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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东周国秘史（三） 张远山 东周国于周显王二年（前367）开国，王都洛阳变成了东周国之封地。周显王已无寸地，此后寄居东周国四十七年，东周朝已经名存实亡。仅因七雄之任何一国，尚无能力统一天下，因此周天子仍然虚有“天下共主”之名，继续苟延残喘。 从周显王二年至四十八年（前367－前321），加上周慎靓王六年（前321－前315）和周赧王前七年（前314－前308，此后寄居西周国），最后三代周王寄居东周国六十年（前367－前308）。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二周史料，共计二十六条（15－40）。 15、《竹书纪年》（《史记·六国表集解》引）： 周显王九年（前360），东周惠公薨，子杰立。[13] ——事在“周分为二”后七年，即周显王九年、西周惠公七年、东周惠公七年（前360）。 东周惠公姬根在位七年（前366－前360）而死。史阙其文，无事可叙。 太子姬杰继位，为东周国第二代君，即昭文君。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59－前308），史料甚多。[14] 16、《战国策·东周策》十一： （东）周（昭）文君免工师藉，相吕仓。国人不说也，君有悯悯之心。 （或）谓周（昭）文君曰：“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 周君遂不免（工师藉）。 17、《战国策·东周策》十： （东）周相吕仓，见客于（东）周（昭文）君。 前相工师藉恐客之伤己也，因令人谓（东）周（昭文）君曰：“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 ——二策同时，事在周显王十年、西周惠公八年、东周昭文君元年（前359）。“周文君”即东周昭文君，刘向编于《东周策》不误；排序则误，第十一策应在前，第十策应在后。 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惯例，昭文君即位以后，罢免了父君所用前相工师藉，另聘吕仓为相。 根据第十一策，昭文君准备罢免工师藉，聘用享有美誉、颇有贤名的吕仓，国人不悦。昭文君对工师藉也有怜悯之心，于是或人进谏，以“《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为由，认为“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反对易相。末句“周君遂不免（工师藉）”不确，与第十策“前相工师藉”牴牾。 根据第十策，昭文君不听或人进谏，仍然罢免工师藉，聘相吕仓，吕仓于是举荐党羽。“前相工师藉”担心再被中伤而加罪，派人告诉昭文君，吕仓举荐之人“好毁人”（非毁工师藉）。昭文君也不听吕仓党羽非毁，没有加罪工师藉。 18、《史记·韩世家》： 韩昭侯（六）[十]年（前353），伐东周，取陵观﹑（邢）[廪]丘。（《史记·六国表》同。按：两处“六”均当作“十”。）[15] 19、《竹书纪年》（《水经注·伊水注》引）： 梁（魏）惠王十七年（前353），东周与郑（韩）高都、利。（按：魏惠王迁都大梁、韩哀侯迁都新郑之后，魏、韩亦称梁、郑。） ——根据《竹书纪年》，事在魏惠王十七年、韩昭侯十年，即周显王十六年、西周惠公十四年、东周昭文君七年（前353）。 此年魏惠王首围赵都邯郸，赵成侯向楚、齐求救。楚宣王假救，齐威王真救。齐将田忌、孙膑大破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将庞涓。 秦军趁机攻破魏国旧都安邑。这是商鞅变法（前359）以来，秦军首次伐魏、胜魏。 韩昭侯趁着五强混战，偷袭东周国，攻取了陵观、廪丘。昭文君又割让高都、利邑求和，韩军乃退。 20、《史记·赵世家》： 赵肃侯四年（前346），朝天子。 ——事在赵肃侯四年，即周显王二十三年、西周惠公二十一年、东周昭文君十四年（前346）。 赵成侯分周为二之后，其子赵肃侯鉴于赵、魏之盟破裂，赵都邯郸曾被魏惠王占领（魏在桂陵败于齐，次年归赵邯郸），于是今年朝觐已经寄居东周国二十二年（前367－前346）的周显王。目的并非尊王，而是借用周王招牌，遏制魏惠王称霸侵赵。 21、《战国策·齐策五》一： 魏（惠）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北拔邯郸（前353），西围定阳（前350），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前344），以西谋秦。 22、《战国策·秦策四》十： 魏（惠王首）伐邯郸（前353），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前344）。 23、《战国策·秦策五》一： 梁（惠）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前344）。 ——事在魏惠王二十六年，即周显王二十五年、西周惠公二十三年、东周昭文君十六年（前344）。一策常常连言多年之事，旧多仅据策文首句、文中一事，轻率系年。盲人摸象，仅得一端，自命有据，必然多误。 赵肃侯为了遏制魏惠王称霸侵赵，前年朝觐周显王。