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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有本书叫《管理新现实》，这本书于1989年夏季在美国第一次出版时，就备受瞩目。然而，德鲁克认为受到瞩目的原因并不正确。因为几乎所有的评论人——美国境外的评论人甚至超过美国境内的评论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书中的第四章“苏联解体”，他们都认为这个标题太离谱了，尤其是这一章提到苏联当时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例如基辛格博士就写道：“德鲁克一定是疯了。”然而，两年之后的1991年，苏联真的解体了，而正如这本书所明确指出的，它是被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所摧毁的，如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与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 即使是赞美德鲁克这本《管理新现实》的评论人也都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未来，即预言的书。然而，在德鲁克看来，这本书讨论的所有议题都不是“预言”或“预测”。他所叙述的，全都是现实。德鲁克说，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未来30年或40年，甚至更久的重要议题，早就被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界定了。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决策者，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工会与教会里的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必须将那些“已经发生的未来”纳入考虑范围。他们必须知道哪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符合自己原来的设想，从而认识新现实。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德鲁克到底是如何早两年预言分析苏联会解体的。 在苏联，历史仍然是“欧洲人”的历史，权力和政府只由欧洲人掌握。但是在25年之内，苏联一样也会解体，至少会从由欧洲人所主宰的国家变成由非欧洲人——主要是亚洲人主宰的国家。促成这种改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现在的问题只是变化的过程有多快，以及这个国家到底会解体还是会改组。不管戈尔巴乔夫在1982年发起的改革运动是否成功，这个转变过程都会发生。事实上，戈尔巴乔夫重整苏联经济的改革政策越成功，苏联就解体得越快。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成功。其实，这个改革政策与欧洲最后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很相似。那次革命是由18世纪“开明的专制皇帝”约瑟夫二世发起的，他重振奥地利帝国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历史上有两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确实留下深远的影响，这两次革命都发生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是由“恐怖的伊凡”发起的，创造了沙皇俄国；第二次是由彼得大帝发起的强迫西化运动。所以，我们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会有结果。然而，不管苏联的经济有多破败，经济毕竟只是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小问题，苏联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压力下濒临解体，才是戈尔巴乔夫面对的真正核心问题。 俄罗斯帝国与西方殖民帝国的不同点是，它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可是，与西方殖民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也是建立在征服其他民族的基础上——像欧洲的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列特人、立陶宛人和高加索人，还有亚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其实，种族问题在俄国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沙皇时代，俄国特意实行的俄罗斯化运动已经使这个问题日益尖锐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像波罗的海国家的德语大学），当时的高等教育一律以俄文为主，俄文是官方语言，做生意和在军中，只准使用俄文。其实，其他民族对俄罗斯化运动的憎恨，正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列宁由于答应给予各种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主，才得到列特快枪队——沙皇麾下的劲旅之一——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俄国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成功。 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已经日益明显：列宁的种族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肃反行动中，第一批牺牲者就是10年前延续列宁政策的那些教育界领袖。在1927年或1928年时，他们已经开始敦促斯大林——他是个格鲁吉亚人——修正列宁的政策。他们指出，非俄罗斯人——特别是亚洲人——的识字率正在迅速提高，可是跟沙皇时代不同的是，这些人不必学习俄文，他们警告说，这会引起新的种族问题。为此，斯大林把他们枪毙了。他们的预言实现了，现在，不只苏联欧洲部分的非俄罗斯人有问题，亚洲人的问题可能更难解决。 到2000年，俄罗斯的人口中将有一半是非欧洲人，其中近半数是回教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内，苏联欧洲部分的出生率已经低到使人口呈现负增长的地步；相对的，亚洲部分出现发展中国家式的人口增长现象，婴儿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却仍然很高。现在，苏联亚洲部分非俄罗斯人口的增长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苏联的欧洲人口老化和减少以后，苏联对非欧洲人的依赖日益提高。由于乡村人口急速老化，加上有能力的人成群结队离开农村，苏联的农村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工业上，苏联人必须招募亚洲工人到欧洲内陆工作，但这会受到极端排外的俄罗斯人的反抗，而如果把生产线搬到亚洲地区，就必须冒着丧失控制的危险。其实最严重的，可能还是军队的问题。苏联如果想维持军事力量，就必须在兵源上日益依赖亚洲人。可是在历史上，亚洲人向来不愿意在俄罗斯人的指挥下作战——阿富汗人的举动已经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历史事实。所以，苏联必须大幅裁减兵员，否则就必须冒险让军队控制权落入反苏联的亚洲人手中。显然，这种人口组成变迁的考虑，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秋天决定单方面裁军50万人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这样做，他只能有另外一个选择——一个完全不可能被接受的选择，就是让亚洲人掌握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军事控制权。 现在，在苏联境内的所有亚洲人都识字了，可是他们之中只有1/3懂俄文。虽然如此，现在的情况还是与沙皇时代一样，政府、企业界和科学界仍然只使用俄文。现在，没有一个非欧洲人能在苏联军队中占有重要的职位。同样，没有一个非欧洲人能在苏联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也没有一个非欧洲人能挤进苏联的国家科学院，而且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或两个非欧洲人在苏联共产党内——不管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担任要职。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苏联解体的过程或许可以缓一缓，然而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扭转。