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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濮阳之黄河之殇

2015-02-11  文化龙乡

濮阳古称帝丘。相传,“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曾建都帝丘(在今濮阳西南),史称“颛顼之墟”。春秋时期,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帝丘成为卫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濮阳之名始于战国,因位于濮水之阳而得名。公元前242年,秦在此置东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改置澶州。金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改澶州为开州。明清仍称开州,民国二年(1913年),曾改开州为开县,但因与四川、贵州两省的开县重名,1914年1月复称濮阳县。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但黄河的多次决口改道也给濮阳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黄河决口的现状

流离失所的灾民

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下游第一次大改道后,始从濮阳境穿过。黄河今自新乡市长垣县何寨村东入濮阳,流经濮阳县、范县、台前县的县南界,由台前县张庄村出境,境内河道长168公里,流域面积2278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54%。

 

历史上,濮阳黄河河道淤积严重,决溢改道频繁,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最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在黄河下游26次大的改道中,决口地点直接发生在濮阳境内的就有6次,占近四分之一。


一、 宿胥口决徙——濮阳黄河诞生


周定王五年以前的黄河河道,史称禹河故道。《黄河水利史述要》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等书,依据有关文献和现代考古成果分析认为,其下游经行自黄河中下游分界处郑州桃花峪一带折向东北,穿过豫北、冀南的漳水,汇入河北境内的大陆泽后,分多支流向渤海。

济水的分支——濮水,为该时期流经濮阳地区的主要河流。根据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濮水从现在的封丘县城西南分出后,大致沿今天的天然渠走向,至长垣县赵堤,又沿回木沟走向进入濮阳境,再折东北横穿现濮阳县、范县,东入山东境后重新汇入济水。


濮水于濮阳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历史上,它既孕育了濮阳、城濮(濮城)、临濮、濮州、咸、洮等一批城镇,又孕育了濮和濮阳两个姓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支古老部族——濮人、百濮,更孕育了开濮阳文化之先河的“桑间濮上”、“卫风新声”。


周定王五年,宿胥口河决,黄河下游发生首次大的改道,形成西汉故道。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按《水经?河水》记载,大致经今河南滑县、濮阳、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同时,在濮阳黄河主河道的左岸还有一条较大的分支——漯水。它从今南乐北分水,经山东省的莘县西、聊城西、茌平西,至禹城南向东,济阳以下略近于现今的黄河,在滨县一带入海。按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重修的《开州志》称,行经濮阳的西汉故道为:自滑县流入,北过小屯庄、张家庄、聂?村等,经戚城西转而东北入清丰、南乐。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濮阳黄河河道变化不大。

西汉文帝后,黄河下游决溢灾害加重,至东汉初又相继发生了4次大的改道,其中有三次发生地在濮阳境。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在今濮阳西南)并导致大的改道。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夺淮入海,使梁、楚(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受灾。汉武帝在接到灾情报告后,当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但因水势凶猛,堵而复决。此后,在丞相田?的阻挠下,未再堵塞,致使黄河泛滥达20余年之久。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汲仁、郭昌帅数万军民再次堵塞决口,并亲临现场指挥,“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示治河的决心。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堵口成功。汉武帝为此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用以纪念。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亦亲身经历了瓠子堵口。他深深地为瓠子堵口的壮观场面和汉武帝《瓠子》悲壮诗句所感动,认为水之利害于人类发展太重要了,并成就了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河渠书》。

《濮阳河上记》


堵塞之后,“道河北行二渠”,回归了20多年前的河道,为黄河第三次大改道。


此后百余年,濮阳以下河道变迁频繁,其中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清河郡灵县鸣犊口河决(在今高唐县南)被列为黄河的第四次大改道。


平帝时,黄河在今荥阳境内再次发生剧烈变化,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堤岸严重坍塌,以致于进一步发展成黄河、济水、汴水各支派乱流的险恶局面。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再次在濮阳决口,“泛清河以东数郡”。王莽认为,河水东去,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附近)的祖坟就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了,不予堵塞,导致了第五次大改道的发生。

《历代黄河变迁图考》

进入东汉后,黄河下游的灾患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恶化。河道逐步向南侵蚀、蔓延,黄河、淮河间数十个县则被严重泛滥的洪水所淹没。面对如此严重的黄河灾患,光武帝刘秀也曾一度有意治理,但因当时尚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而作罢。明帝执政后,在泛区民众的纷纷指责下,也酝酿要治理,只是因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未能及时动手。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决定修治,并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活动。