魏惠王既想挫败赵谋，又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今年先与泗上十二诸侯在逢泽会盟，后率泗上十二诸侯在孟津朝觐周显王，声势盖过了赵肃侯。 24、《史记·秦本纪》： 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天子致伯（霸）。二十年（前342），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按：“于泽”旧讹为“逢泽”。） 25、《后汉书·西羌传》： 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按：“秦孝公立”意为“立”后，非谓立年。） ——事在秦孝公十九、二十年，即周显王二十六、二十七年，西周惠公二十四、二十五年，东周昭文君十七、十八年（前343－前342）。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年》，系秦太子驷朝周于秦孝公二十年；杨宽从之。 周显王鉴于齐威王叛周称王（前353）而不朝天子，魏惠王既朝天子又僭称“夏王”（前344），于是册封秦孝公为“伯”（霸）（前343），希望借助变法崛起的秦国，遏制中原诸侯对周室的威胁。 秦孝公也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便名正言顺东进中原，于是次年（前342）派遣太子嬴泗率领戎狄九十二国朝觐周显王，感谢“天子致伯（霸）”，声势又盖过了魏惠王。 五年（前346－前342）之中，赵肃侯、魏惠王、秦孝公争相朝觐周显王，既无“尊王”之意，也无实际效用，仅是为了“政治正确”，不愿在舆论上落于下风。真正代周为王，仍须兵刃相见。所以这次“尊王”小高潮之后，再也无人朝觐周显王，转入明目张胆觊觎周鼎。 26、《战国策·东周策》一： 秦（惠君）兴师临（东）周而求九鼎，周君（周显王）患之。 颜率（谓周显王）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 颜率至齐，谓齐（威）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周显王）臣（昭文君）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 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田忌）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周显王）又患之。 颜率（谓周显王）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 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 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 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 颜率曰：“敝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 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敝邑迁鼎以待命。” 齐王乃止。 ——事在秦惠王二年、齐威王二十二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西周惠公三十一年、东周昭文君二十四年（前336）。旧多不考史实，不明系年，因而视为伪托。 此策最可注意者，就是颜率称“周君”为“大王”，因此“周君”非指昭文君，乃指周显王。可见周显王虽在天下毫无威信，但在其所寄居的东周国，仍被虚假尊奉。昭文君假装“奉王”（《史记》语，见上史料2），意在借用周王的“天下共主”虚名，当作东周国免于列强威胁的最佳挡箭牌。 然而现在形势突变，秦惠王八年前（前343）身为太子，曾奉秦孝公之命朝觐周显王，感谢“天子致伯（霸）”；如今继位仅仅两年，竟命秦军开赴东周国，强索东周朝之九鼎。 周显王早已沦为列强利用操纵、相互拑制的工具，无力拒绝秦惠王，只能借乱臣制乱臣，于是采纳颜率之策，以九鼎宁愿归齐、不愿归秦为饵，诱使齐威王出兵“勤王”。已经取代强魏而成中原霸主的强齐，吓退了变法未久、还不太强的秦军。然而颜率之策，实为前门拒狼，后门迎虎。秦军虽被齐军逼退，齐军却要周显王兑现承诺。 周显王又采纳颜率之策，以运输不便，易被楚、魏中途拦截为借口，打算抵赖承诺。 策文末句“齐王乃止”，不合史实。六年前（前342）魏惠王再围邯郸，次年（前341）齐威王再救赵国，田忌、孙膑在马陵大败魏军，杀死魏将庞涓（桂陵被齐生擒后放归）、太子魏申。今年（前336）魏惠王被迫朝齐，不可能截留过魏往齐的周鼎。 史实乃是：为免齐军强索九鼎，周显王不敢食言，被迫往齐运出一鼎。运鼎之舟先过魏，后过宋，沉入流经宋国彭城的泗水。 《史记》三言周鼎运齐而沉入泗水，时间、地点都很明确。一为《封禅书》：“宋太丘社亡，周鼎（自周经魏过宋运齐）没于泗水彭城下（前336）。其后百一十五年（前221）而秦并天下。”二为《汉武帝本纪》：“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三为《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秦始皇统一天下两年之后东巡，不忘一百十七年前之旧事，在彭城的泗水寻找周鼎无果。