事实上，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解体过程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在苏联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西南地区、克里比亚、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只能采取守势，他被迫对波罗的海地区让步，却威胁要严厉惩罚西南地区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和中亚的蒙古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是试图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促进团结。这个政策能够达到团结的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失败了，苏联会恢复斯大林式的暴政；即使改革政策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也不会产生团结的效果。单单“人口组成的变迁”这一项因素，就能让我们确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没有能力对付日渐高涨的反苏联民族主义浪潮。事实上，改革政策很快就会创造出更强大的离心力量。 苏联民族主义最高涨的地方，正好是它最繁荣的波罗的海地区。这不是偶然的，从奥匈帝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奥匈帝国与苏联有相似之处：它是个内陆帝国，官方也宣称“不具种族色彩”。奥匈帝国的种族问题最早在1848年爆发，当时匈牙利人反抗奥地利的统治。到了1867年，匈牙利已经在政治、语言和文化上取得自治权力。奥地利为了防止匈牙利搞分离活动，必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其他种族的人民很快就开始要求同样的待遇，先是捷克人，接下来是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和波兰人。为了对抗这些压力，奥地利的开明派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提出以经济发展来团结各个种族的构想。从经济上来说，这个政策非常成功。在历史上，很少有能与捷克腹地波西米亚的工业成长速度相匹敌的。到1914年，波希米亚已经成为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已经超过法国，而与德国并驾齐驱。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维尼亚和西南部的克罗地亚，同样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另外，克拉科夫（Cracow）附近的地区在缓慢起步以后，也成长迅速。现在，克拉科夫仍然是波兰的工业中心。 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很成功，但是也带来了政治灾难。生活富裕并没有安抚各个种族的人民，反而使他们更具民族意识。捷克人生活过得越好，对独立的要求就越强烈，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斯拉维尼亚、克罗地亚、奥属波兰和里雅斯特（Trieste）——这是个讲意大利语的海港，在1913年时，是欧洲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是最反对奥地利的城市。其实，奥地利对各民族的让步远比苏联愿意给的多。举例来说，苏联境内的大学都是俄语大学，而奥匈帝国境内的大学有一半是非德语大学，这些非德语的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拉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任何语言在奥地利议会都是通用的，奥地利军队中的士兵只需要用德文说几个军中命令，此外可以说自己的母语。然而，这些让步导致了更多要求增加自主权力而最后要求完全独立的压力。其实，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并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和由商人、工厂经理与专业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的主义，这些人都是在经济成长中最早受益的人。 英国在印度的失败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教训。英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几乎和奥地利人同时——决定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英国人是想以经济发展为印度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提供实质利益。英国人开始在印度修铁路、建港口、创办农村合作社和工程学校，以及推广出口作物。最重要的是，他们设立了印度国会，让英国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齐聚一堂，共同筹划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成果很辉煌，现代的印度大致就是由这些措施创造出来的。但是在政治上，这些措施却引发了印度独立运动。结果，在此之前的印度民族起义没有达到的目的，在这次运动中却实现了——推翻英国的统治。事实上，独立运动的领袖全都是从印度国会中产生的。 在奥地利和印度都失败的政策，不可能在苏联取得成功。当人们越“西化”、生活越富裕、越有活力、所受的教育越多之后，他们就越有民族意识，他们日益憎恨被“殖民”，即使枷锁很轻也是一样。因此要求“日本式的解决方案”：在他们自己控制、管理和治理下进行西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可以拯救苏联。 苏联有三种可能的结局 不管最后取代苏联的是什么，它既不再是“俄罗斯”，也不再是“帝国”。苏联的解体会为国际政治带来崭新的事实——还没有人（尤其是美国）做好准备的事实。 这会是一个既动荡不安而又危险的过程，苏联必须对它与欧洲的关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不能排除苏联在与日俱增的内部压力下入侵西欧的可能性，毕竟，借战争胜利来复兴帝国，是最常见的政治幻觉。奥地利在1914年就是被这种幻觉冲昏了头；同样，在1982年攻占英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将领也充满着这种幻觉；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常胜的神话被粉碎之后——先是在1809年被奥地利击败，后是在西班牙被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打败——他在1812年决定进攻俄国。假如苏联境内的种族动乱蔓延到它的东欧卫星国家，因而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或德国造成严重问题的话，对西欧发动军事攻击会对苏联将领充满吸引力，就像相同的军事行动在1914年吸引奥地利将领一样。换句话说，西方有必要维持政治上的团结和军事戒备。 另外，我们也必须为苏联与西欧关系的全面改变做好准备。毫无疑问，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政策必须大幅改变。这也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及欧洲联盟的解体，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家也必须改变其政府形式和政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将排斥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控制，另外，中欧——从苏联边界到莱茵河——也许必须在军事上保持中立。事实上，这可能是苏联的欧洲疆域避免被亚洲疆域控制的唯一方法。未来继承苏联欧洲领土的政府会迫于民意，把摆脱亚洲人的控制列为最优先的政策。苏联的解体对母国——就是苏联欧洲部分——所造成的创伤，会比20世纪早期，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解体，对其母国所造成的创伤更深；但是苏联解体对亚洲造成的冲击可能更大，会对中国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中国和日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管理新现实》（东方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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