王景治河后形成的东汉故道,在濮阳以下大约走东郡和济阴郡北部,然后经济北、平原,由千乘入海。这条河道因入海流程短,比降陡,穿行于相对低洼的地带,加之黄河下游仍有汴水、济水、濮水、漯水等许多分支,还有许多湖泽和旧的河道分滞洪水和泥沙,黄河决溢灾害明显减少,出现了长达近千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据《开州志》记载,东汉故道在濮阳境的流路为:“自滑县入,东行汇为黄龙潭,又东过州城南门,至清河店西,折东北经临河故城,转而西北过田村等庄,又转而东北至孙固城入清丰。”


至五代,黄河决溢日趋频繁。在该时期的54年间,有明文记载的黄河决溢年份就达18年,决溢多达三四十处,并导致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黄河在阳谷发生第六次大改道。


二、 频繁决口——剧烈变化下的宋代濮阳黄河


北宋时期,濮阳一度成为北辅,即保卫京师和河朔安全的屏障,为“北门锁钥”。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兵临澶州。在寇准的力谏下,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宋以少胜多,大败辽兵。辽军战败求和,双方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此后百余年,宋、辽战事缓和,濮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以较快发展。纺织业发展更快,成为宋代“衣被天下”的地方。至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 濮阳人口已回升到817万。


然而,黄河却不安宁。行河近千年的“东汉故道”这时已进入晚期,河床淤积严重,加之当权者“以河代兵”的军事需要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黄河决溢严重,河道变迁剧烈。据统计,在北宋王朝统治的167年间,黄河下游决溢年份达66年,决口165处,几乎平均每年就发生一次;大的改道有6次,占黄河有史以来26次大改道的近五分之一。迁徙、改道之频繁,可谓创黄河有史以来的记录,为黄河改道最多的时期之一。而濮阳则为这一时期黄河决口泛滥的重灾区,决溢年份多达29年,决口30处,并直接导致黄河下游两次大的改道。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在今滑县决口,洪水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三十二。”决口后,宋真宗赵恒“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知之”,于次年二月堵塞了决口。四个月后,黄河再次在该县境内决口,造成第七次大改道。改道的黄河于此折向东南,由泗水合淮水注入黄海。


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在今马颊河以南地区形成一条新河。这条河道大致沿河南清丰、南乐,东北流经山东聊城、高唐,至平原下分游、金、赤三河,经今惠民、滨县以北入海。由于“久不复塞”,导致黄河第八次大改道的发生,史称横陇河道。


横陇河道仅行河14年,河槽便全面淤塞,“河势高民屋殆逾丈”。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在横陇埽上游的商胡埽(今濮阳市东北)决口,发生了历史上第九次大的迁徙——商胡改道。改道后的黄河由今河北大名入卫河,经今馆陶、临清、景县、东光、南皮,到沧州汇漳河,由青县、天津入海。其下游所经,因位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所行的河道以北。宋人称这次改流的河道为“北流”。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北宋王朝出于统治需要,曾三次堵口回河东流归故,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黄河在内黄县小吴埽决口,经抢修堵塞了决口。次年四月,小吴埽又一次大决,黄河北流入御河,“经乾宁军(今河北青州)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形成一条新河,称小吴北流”。小吴北流大致流路起自今内黄县南小吴村,北经内黄、清丰、南乐等县,北入河北大名、馆陶、丘县、威县、临清、清河、南宫、冀县、枣强、交河等县、市,至南皮县合入御河,北流至独流口会界河东入于海。


宋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阻止金兵南进,东京(今开封市)留守杜充在今浚县、滑县一带决开黄河。泛水经今延津、长垣、东明等地入梁山泊,由泗入淮。这次人为的决河,并未能够阻止金兵的南进,却给下游人民再一次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自此开始,黄河长期南泛入淮,有着1700多年行河经历的濮阳亦因此而长期远离黄河。