不能据此认为“周鼎沉泗”并非史实，只能认为已被民间盗宝者打捞盗卖。 刘向《战国策序》说：“秦抚天下十四岁（前220－前207），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故将秦窥周鼎列于《战国策》之首，以明编纂此书之宗旨：天下争夺九鼎，周王通过诈伪暂保九鼎，终因仁义不施而灭亡；暴秦未得九鼎，通过诈伪暂得天下，终因仁义不施而速亡。 27、《吕览·务大》： 杜赫以安天下，说（东）周昭文君。 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东）周（国）。” 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东）周（国）矣。臣之所言者可，则（东）周（国）自安矣。” ——事在周显王三十四年、西周惠公三十二年、东周昭文君二十五年（前335）；秦、齐觊觎周鼎而“周不安”次年。 去年秦、齐觊觎周鼎，证明周显王的“天下共主”虚名，已经失去挡箭牌作用，昭文君深感“不安”。 东周国人杜赫，于是游说昭文君，以“安天下”谋求“（东）周（国）自安”。杜赫游说昭文君而非周显王，乃因昭文君尽管“奉王”甚谨，天下人均知周显王已无寸地，实为傀儡。 昭文君仅仅谋求“安周”，视野不如杜赫开阔，策略不如杜赫长远，于是罢免徒有贤名美誉的吕仓，另聘擅长“诈伪”谋略的杜赫为相，并且言听计从。 28、《战国策·东周策》二三： 杜赫欲重景翠于（东）周，谓（东）周（昭文）君曰：“君之国小，尽君之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之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此事确年难定，今从顾观光，系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即西周惠公三十四年、东周昭文君二十七年、楚威王七年（前333），杜赫出仕东周后二年。 杜赫出仕东周，认为昭文君此前以“重宝珠玉以事诸侯”而求“安周”，如同“张罗于无鸟之所”，必将“终日无所得”，应该张罗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 由于楚国是天下霸主，强于中原霸主魏、齐，所以杜赫建议昭文君结楚以安周，礼遇不得楚威王重用的“今之穷士”景翠。楚威王死后，景翠果然得到楚怀王重用，报答了昭文君礼遇之恩（详下史料42），证明了杜赫的长远预见。 这是杜赫以“安天下”而求“周自安”的成功谋略之一。 29、《吕览·报更》： 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 客（杜赫）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 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然，游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 张仪还走，北面再拜。 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 （张仪）至于秦，留有间，（秦）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 ——事在秦惠王八年，即周显王三十九年、西周惠公三十七年、东周昭文君三十年（前330）；杜赫仕东周后五年。 魏人张仪（约前380－前310），口才无敌，名重天下，然而此前求仕魏、楚，无不失败。今年五十一岁，由魏入秦，途经东周国。昭文君听从杜赫，礼遇而资助之。 《吕览·报更》未言献策之“客”是何人，但是根据“杜赫重景翠于周”（《东周策》二三），可知杜赫又重张仪于周，因为二策命意相同：礼遇“今之穷士”景翠，意在将来交结强楚；礼遇“今之穷士”张仪，意在将来交结强秦。 张仪入秦后两年（前328），被秦惠王聘为秦相，也报答了昭文君礼遇之恩（详下），再次证明了杜赫的长远预见。《吕览·报更》说张仪让秦惠王拜昭文君为师，当属夸饰之言。然而张仪相秦十九年（前328－前310），秦惠王连伐魏、韩、赵、齐、楚列强，未曾一伐二周，更未再索九鼎，当属张仪对昭文君的涌泉相报。 这是杜赫以“安天下”而求“周自安”的成功谋略之二。 30、《战国策·东周策》十五： 右行[之]秦，谓大良造（张仪）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 （右行又之周，）谓（东）周（昭文）君曰：“君不如令辩知之士，为君（周显王）争于秦。” ——事在秦惠王十三年，即周显王四十四年、西周惠公四十二年、东周昭文君三十五年（前325）；张仪入秦后五年，秦惠王称王年的年初。旧或误系于周赧王三十七、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又或误系于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三十七年（前270），不合秦君早已称王，也不合秦相旧名“大良造”早已追随中原改称“相邦”（汉避刘邦讳改为“相国”），更不合策文内容。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僭称“西帝”，已决“帝、王之名”，此后无须再决“霸、王之名”。 