获得了政府的信赖。在后来民族企业与外商的川江航运竞争中，政府大力支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太古轮船公司在宜昌沦陷后，一直经营重庆-三斗坪航线运输多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一月二十日，民生公司邓华益理事长代表川江民族运营商向政府行政院上呈述函，请求政府停止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中的运营。 中国人民对日寇殊死的抗战，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1943年1月11日，时任国民政府的外长宋子文与英驻华薛穆大使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特权之条约》，收回丧失百年的江海航权。英商在华轮船全部停驶，英太古轮船公司只得逐渐将轮船转售给其他华商。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中坐者）与英驻华薛穆大使（前左）在重庆签订新约 重庆民众庆祝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游行 从此，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上销声匿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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