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汉代砖文书法研究(一)

文／刘明科

［摘要］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上承先秦古文，下启隶楷八分，诸种书体在这一时期孕育、演变、发展、成形。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分水岭。过去，由于受出土文物资料的限制，许多关于“隶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直纠缠不清。比如隶书与八分的区别，楷书的产生等问题。尽管二十世纪以来有大批汉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墨迹实物资料，使我们能较为清晰的看到汉代书体演变发展的轨迹，但仅仅以汉简而论，它还构不成一部完整的书法史。近年来，汉砖的大量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重要的书法实物资料，是继石刻简牍之后研究汉代书法又一新的视角。而且，无论从出土数量还是书体面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主要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这恰恰也弥补了简牍石刻等书法遗迹中规范正体的不足，对我们研究汉代书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汉代砖文的研究很多，大多只是停留在汉砖的文字内容、书体风格、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等方面，也有关于汉字“隶变”的论述，多为零散的局部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去把握汉代书体演变的规律。本人在阅读大量前人的著述之后，又通过实地考察，将砖文与汉代同时期其它不同载体的文字作比较，进而从宏观的角度上对汉代书法进行整体把握，又从微观的角度对砖文书法进行深入研究。使汉代砖文的书法价值得到体现，同时也对汉代书法在“隶变”过程中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的书法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使之更为清晰。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砖文概述。主要从砖文的产生、形制特点、砖文的分类及风格特点进行阐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砖的存在状态进行归纳整理，力求详尽地展示汉砖的整体风貌。第二部分是将汉砖文与同时期不同载体的文字作比较。如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上面的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点，进而看清汉代书体的真面目。第三部分是由汉代砖文看汉代书体的演变，主要从篆书、隶书、章草、行书、楷书、草书等书体逐个分析论证，得出汉代书体多元复线发展的模式，纠正了前人由篆到隶，由隶至草，草又发展为行，行又演变为楷的单线发展模式这一错误观点。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汉代砖文对后世书法的影响，主要从砖文对后世篆刻的影响和对当今书坛创作的影响两方面展开论述。发掘汉代砖文对后世书法的借鉴作用，从而更深入地也更全面地认识汉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居的重要地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立足砖文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与同时期不同载体材料上的文字进行比较，进而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拓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新审视，提出自己的创见。最主要的是通过砖文看汉代书体的演变，提出汉代书体多元并存的复线发展模式，而其发展的内在原因是正草关系的变化。从而对前人提出的书法直线发展模式进行辨证。对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书体演变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更凸显了砖文存在的价值。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文中提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迹档册。”并且在《古史新证》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为证据来进行历史研究。［1］陈寅恪先生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两汉砖文无疑是这种新材料、新发现。是继石刻简牍之后数量最大的书法资料。砖文的出土不仅对研究两汉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据，而且在书法史上也填补了“前汉无碑”的空白，为研究汉代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对汉代砖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砖文多出自民间，代表着下层社会的书写风气，也最能反映出当时书法在民间使用的真实状态。它不像歌功颂德的碑刻那样规范统一，也不如墨迹简牍书法的端庄秀丽，他只是无拘无束地展示着下层劳动人民那稚拙天真的意趣，与官方正体是另一种不同的风貌。我们所见到的汉代砖文大多随意挥洒，极少约束。也正因为如此，在书写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研究汉代书体的演变上也最具有代表性。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汉代砖文的研究也很多，但大多数是零散的，局域性的。或者就一方面论述较为深刻，而其它方面还较为欠缺，还不够完善。但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远。对此，也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

（一）民国前有关砖文的研究情况

早期的金石学研究主要以石刻铜器铭文为主，对砖文的重视程度不高。就目前所知道的有关砖文的记载是宋代洪适的《隶续》，共收录东汉时期的永初、建初等五件砖文。赵明诚的《金石录》当中也有部分记录。清代金石学兴起，尤其是乾嘉学派之后，随着砖文出土数量的增加，砖文书法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出现了大量的砖文著录。比如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共收录汉晋年间砖文170余种。以纪年砖为主，其中收录《元凤砖》等汉砖8种，并且按时间先后排序，每件在标题上写明书体风格、尺寸、出土地点、文字内容以及各家评语和按语。陆增祥在金石学上的成就无可厚非，但由于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八琼室金石补正》图像与原拓存在失真问题，材料质量不高。另一部重要的砖文著作是《千甓亭古砖图释》，为浙江归安人陆心源在光绪十七年(1819年)完成。全书共收录了古砖1320余块，其中两汉砖43件。书中还辑录了一些“古篆花纹”和“奇字砖”等。《千甓亭古砖图释》采取石印刊行，原拓影印。比刻本图像更为清晰、真实。但他所收录的砖文多为个人收藏，内容有限。主要停留在搜罗汇集阶段。虽有研究，不过是考据注释之类。对砖文书法艺术以及书体演变等问题少有涉及。