张仪入秦后二年（前328），被秦惠王任命为秦相“大良造”（商鞅相秦，即任此职）。秦惠王鉴于商鞅变法（前359）至今三十余年，秦已大强，而强齐、强魏、弱宋均已叛周称王，于是也准备叛周称王。 张仪相秦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秦惠王称王创造条件，同时避免先称王的列强征伐，因为先称王的列强常常不许别国称王。比如齐威王、魏惠王“徐州相王”（前334）次年（前333），楚威王即伐徐州。宋康王逞强称王（前328）当年，楚威王、齐威王立刻伐宋。 经过张仪三年筹备，秦惠王称王条件成熟，于是年初昭告天下，将于四月举行称王大典。 右行（晋国官名，后为姓氏，当为三晋人）闻讯入秦，告诫秦相张仪，秦君不可叛周称王，应该请教二周知礼之士，明白“霸”、“王”之异。亦即秦惠王不应忘记：十七年前（前342）身为太子之时，曾经朝觐周显王，感谢“天子致伯（霸）”。“霸主”的职责是像齐桓公那样“尊王”扶持周室，制止列强叛周称王，怎能由“霸”而“王”？ 由于周显王寄居东周国已有四十三年，诸侯早已不再朝觐。因此右行仅凭“欲决霸、王之名”的周礼名分，不可能阻止秦君叛周称王。于是右行又离秦往周，劝说昭文君派遣知礼之士至秦，申明“霸”、“王”之异。昭文君只求“（东）周（国）自安”，愿意听从杜赫、巴结张仪而交接强秦，不可能听从右行、冒犯强秦而自取其祸。 张仪相秦第四年（前325）四月，秦惠王举行称王大典，魏惠王、韩宣王入秦观礼[16]。楚怀王、齐威王均未伐秦，秦惠王叛周称王成功。 31、《战国策·东周策》二二： 赵（武灵王）取（东）周之祭地，（东）周君患之，告于郑朝。 郑朝曰：“君勿患也，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 （东）周君予之。 郑朝献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 及（赵武灵）王病，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祟。” 赵（武灵王）乃还之。 ——赵武灵王三年，即周显王四十六年、西周惠公四十四年、东周昭文君三十七年（前323），赵武灵王前往魏都大梁参加“五国相王”而称王；事在此后，确年难定。旧或误系于周显王二年（前367，赵成侯八年），此年西周威公死后二子争位，赵成侯、韩懿侯助其幼子开国，分周为二，并未攻取周地，赵成侯又未称王。又或误系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赵惠文王十三年），此年赵相李兑发动五国伐秦，无暇攻取周地，赵惠文王又还年幼。 赵武灵王叛周称王之后，攻取了周显王寄居的东周国之祭地。昭文君派遣郑朝贿赂赵国太卜三十金。赵国太卜受贿之后，趁着赵武灵王生病，谎称致病原因是东周国祭地之鬼魂作祟。赵武灵王于是归还东周国祭地。 东周国开国至今四十余年，昭文君之前仅有一君，因此“（东）周之祭地”，必为东周惠公姬根之墓地。 东周国原由赵、韩支持姬根与兄争位而开国，此后赵、韩全都不攻西周国，全都攻取东周国之地，足证赵、韩当年支持姬根争位，意在“分周为二”，剥夺周王之“天下共主”虚名，为叛周称王、代周为王扫清障碍。 所以周显王二年（前367）“周分为二”之后，战国诸侯纷纷叛周称王。周显王十六年（前353），齐威王在桂陵击败中原霸主魏国，率先叛周称王。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魏惠王掩耳盗铃，既朝觐周显王，又僭称夏王。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魏惠王与齐和解，正式叛周称王。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宋康王志在复兴殷商，也叛周称王。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秦惠王、韩宣王按捺不住，也叛周称王。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惠王采纳公孙衍之策，在魏都大梁举行“五国相王”，赵武灵王、燕易王、中山先王搭末班车，也叛周称王。至此“六国皆称王”[17]，周王之外，另有春秋二旧王（楚、越），战国八新王（齐、魏、宋、秦、韩、赵、燕、中山），天下共计十一王。不过诸侯十王不称“天子”，仅有周王称“天子”。 附《战国策·韩策二》三（《西周策》十二之背景）： 公仲为韩、魏易地；公叔争之而不听，且亡。 史惕谓公叔曰：“公亡，则易必可成矣。公无辞以后反，且示天下轻公，公不若顺之。夫韩地易于上，则害于赵；魏地易于下，则害于楚。公不如告楚、赵。楚、赵恶之。赵闻之，起兵临羊肠；楚闻之，发兵临方城；而易必败矣。” 32、《战国策·西周策》十二： 韩、魏易地，西周（惠公）弗利。 樊余（为西周）谓楚（怀）王曰：“周必亡矣！韩、魏之易地，韩得二县，魏亡二县。（魏）所以为之者，尽包二周，多于二县，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韩兼两上党（韩、魏均有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赵皆轻。” 楚王恐，因赵（武灵王）以止易也。 ——《韩策二》三、《西周策》十二，是前后相连的同年之事。今从顾观光，系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即西周惠公四十五年、东周昭文君三十八年（前322），此时公仲朋相韩。