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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岫云亦曾激扬

 红瓦屋图书馆 2015-02-07

虞岫云亦曾激扬

——“故纸札记”之七


  陈学勇
  说虞岫云是位诗人,当然不错的,她留给文坛的唯一著作就是诗集《湖风》。并且整理好第二本诗稿,仍将由现代书局付梓,当时的杂志《现代文学评论》《马来亚》都发了消息,只是出版人因事才出版未果。其实虞岫云也创作小说,当时报刊的“文讯”又报道过她将出版小说集的消息,只是如今知之者甚少。说虞岫云诗歌内容“忧郁”“颓丧”,也大体不差的。一个十八九岁未曾经历多少世事的女孩,患病离家,孤寂地寄居西子湖畔疗养,那种病中少女的“愁滋味”可想而知。鲁迅的《登龙术拾遗》未予点名地讽刺某女诗人“啊呀呀,我悲哀呀!”《鲁迅全集》注释坐实此女诗人指的是虞岫云,她便这样一度不很光彩地被定格于历史记忆。后人以为虞岫云仅此而已,有人说,“这样诉苦叹愁的一个小姐,正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似的”。今日再提及虞岫云若还以为仅此而已,那就不能不说有点冤屈她了。
  出版于一九三零年的薄薄一册《湖风》并非虞岫云创作的全部,单以《湖风》来论定这位女诗人,必定会以偏概全。她的若干集外诗歌,不是一味蹲在湖边自怜,也曾看湖外的世间辛酸、云际变幻。代跋的《后面要写的几句话》里她已自省:“近来我也很想写些有生气的东西,几月来鼓着勇气来写,结果总是失望的走入旧路,即使写成,也好似含着眼泪装着苦笑。”此话或许是诗人自谦,或许此时她暂未摆脱欲转变却尚不自如的窘况。很快她真正地激扬起来,《寒夜之声》大概可以验证:
  凶暴无忌的北风,刮着那阴冷的雪花。紧逼着暗淡的路灯,抑塞着凄惨的长巷,满显了冬之夜底脸貌的狰狞!在这死沉的包围中,远处送来了苦力们叫喊的声音——庞大的车轮,转动着古和今的运命。银白的雪地,深刻着潮和汗的足印。高楼上拥着锦被的人憎恨他们这扰梦的呼声,长檐下吃饱了的狗也惊吠着他们的形影。努力呀!“杭!育!”莫顾风雪的猛烈,黑暗的欺凌。你且听!那无私的晨鸡正在高呼了:“是神圣者的脚啊!才能踏破社会的不平!”“是神圣者的血啊!才能放出世界的光明!”
  这般高亢的诗情足以见出,人称“忧郁的女诗人”,诗风上也不尽是“我悲哀呀”,确有过“金刚怒目”的一面,且不只是偶一为之。再录一首《过渡时代的牺牲》:
  在黑夜沉沉的东海之滨,幽囚着无数被运命判决□的牺牲。几千年来宗法社会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可怜的她们;她们由凄惨的呼声渐渐地激成狂大的吼叫。这狂大的吼叫啊,曾震破了那壁“礼教”的牢狱之门。这凄惨的呼声啊,曾惊醒了那般美梦正酣的人。虽然,这牢狱之门模糊不清,在星光下还显着黄金似的的运命,但,已掩蔽不了那历久残杀的血腥。企望这罪恶的全部摧毁,只待东方再现着光明;可怜的她们啊,喊破了喉咙,爆裂了心胸,在这漫漫的长夜里,只做了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此外如《胜利》,如《一匹战马》,看题目便可想见决非“啊呀呀,我悲哀呀”一流。《赠SS女士》勉励友人:“努力!别走向那颓丧的路去!若不怕那荆棘刺出了血,也得能走到峻险高山之顶,奋勇,向前,尽你的力!”(诗中一节)即使悼念诗篇,写给徐志摩这样柔情似水的文人,全诗虽短短八行,竟同样显示出高亢昂扬气概:
  原野布满了狂风,
  狂风吹起了灰尘:
  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
  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
  关外布满了马蹄,
