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节选](二)文/刘明科

2019-05-16  老休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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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节选](二)

文/刘明科

(一)民国前有关砖文的研究情况

   早期的金石学研究主要以石刻铜器铭文为主,对砖文的重视程度不高。就目前所知道的有关砖文的记载是宋代洪适的《隶续》,共收录东汉时期的永初、建初等五件砖文。赵明诚的《金石录》当中也有部分记录。清代金石学兴起,尤其是乾嘉学派之后,随着砖文出土数量的增加,砖文书法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出现了大量的砖文著录。比如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共收录汉晋年间砖文170余种。以纪年砖为主,其中收录《元凤砖》等汉砖8种,并且按时间先后排序,每件在标题上写明书体风格、尺寸、出土地点、文字内容以及各家评语和按语。陆增祥在金石学上的成就无可厚非,但由于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八琼室金石补正》图像与原拓存在失真问题,材料质量不高。另一部重要的砖文著作是《千甓亭古砖图释》,为浙江归安人陆心源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成。全书共收录了古砖1320余块,其中两汉砖43块。书中还辑录了一些“古篆花纹”和“奇字砖”等。《千甓亭古砖图释》采取石印刊行,原拓影印。比刻本图像更为清晰、真实。但他所收录的砖文多为个人收藏,内容有限。主要停留在搜罗汇集阶段。虽有研究,不过是考据注释之类。对砖文书法艺术以及书体演变等问题少有涉及。

   公元1909年,有《神州国光集》一书,但只是简单地发表一些刑徒砖拓本,还算不上什么科学研究。晚晴大臣端方所著的《陶斋藏砖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收录刻字砖的著录。共收砖124块,其中汉代刑徒墓砖113块,其中包括墓志、题记、镇墓文、瓦当、陶文等。

   民国时期四川《新繁县志·金石》卷三十一对著名的《二十四字汉砖》有所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全皆阳文,篆法方整。此砖应为汉代出土字砖中最精美和最大的一方。

(二)民国以后有关砖文研究的著述

   1917年罗振玉著录的《恒农砖录》,清末出土的大量刑徒砖被收录其中。但对刑徒砖的记录存在着错误。

   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对砖文资料进行翔实的统计和考释,并且包含了散存于社会其他地方的有关东汉刑徒砖志的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也是研究秦汉瓦当砖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1962年至1963年间、他又发表了《吕不韦戈的“寺工”,洛阳刑徒墓砖“无任”两名词的释义》和《东汉“吾阳成”墓砖释义》两篇文章,轰动了中外史学界。但他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基本没有。

   许景元、李淼著的《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是第一篇涉及刑徒砖文书法特色的文章。对汉代的刑徒制度、姓氏、习俗、行政区域划分等作了总结,并阐明了由于契刻材料的不同而形成不同风格的书法。这是从艺术而非从技术角度来审视刑徒砖名书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池茹崧、潘德熙的《从亳县曹墓志砖窥测东汉书法之一斑》和李灿的《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和王远的《曹操宗族墓书法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看汉代书体的分类和风格特征,并对书体演变有简要的论述,但不够全面。

   陈道义《汉代的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文化阐释》,从笔画的姿势、结构形态和整体意识三方面论述了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并且举出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砖文图例。

   高文《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序》收录了“五凤年砖”至“永汉二年”分散在各地的39块砖,对地名砖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和说明。

   安康博物馆的《安康地区汉魏南北朝时期墓砖》对陕西安康地区发现的汉魏六朝砖室墓葬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指出铭文砖不仅是考古研究中判定墓葬年代和遗址的重要证据,并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海内皆臣”“单于和亲”“富贵昌”“长乐未央”等著名汉砖进行了简单的阐释。

   王镛、李淼著的《中国古代砖文概说》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阐述了汉代砖文的书体、笔法演变等问题,并从砖文的产生、发展、内容、形式、出土情况等方面展开论述。全书围绕民间书法的框架来写,肯定字砖作为民间书法的属性,是历来砖文研究著述中较为全面的。王镛的另一篇文章《汉晋书法艺术》第一次从书法审美的角度对汉代砖文进行论述,指出砖文书法“稚拙天真”的特点,是一条与文人书法相异的审美路线。

   丛文俊先生的《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审美的问题》以金石书体考察为主线,将汉代出土金石砖瓦分类整理,全面讨论了它们在书法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开启了汉砖在史学上的研究。是迄今唯一论述前汉吉语砖和纪年砖书体考证问题的文章,具有较高的价值。

   先期学者们对汉代砖文进行的研究著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代书法奠定了基础。而从这些著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砖文为研究汉代书体和笔法演变提供了实物材料证据。在反映汉代诸体并存现象方面,同时期的其他书法遗迹如碑刻、简牍、玺印等,都远远比不上砖文。同时,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真、行、草形成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再则,砖文书法无拘无束、稚拙天真的意趣也多为后世书家所借鉴。

——(本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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