旧多误系二策于周显王十二年（前357），误前三十五年，其时韩相是连相韩懿侯、韩昭侯共计二十四年（前374－前351）的许异[18]，并非公仲朋。[19] 公仲朋相韩两次，第一次任职十六年（前333－前317），其时魏虽小弱，魏惠王（前369－前320）尚有实力强迫韩国易地；第二次任职十一年（前313－前303），其时魏已大弱，魏襄王（前319－前296）已无实力强迫韩国易地。 魏惠王强迫韩相公仲朋易地，意在把二周从处于韩国境内，变成处于魏国境内，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夺取周鼎，代周为王。韩相公仲朋惧魏，准备屈服。韩臣公叔反对无效，先打算逃亡，后派史惕劝说楚怀王、赵武灵王向魏、韩施压（《韩策二》三）。与此同时，西周惠公也派樊余劝说楚怀王向魏、韩施压（《西周策》十二）。阻止了魏、韩易地，挫败了魏谋九鼎。 东周国开国至今四十四年，东周国已有十七条史料（16－32），西周国始有一条史料（32，西周惠公唯一史料），乃因周显王寄居的东周国是天下中枢，西周国则无足轻重。 33、《战国策·楚策三》七： 五国伐秦，魏（襄王）欲和，使惠施之楚。楚（怀王）将入之秦，而使行和。 杜赫谓（楚相）昭阳曰：“凡谓伐秦者，楚也。今（惠）施以魏来，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秦），而信魏之和（秦）也。公不如无听惠施，而阴使人以请听秦。” 昭子曰：“善。”因谓惠施曰：“凡谓攻秦者，魏也。今子从楚（入秦）为和，楚得其利（明楚之和秦），魏受其怨（信魏之伐秦）。子归，吾将使人因魏（入秦）而和。” 惠子反，魏（襄王）不说。 杜赫谓昭阳曰：“魏为子先战，折兵之半，谒病不听，请和不得，魏折而入齐、秦，子何以救之？东有越累，北无晋（魏），而交未定于齐、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 昭子曰：“善。”因令人谒和于魏（楚使经魏入秦请和）。 ——事在秦惠王更元七年、楚怀王十一年、魏襄王元年、韩宣王十五年、赵武灵王八年、齐宣王二年、燕王哙三年，即周慎靓王三年、西周惠公四十九年、东周昭文君四十二年（前318）；魏相公孙衍发动楚、魏、韩、赵、燕五国伐秦之年，伐秦失败稍后。 周显王于“六国皆称王”（前323）后二年，在位四十八年（前368－前321）而死，其子周慎靓王继位。 此后张仪以秦相兼任魏相四年（前321－前318），唆使魏惠王伐齐报仇（桂陵、马陵二仇），于第三年即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319）发动秦、魏联合伐齐而大败。同年稍后，魏惠王、齐威王先后死去，魏襄王（翌年改元）、齐宣王（当年改元）先后继位。[20] 次年（前318）魏襄王罢免张仪，任命公孙衍为相。公孙衍立刻发动楚、魏、韩、赵、燕五国伐秦，结果先胜后败。这是中原诸侯首次合纵伐秦，担任纵长的是楚怀王，实际发动者则是魏相公孙衍，所以伐秦主力是魏军。魏军损失一半，急于与秦议和。 魏襄王派遣惠施使楚，要求楚怀王允许惠施代表纵长楚怀王入秦议和。楚怀王、楚相昭阳均已同意。 秦相张仪率领魏、秦联军伐齐而失败，又引来五国伐秦，秦惠王欲治其罪。东周昭文君凭借礼遇张仪，长期免于秦伐，因而不愿张仪失宠于秦，于是派遣杜赫使楚，劝说昭阳：楚国如果允许魏使惠施代表徒有纵长虚名的楚怀王入秦议和，就会为实际发动合纵伐秦的魏国背黑锅；应该撇清楚国之罪责，由魏国独尝伐秦失败之苦果。 昭阳听从杜赫，楚怀王听从昭阳，于是改变主意，不再委托惠施代表楚国入秦议和，改派楚使经魏入秦，代表魏襄王入秦议和。 杜赫以“安天下”而求“周自安”，除了谋划于东周境内，而且出击至东周境外，这是其中一次成功的外交游说。 张仪挫败五国伐秦，迫使魏国求和，重获秦惠王信任，复任秦相（前318）；更加感激昭文君、杜赫，更加竭力阻止秦惠王伐周。 仕秦的客卿陈轸，原本寄望于张仪失宠于秦惠王，自己就能继任秦相，今见无望，次年（前317）转仕楚国，从此与秦、与张仪为敌。 周慎靓王在位六年（前321－前315），于公孙衍伐秦失败后三年（前315）死去。在位期间，二周史料仅此一条。《周本纪》未书慎靓王一事，仅言“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 其子周赧王继位之后，二周史料甚多。 34、《战国策·秦策四》六： 楚使者景翠在秦，从秦（昭）王与魏（襄）王遇于境，楚（怀）怒（景翠）。 秦令周最谓楚王曰：“魏请无与楚遇，而合于秦，是以翠与之遇也。敝邑之于与遇，善之，故齐不合也。” 楚王因不罪景翠，而德（西）周、秦。 35、《战国策·韩策一》二一： 韩公仲相，齐、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齐而绝齐乎楚。楚王使景翠之秦，翠与于秦、魏之遇。楚王怒景翠，恐齐以楚遇为有阴于秦、魏也，且罪景翠。 [周最]为（秦）谓楚王曰：“臣贺翠之与于遇也。秦、魏之遇也，将以合齐、秦,而绝齐于楚也。今翠与于遇，齐无以信魏之合己于秦而攻于楚也；齐又畏楚之有阴于秦、魏也，必重楚。故翠之与于遇，王之大资也。今翠不与于遇，魏之绝齐于楚明矣。齐信之，必轻王。故王不如无罪景翠，以示齐于有秦、魏；齐必重楚，而且疑秦、魏于齐。” 王曰：“诺。”因不罪（景翠）而益其列（升职，排位靠前）。[21] ——二策同时，为一事之异文。事在秦惠王更元十二年、楚怀王十六年、魏襄王六年、齐宣王七年，即周赧王二年、西周惠公五十四年、东周昭文君四十七年（前313）；周显王死后八年，周慎靓王死后二年。