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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并明确了“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同时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和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六项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关于法治概念的厘定、法治与党的领导、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法治与自治、法治与人情等相关概念的梳理和论证，更是重大理论创新中的亮点所在。 此“法治”非彼“法治” 【全会公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亮点解读】曾经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法治”，事实上包含了两种不同意义的“法治”。一种是纯粹的西方式民主法治，另一种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从理论上明确了我们正在着力建设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法治，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在于维护人民权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推进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 【全会公报】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亮点解读】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社会中经常有人故意提出 “法大”还是“党大”的伪命题，人为地将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故意制造出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即“坚持党的领导就不是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就不能强调党的领导”，进而妄想借题发挥否定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理论上论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任何的法治国家都是有领导集体的，没有哪个国家是在一盘散沙的割据或混乱状态下实现法治的。今天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还创新性地指出，依法执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二是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同时，《决定》还明确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全面推进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较之普通公民，党员的行为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更要受到党内法规的调整。党内党外双重规范的严格性和党员个人带头学法守法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集体的法治先进性。 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 【全会公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亮点解读】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新概念，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依法治国涵盖了从科学立法到严格执法、到公正司法、再到全民守法的全过程。依法治国体现为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的综合之治，而绝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的完备只是法治体系完备的前提条件，只是法治体系的一部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与自治 【全会公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亮点解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了“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提法，其实质是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范畴，将社会主体依民间习惯的“自治”提升至国家“法治”的层次，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习俗自治与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性。全会的这种理论创新既体现了对市民社会的人文关怀，又体现了以史为鉴的情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仅仅是执政层面的安全稳定，更是基层社会的安全稳定，是百姓民生的安全稳定。 今天的法治，是 “依法而治”，非“以法而治”。“依法而治”是让法治思维成为执政者的首要理念，是将强大的国家权力装入法律制度的笼子，使执政行为具有合法性。与此同时，“依法而治”还要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只有将执政层面的依法而治与社会层面的习惯自治相统一，才能真正使全体公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法治与人情 【全会公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亮点解读】人情是中国社会传统法律文化里的重要元素，人情既有温情脉脉的正能量的一面，也有干扰司法影响公正的负面效应。中国古代的“情理法”制度设计，立法条文本身就蕴含着对人情的价值判断，追求“结果正义”是正能量的表现，而不问执法程序公正与否则是其负效应的体现。这种法律文化的传统留给当代的最大问题就是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办人情案。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公正成为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决定》指出，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要尽快完善，司法行为必须得到规范，同时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此外，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批示问题，要求必须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同时，必须保障人民群众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的参与权，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以法治公正取代人情裁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理论上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质，创新性地提出了法治体系建设的概念，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真切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具体改革举措，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法治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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