公元1909年，有《神州国光集》一书，但只是简单地发表一些刑徒砖拓本，还算不上什么科学研究。晚晴大臣端方所著的《陶斋藏砖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收录刻字砖的著录。共收砖124块，其中汉代刑徒墓砖113块，其中包括墓志、题记、镇墓文、瓦当、陶文等。

民国时期四川《新繁县志·金石》卷三十一对著名的《二十四字汉砖》有所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全皆阳文，篆法方整。此砖应为汉代出土字砖中最精美和最大的一方。

（二）民国以后有关砖文研究的著述

公元1917年罗振玉著录的《恒农砖录》，清末出土的大量刑徒砖被收录其中。但对刑徒砖的真实出土地点存在着错误。

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对砖文资料进行详实的统计和考释，并且包含了散存于社会其他地方的有关东汉刑徒砖志的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也是研究秦汉瓦当砖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1962年至1963年间他又发表了《吕不韦戈的“寺工”，洛阳刑徒墓砖“无任”两名词的释义》和《东汉“吾阳成”墓砖释义》两篇文章。轰动了中外史学界，但他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基本没有。

许景元、李淼著的《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是第一篇涉及刑徒砖文书法特色的文章。对汉代的刑徒制度、姓氏、习俗、行政区域划分等做了总结。并阐明了由于契刻材料的不同而形成不同风格的书法，这是从艺术而非从技术角度来审视刑徒砖名书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池茹崧、潘德熙的《从亳县曹墓志砖窥测东汉书法之一斑》和李灿的《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和王远的《曹操宗族墓书法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看汉代书体的分类和风格特征，并对书体演变有简要的论述，但不够全面。

陈道义《汉代的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文化阐释》，从笔画的姿势，结构形态和整体意识三方面论述了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并且举出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砖文图例。

高文《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序》收录了“五凤年砖”至“永汉二年”分散在各地的39块砖，对地名砖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和说明。

安康博物馆的《安康地区汉魏南北朝时期墓砖》对陕西安康地区发现的汉魏六朝砖室墓葬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指出铭文砖不仅是考古研究中判定墓葬年代和遗址的重要证据，并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海内皆臣”，“单于和亲”，“富贵昌”，“长乐未央”等著名汉砖进行了简单的阐释。

王镛、李淼著的《中国古代砖文概说》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阐述了汉代砖文的书体、笔法演变等问题。并从砖文的产生、发展、内容、形式、出土情况等方面展开论述。全书围绕民间书法的框架来写，肯定字砖作为民间书法的属性。是历来砖文研究著述中较为全面的。王镛的另一篇文章《汉晋书法艺术》第一次从书法审美的角度对汉代砖文进行论述。指出砖文书法“稚拙天真”的特点，是一条与文人书法相异的审美路线。

丛文俊先生的《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审美的问题》以金石书体考察为主线，将汉代出土金石砖瓦分类整理，全面讨论了它们在书法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开启了汉砖在史学上的研究。是迄今唯一论述前汉吉语砖和纪年砖书体考证问题的文章，具有较高的价值。

先期学者们对汉代砖文进行的研究著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代书法奠定了基础。而从这些著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砖文为研究汉代书体和笔法演变提供了实物材料证据。在反映汉代诸体并存现象方面，同时期的其他书法遗迹如碑刻、简牍、玺印等，都远远比不上砖文。同时，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真、行、草形成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再则，砖文书法无拘无束，稚拙天真的意趣也多为后世书家借鉴。（未完）

刘明科，1984年生，河南省漯河市人，2012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师从赵振乾教授，主攻篆隶，并在书法理论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理论论文曾发表于《中国书法》、《大众文艺》等杂志，其作品也在省级国家级赛事中获奖。现任教于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