根据《秦策四》六，《韩策一》二一“为谓楚王”前原有“周最”。刘向仅知周最后期敌秦，不知其早期亲秦，妄删《韩策一》二一之“周最”，却漏删《秦策四》六之“周最”。二条为周最的最早史料。 周最是影响最大的西周国人物，影响远远大于高祖西周桓公、曾祖西周威公、祖父西周惠公、其父西周武公。《战国策》涉及周最的史料，多达二十余条（不限于二周两卷），多于大部分战国策士；其他先秦古籍，也有不少周最史料。由于刘向仅知周最是“周之公子”（《史记》及其《集解》、《索隐》、《正义》皆然），不知其国别、出身，又误以为周王一直寄居东周国，遂将九条周最史料误编于《东周策》；不过刘向不敢自信，首鼠两端，于是又把五条周最史料编于《西周策》。后人受此误导，或是误信周最是东周国公子，或是不明其国别、出身，致使举足轻重的周最飘在云端，成了无足轻重的战国游士。 今年（前313）秦相张仪使楚，以秦国商於之地六百里相诱，劝说楚怀王与齐绝交。楚怀王轻信张仪，不听陈轸、屈原谏阻，命令景翠跟随张仪归秦交割（景翠已在楚威王死后，得到楚怀王重用）。景翠至秦，张仪诈伤，三月不上朝，拖延交割秦地。 策文所言，正是在此三月期间，秦惠王与魏襄王在秦、魏边境会见，楚使景翠随行。楚怀王不知秦地迟迟不能交割乃是张仪诈伤故意拖延，误以为景翠办事不力，又随秦会魏，疑其叛楚事秦，因而大怒景翠。 秦惠王听从张仪，遍伐列强，不伐二周。二周弱小，只能凭借“诈伪”谋略，艰难求存于列强之间。东周昭文君交结秦相张仪而免于秦伐，西周武公也不愿得罪遍伐列强的秦国，于是让庶子周最交结秦国。 此时周最为秦使楚，劝说楚怀王：“魏国以秦惠王不与楚国亲善（不割秦地六百里）为条件，才愿亲秦。景翠不愿如此，才要求参加秦、魏会见。敝国（西周国）希望秦、楚、魏、周互相亲善，不与齐国亲善。” 楚怀王听信周最，不再怀疑景翠，感激西周国、秦国；为了尽快得到秦地六百里，又派勇士至齐，辱骂齐宣王，楚、齐交恶。 张仪成功破坏了楚、齐之盟，于是假装伤愈，带领景翠上朝，假意劝说秦惠王割地六里给楚，否认原先承诺过割地六百里。 景翠返楚复命，楚怀王始知受骗（事详《楚世家》、《屈原列传》）。 36、《战国策·西周策》八： 楚（怀王）请道于二周之间，以临韩、魏。（东）周（昭文）君患之。 苏秦谓（东）周（昭文）君曰：“除道属之于河，韩、魏必恶之。齐、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韩、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间？若四国弗恶，君虽不欲与也，楚必将自取之矣。” 37、《战国策·东周策》八： 楚攻（韩国）雍氏，（东）周粻（借粮给）秦、韩。楚（怀）王怒（东）周，（东）周之君患之。 [苏秦]为（东）周谓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东）周。（东）周恐，必以国合于所与粟之国，则是劲王之敌也。故王不如速解（东）周恐，彼前得罪，而后得解，必厚事王矣。” ——二策均言楚将景翠首围韩国雍氏。事在楚怀王十七年、韩宣王二十一年、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即周赧王三年、西周惠公五十五年、东周昭文君四十八年（前312）；张仪欺楚之次年。二策首段为一事之异文，二策次段前后相连，均为苏秦的最早史料。《西周策》八“苏秦谓周君”，可证《东周策》八原文“为周谓楚王”前必有“苏秦”；刘向误信《史记》苏秦讹史而删，却漏删《西周策》八。旧多误信《史记》苏秦讹史，遂视《西周策》八为伪托。《西周策》八，应编入《东周策》八之前，因为周赧王、九鼎此时不在西周国，而在东周国，苏秦又是东周国人。 楚围雍氏，共计两次：一是楚怀王十七年、韩宣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年（前312），《秦本纪》秦惠王更元十三年“楚围雍氏”记之，《西周策》八、《东周策》八“楚攻雍氏”言之，《竹书纪年》亦曰：“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前312），秦助韩共败楚屈丐。”二是楚怀王二十九年、韩襄王十二年、周赧王十五年（前300），《韩世家》韩襄王十二年“楚围雍氏”记之，《西周策》四“雍氏之役”、《韩策二》一“楚围雍氏五月”言之（详下史料57、58）。《秦本纪》、《韩世家》各失记一次，《楚世家》失记两次。《周本纪》周赧王八年（前307）误记“楚围雍氏”（内容同于《西周策》四），《甘茂列传》误记秦昭王立年（前307）“楚怀王以兵围韩雍氏”。旧多各凭误据，各有误从。 去年（前313）秦相张仪欺骗楚怀王，今年（前312）楚怀王大怒伐秦，爆发了首次秦、楚大战。 楚怀王派出两路楚军：屈丐率领楚军主力伐秦之商於（去年张仪佯许之地），景翠率领楚军一支伐韩之雍氏（因为韩、秦此时连横结盟）。与此同时，赵军伐魏北疆，齐、宋联军伐魏煮枣（因为魏、秦此时连横结盟），越军则救魏。 秦惠王采纳张仪之策，派出三路秦军：张仪死党、魏人魏章率领秦军主力，在秦地迎击屈丐；甘茂率领秦西路军，伐楚地汉中；樗里疾率领秦东路军，先救韩地雍氏，后救魏地煮枣。 秦、楚首次争霸大战，最终扩大为秦、魏、韩、越、燕五国，与楚、赵、齐、宋四国之九国混战（详见拙著《庄子传》五十八章）。 二周均未卷入今年天下大战。东周昭文君交结张仪而亲秦，于是借粮给救韩之秦军，触怒了楚怀王，因而忧虑楚军一旦攻取雍氏，可能进入东周夺取九鼎。 