三、 铜瓦厢改道——黄河再穿濮阳境


进入金、元两朝,黄河下游河道极不稳定,变迁频繁,在今河南境内常多股并流。如金大定年间,黄河主流经今荥阳、新乡、卫辉、长垣、东明、定陶、虞城、徐州等地,汇泗入淮。另外还有两支:一支经濮阳、郓城、嘉祥、沛县至徐州合主流入淮;一支由延津经封丘、开封、杞县、虞城等地,与主流会合入淮。至元代,黄河继续在今河道以南夺淮入海。初期,仍分三支入淮,一股沿涡水与淮河相会,一股经今商丘、徐州,会泗入淮,另一股夺颖水入淮。此后,黄河主流逐渐北趋,除以上三条河道外,又在今开封、商丘以北濮阳、长垣、东明一带出现了一条新河。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黄河主流已基本不再穿濮阳境而过。
明代前期的百余年中,受当权者“治河保漕”方策的影响,河患频繁,且多发生在河南境内,尤其集中于开封上下。河道乱,变迁多,忽南忽北,极不稳定。黄河大部分时间夺淮流入黄海,少部分东北流经今山东阳谷穿运河注入渤海。濮阳多以穿境而过的黄河支岔或决口泛滥之水为主。如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在新乡八柳树决口,分为三支。其中一支“自新乡八柳树,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窥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 在这一时期,为确保运河漕运畅通,多次在北岸修筑大堤,尽量使黄河南流,以接济徐、淮之间的运河,同时在南岸多开支河,以分流黄河水势。至弘治年间,河南境内的北岸堤防逐步形成,随后南岸也修筑了堤防,而黄河由颖入淮的河道也在嘉靖初逐渐淤塞,从而导致明代后期的河患下移,主要集中在今山东曹县、单县和江苏沛县、徐州等地,河南境内的决口已较少出现。黄河进一步远离濮阳。


至清代,黄河仍走明末故道。“由开封兰、仪(今兰考境)、商(商丘)、虞(虞城),迄曹(曹县)、单(单县)、砀山、丰(丰县)、沛(沛县)、萧(萧县)、徐州、灵璧、睢宁、邳(邳县)、宿迁、桃源(今泗阳),东经清河(今淮阴)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清史稿?河渠志》)两岸大堤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修治,日趋完整,虽然仍不时决口,但都进行了堵合,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未再发生过大的改道。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河走现行河道,黄河再一次穿行濮阳境。

铜瓦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兰考县东坝头乡。黄河在这里折向东南,是明清两代河防上的一处险要之所。至道光、咸丰年间,“明清故道”已进入其行河晚期,黄河下游经徐州夺淮入海的河道淤积严重,已成地上“悬河”之势,河滩一般高出背河地面7~8米。加之河道纵比降平缓,两岸堤防间距愈向下游愈窄,排洪能力下降,常常是“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魏源集?筹河篇》)。咸丰五年农历6月中旬,黄河发生大水。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游“两岸普律漫滩,一望无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再续行水金鉴》)。6月18日铜瓦厢平工堤段发生堤岸坍塌的重大险情,19日堤防溃决,20日全河夺溜。溃水分多支在今河南封丘、长垣、兰考、濮阳、范县、台前和山东东明、菏泽、定陶、郓城、鄄城、梁山等地漫流后,出张秋,夺大清河至利津注入渤海。改道后,由于当时清王朝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洪水四处泛滥,各州县为限制水灾蔓延,自筹经费“顺河筑堤,遇湾切滩,堵截支流”,先后都修起了民埝。同治三年 (公元 1864年)开始,在官府的主持下,在民埝的基础上逐渐开始修筑新河堤防,大约到 1884年 (清光绪十年)两岸堤防才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由于新河堤防是在民埝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也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濮阳河段频繁决口埋下了祸根。据统计,自清咸丰五年 (公元 1855年)至民国27年(1938年)的80余年间,黄河下游决溢达200多次,其中近一半的决口发生在该河段。正因如此,才有了“豆腐腰”一说。

四、结语


纵观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历史,重在河南,而河南的重灾区则在濮阳。黄河的“善淤、善决、善徙”在濮阳河段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除社会因素和落后的生产力制约外,主要是该河段为泥沙堆积的主要部位所致。据1950~1997年水文统计资料,河南孟津铁谢至山东利津入海口河道长870公里,泥沙的总淤积量为91.24亿吨,其中夹河滩至孙口河道长169.26公里,淤积量40.32亿吨,河道长度仅占总长的19.5%,而泥沙淤积则占总量的44.2%。近年来,濮阳河段“二级悬河”和“驼峰”河道的产生和发展,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泥沙淤积严重,河道排洪能力下降,就极易导致堤防决口灾难的频繁发生,同时还可能引发河道的剧烈变迁。

1952年10月,毛主席视察黄河,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除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在不断加固堤防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为防御特大洪水,20世纪50年代在濮阳境内开辟了北金堤滞洪区,同时又相继在中上游兴修了三门峡、小浪底等多座以防洪、减淤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在重视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的同时,在新的世纪之初又组织实施了“调水调沙”和小北干流放淤等多项试验工程。现在的黄河濮阳段,水绿草丰,鸥翔鱼跃,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黄河分洪闸

高大雄伟

鱼翔浅底

芦苇荡

 

黄河湿地

绿色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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