  马蹄踏断了草颈。
  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
  我们在需要一个诗人!
  比起同时期一些名家悼徐的诗篇,包括男性诗人的作品,虞岫云要胜几分豪气。无须再引,这类诗歌集中来阅读,还能说她只“诉苦叹愁”么。你可以苛求它空乏,浅薄,然而不应否认一个青年的正直,善良,真诚向往人间的善与美。她摊到了富商巨贾的祖父,哪里算她的错。身居豪宅而不耽声色犬马,怀一颗文艺之心,吟咏真善美,倒正是她的可取处。
  至于《湖风》里的忧郁,曾遭人“失恋”的猜测,女诗人则明确否认。她的解释是,那些颓丧作品,“都是为了我那最爱我的祖母逝世而写成的”。后人有说忧郁正是她湖畔养病所致,这真是不易排除的原因。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潜因素可能是,她的一位高小同窗,本身体强健,不料患伤寒症骤然病故。虞岫云作《哭张君芝芬文》说:“一时思想便转入悲观,觉得人生实在空虚。芝芬啊,你落得如此结果,真足以令我怀疑人生、诅咒人生不置!”那时虞岫云刚是六年级小学生。这大概是她首次经历人生无常,精神戕害厉害。所以,不该笑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为文艺青年,忧郁确系情感流露,她无非夸饰了杯水风波,毕竟不是完全无波。
  虞岫云好像也填过旧体词,至少有过一首《浣溪沙》,惜未得寓目。她早慧,文采竞秀的《哭张君芝芬文》出自十三四岁女孩,实在难得。早慧的女孩不少,成大器的不多。日后虞岫云人生毕竟超越不过豪宅深院,纵然不乏现代都市的社会活动,但来去车马,结交不外豪绅富贵。她的生活体验仍极为有限,贫乏生活尚能支持写些短诗,对于需要较多生活积累的小说体裁,捉襟见肘是难免的了。虞岫云短篇小说,较之她的诗歌,内容反而格外“忧郁”,不出乎思亲、失恋的伤感。艺术上,她大概不大分得清散文和小说的区别,不知两者不是一种体裁。有些散文,所写不是她的经历,虽然那份情感是她的。有些标作小说的作品,其实只能算是散文。笔墨仍重在直接抒发情感,感受未必不真切,但无力摄取生活场景或细节以支持。小说不可少的描景状物,又缺乏独特的观察、体验,仿佛他人不成功的小说的摹写,未脱学生腔。当然小说不妨散文化,虞岫云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说句刻薄话,不知虞岫云小说也罢。
  虞岫云与曾今可过从匪浅,许多作品在曾的刊物上发表,曾也卖劲为之宣传。虞岫云订婚之际,曾今可赋词《好事近》公开披载:“喜讯到寒窗,闻到佳期将近;美满姻缘如此,应是前世料定!春深似海百花开,鸳鸯约同命;花好月圆人同寿,长看双双影。”词写得并不高明,只是应酬之作,表其殷勤而已。除显露他们的亲近,读者并无所得。虞岫云夫君陈宪谟系财会专家,但积极投身早期话剧运动,与虞岫云同台演出过《威尼斯商人》,不知是否由此结下了良缘。似乎婚后女诗人诗性尽失,成为文坛匆匆过客。到一九八零年春虞岫云题签《湖风》送人,敝帚自珍亦人之常情。总体而言,虞岫云的创作实绩不副其一度享有的声誉,而那声誉之得显然和曾今可大力鼓吹相关。鲁迅厌恶曾今可,曾、虞近乎,难说不正是这点引发鲁迅不快,于是顺带讥讽,女诗人做了失火城门下的池鱼。传闻“一九三四”年虞岫云与鲁迅都出席了赵景深设于中华饭店的婚礼,给人以两人曾有一晤的印象;还说与席的有沈从文等。此传闻似不大靠谱。那天鲁迅日记有记:“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年份在一九三零年;谓留饭,看来不像在饭店;沈从文与鲁迅早有嫌隙,更不可能安排他们同席;虞岫云躬逢的可能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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