苏秦（约前350－前284）此时约三十九岁，居于洛阳乡下，闻讯进城，游说昭文君，借其忧虑，而下说辞，乃谓“齐、秦恐楚之取九鼎”（实非今年天下大战之主因），预判秦军“必救韩、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所以无须忧虑楚军攻取雍氏并入周夺鼎。 昭文君仍然忧虑，于是派遣苏秦使楚求情。 苏秦一到楚国，预判已被证实：魏章所率秦军主力，大败攻至秦地丹阳的楚军主力，杀死屈丐。甘茂所率秦西路军，伐楚汉中，取地六百里。樗里疾所率秦东路军，救韩雍氏，击败景翠（稍后又救魏煮枣，击败齐、宋）。 楚怀王无暇继续伐韩，遑论伐东周，而是怒于未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反失汉中之地六百里，又发倾国之兵亲征秦国，攻至紧邻秦都咸阳的蓝田而惨败。首次秦、楚大战，以楚国大败告终。秦国从此取代楚国，跃居天下最强。 此时苏秦尚未返回东周，仍在楚国，于是又拜见也向楚怀王预判伐秦必败的陈轸，引为同道，进献挫败张仪之策。陈轸不予理睬。[22] 38、《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者，东周（国）洛阳人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苏代）弟（苏厉）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 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求说周（显）[赧]王。 （显）[赧]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按：文中二“显”，均当作“赧”。） ——事在周赧王四年、西周武公元年、东周昭文君四十九年（前311）；秦、楚大战次年。《史记》苏秦讹史，误前苏秦之事三十年，因而误“赧”为“显”。其实苏秦在周显王、周慎靓王时尚未出道，周赧王初年才出道。 苏秦去年（前312）先游说东周昭文君而使楚，后游说楚国谋臣陈轸而失败，大困而归，回到洛阳乡下，遭到兄嫂、弟媳嘲笑，因为其兄苏代、其弟苏厉均已仕齐而得富贵（《史记》误以苏秦为长兄，苏代为二弟）。于是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读书一年，今年（前311）又从乡下进城，游说周赧王。 所谓周赧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可能与苏秦的洛阳乡下口音有关。异地口音，难辨城乡；本地口音，易辨城乡。所以天下布衣常常游仕异邦，因为“外来和尚好念经”。 39、《战国策·东周策》五：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 苏子谓东周（昭文）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见西周之君（武公）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 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按：东周三苏，仅苏秦世称“苏子”，苏代、苏厉则否。） ——事在周赧王四年、西周武公元年、东周昭文君四十九年（前311）；紧接上文的同年之事。《周本纪》未言此事；刘向误将此策编于《东周策》三“东周与西周战”、《东周策》四“东周与西周争”之后。旧或误据《史记》苏秦讹史，而误视此策为伪托；又或误据《东周策》误序，而误系于周赧王八年（前307）。交战之后的龃龉不易调解，交战之前的龃龉容易调解，此时苏秦人微言轻，竟能调解成功，已证事在二周交战之前。况且此事之后，苏秦离周仕齐。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是史载首次二周龃龉。据此推定西周惠公死于去年（前312），在位五十五年（前366－前312）。其子西周武公去年继位服丧，今年（前311）即位除丧，始计元年。 二周分立以后，一直不睦。西周惠公可能先是顾念幼弟东周惠公是父君西周威公之爱子，尚存手足之情；后来侄子东周昭文君继位，又碍于周显王寄居东周国，所以一直没对东周国发难。均符合其谥号“惠”。 西周武公为太子之时，可能不满父君西周惠公对东周国忍让，因而即位以后，立刻挑衅堂弟昭文君，利用天下大旱，洛水流量变小，在上游截断洛水。后来又征伐东周，助韩、魏击秦（详下）。均符合其谥号“武”。 二周首次发生龃龉。东周国人苏秦闻讯进城，先游说周赧王而失败，再游说昭文君而为其出使西周国，小试牛刀，调解成功，兼得二周之金。但他胸怀大志，不愿求仕弱小而且内耗的二周，也不愿西行求仕暴秦，去年又已南行求仕强楚受挫，于是追随其兄苏代、其弟苏厉，东行往仕强齐。 张仪、苏秦相差三十岁，既非同辈，更非同师鬼谷子的师兄弟，但是均曾交接东周国昭文君。昭文君为求“安周”而遍礼天下游士，魏人张仪、楚人景翠年长而名重天下，又有杜赫力荐，因而礼遇较重，本国人苏秦年轻而声名未著，又无他人力荐，因而礼遇较轻。 40、《战国策·魏策四》二十： 周最善齐，翟强善楚。二子者，欲伤张仪于魏（襄王）。 张子闻之，因使其人为见者啬夫。 间见者，因无敢伤张子。 ——事在秦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楚怀王十九年、齐宣王十年，即周赧王五年、西周武公二年、东周昭文君五十年（前310）；上文之次年，张仪罢免秦相归魏之后。旧多不明张仪、周最、翟强史事，或误视此策为伪托，或误系此策于张仪相魏惠王时。 前年（前312）秦、楚大战，去年（前311）秦惠王死（前337－前311在位），其子秦武王继位。今年（前310）年初秦武王即位，立刻罢免张仪，驱逐归魏。不久魏相田需死去，以前均曾相魏的魏人张仪、魏人公孙衍、齐人孟尝君，于是各自图谋复任魏相。 “周最善齐”敌秦（此前亲秦敌齐，乃是无奈之伪装，见上史料35），“翟强善楚”敌秦，都不希望亲秦而敌齐、楚的张仪复任魏相，二人都打算向魏襄王进言，中伤张仪。二人敌视张仪虽同，主张却异：周最希望魏襄王按照齐国意愿，让齐相孟尝君兼任魏相；翟强希望魏襄王按照楚国意愿，让太子魏政自任魏相。 张仪既是魏人，又曾相魏，在魏颇有党羽。得闻此讯，于是安插亲信担任见者啬夫，阻止了周最、翟强等敌秦者向魏襄王中伤自己。 齐宣王于是派遣苏代出使楚、魏。苏代先至楚，向楚相昭鱼探明楚国意愿；再使魏，说服魏襄王，让太子魏政自任魏相。[23] 张仪谋复魏相失败，今年（前310）五月死于魏国[24]。秦军长期不伐二周的历史，也就此告终。 本节所录周赧王从东周国迁至西周国之前的二周史料二十六条（15－40），涉及东周国（含周王）的多达二十一条，因为周王寄居的东周国是天下中枢；涉及西周国的仅有四条（32、34、35、40），兼及二周的仅有一条（39）。其中三条（26、32、36）涉及秦、齐、魏、楚等列强觊觎九鼎。而周赧王从寄居东周国变成寄居西周国，根源仍是九鼎。 [13]《六国表集解》引《竹书纪年》，原作：“东周惠公杰薨。”杨宽曰：“杰为昭文君名。疑当作‘东周惠公薨，子杰立’。”今从。 [14]《周本纪正义》“（东周惠公）子武公，为秦所灭”，年、国皆误。东周昭文君元年为周显王十年（前359），一百多年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灭东周，是为年误。东周国无武公，西周国有武公，是为国误。 [15]《韩世家》韩昭侯元年误后四年，在位年数误少四年。详上[9]。 [16]《秦本纪》：“秦惠王十三年（前325）四月戊午，秦君为王，韩亦为王。”《韩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威侯八年（前325）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秦本纪》“韩亦为王”为补注今年稍后之事，非同时称王。《竹书纪年》“韩威侯”、“郑宣王”为同一人，五月在巫沙称王，比秦称王晚一个月。 [17]《鲁世家》：“鲁景公二十九年卒（当作二十三年，前323），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鲁世家》少鲁恭公六年，多景公六年。 [18]《韩策三》六：“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前374）。许异蹴哀侯（当作懿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当作懿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 [19]误者所据，乃是《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前357），郑（昭）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韩昭侯十二年（前351）申不害相韩之前，许异为相，故命同宗许息“致地”（献地，非易地）。 [20]旧多不明魏襄王翌年（前318）改元、齐宣王当年（前319）改元，误以为齐威王死于前一年（前320，误前一年），魏惠王死于后一年（前319，不误），因而难明史事因果。 [21]二策景翠之“翠”，旧皆讹为“鲤”。“景鲤”并非“景翠”（又作景缺、景快），有二证。其一，景翠为武将，景鲤为文臣。《楚世家》“楚王弗听（陈轸），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明言随张仪归秦取地者为将军。《魏世家》作“使人随张仪”，《屈原列传》作“使使如秦受地”，盖司马迁亦疑至秦取地者非景鲤而含糊之。其二，景翠仕于楚威王、楚怀王，死于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00），详下[35]。景鲤仕于楚怀王、楚顷襄王。 [22]《战国纵横家书》二二“苏秦谓陈轸章”：“齐、宋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秦谓陈轸曰……。”事在楚怀王十七年（前312）秦、楚大战下半年。 [23]《魏策二》十三：“田需死。（楚相）昭鱼谓（齐使）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孟尝君田文）、犀首（公孙衍）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24]《六国表》秦武王元年（前310）：“张仪﹑魏章皆死于魏。”《韩世家索隐》、《张仪列传索隐》均引《竹书纪年》：“（张仪以）今王（魏襄王）九年（前310）五月卒。”《秦本纪》“秦武王二年（前309），张仪死于魏”，《魏世家》“魏襄王十年（前309），张仪死”，均误后一年。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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