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观察：十一次带着专家眼光的漫步

作者 | Maria Popova
译者 | 协作小分队

《纽约时报》畅销书《狗的内在》作者亚历山德拉·霍罗威茨的又一作品《On Looking:Eleven Walks with Expert Eyes》诞生，本文是针对该书的一篇书评，让我们也去看看作者要教给我们以什么样的新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周遭的一切。

注意力是具有目的性又毫无顾忌的辨识器，它会让我们扪心自问此刻什么最重要，继而敦促自己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此。

“我们怎样度过每一天，”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在她那经久不衰的关于存在高于生产力的思考中写道，“可不就是怎样生活嘛。”

存在的艺术在都市生活里受到了最糟糕最悲惨的挫败——在疯狂追求生产力的城市中，我们与不同的人擦肩而过，路过林立的高楼、葱郁的树木，从身穿紫色裤子的小男孩身边经过，同时也错过了生活，iPhone耳机和唯我主义思想将我们与整个世界隔绝了。

然而：“一定要学习观察的艺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法国女作家——译者注）驳斥道——况且观察的艺术是可以习得的，正如认知科学家亚历山德拉·霍罗威茨（Alexandra Horowitz）呼吁我们相信她那精彩到令人窒息的著作《论观察：11次带着专家眼光的漫步》（On Looking: Eleven Walks with Expert Eyes，公立图书馆有藏书）——该书记录了她和11位不同的“专家”在城市街区漫步的全过程。

这些“专家”从艺术家到地质学家再到小狗，各不相同，在整个漫步过程中，在熟悉的环境中，她感受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魅力。毫无疑问，就算这本书不是十年来最令人兴奋的图书之一，那起码也是今年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同时也是我这些年读过的最令人着迷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它既与克里斯多夫·尼曼（Christoph Niemann）的《抽象城市》（Abstract City）——一部详尽的、引人入胜的城市考核著作——大相径庭，但又同样讨人喜欢，书中融合了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梭罗（Thoreau）机敏睿智的洞察力 。

首先，霍罗威茨指出，注意力是对所谓的“现实”存在的不完整体验：

就是现在，你正错过你周围的绝大多数事物，错过你身体里发生的活动变化，错过远处的变化，甚至正错过就发生在你眼前的事物。

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段话上，注意力就被页面上的空白边框有效地限制住了，那么你就是在忽略大量充斥你感官的信息，其数量之大难以想象：荧光灯的嗡嗡声、大房子里的环境噪声、椅子压迫双腿或者后背的部位、舌头舔到了上腭、绷紧的肩膀或下巴的张力、身体中冷热位置的分布、来往车辆或者远处割草机不断传来的嗡嗡声、眼角余光瞥见的肩膀或者身体的模糊轮廓，还有小虫的啁啾鸣声或者厨房电器的低沉噪声。

她认为，这种适应性的忽略是有原因的——我们赞其为“专注”，也喜欢它减轻我们的认知负荷的方式——它让我们得以将宝贵的精神资源用在最直接、最重要的刺激源上，让我们得以不理会甚至完全忽视其它一切。（“注意力”是具有目的性又毫无顾忌的辨识器，“霍罗威茨告诉我们，”它会让我们扪心自问此刻什么最重要，继而敦促自己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此。 ”）这有可能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目标明确，更加有效，但我们也有可能因此而过着毫无生气，了无波澜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霍罗威茨认为，她之所以能产生对这种难以置信的隐形生活背景的觉悟，要感谢帕姆伯尼克（Pumpernickel）—— 她那只“卷毛优良品种杂交”狗狗（她还激发了霍罗威茨的灵感，创作了第一本书《狗的内在:狗之所见、所闻、所知》[Inside of a Dog: What Dogs See, Smell, and Know]），她无数次在街上散步，越来越感觉到她和她的小狗伙伴虽然是沿着完全相同的路线散步，但是各自获得的体验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喜欢从哪儿以及怎样开始散步这一点上，我和我的小狗之间细微的分歧表明，我和小狗对街区的体验几乎完全不同。对于眼前的大多数事物，我都很少关注，我已经变成了走在人行道上的梦游者。我所看见、所注意到的都是我希望看见的；而小狗告诉我的是，注意与忽视总是如影随形：注意的同时也会忽视其它未被注意的一切。

这本书正是她对这种矛盾的回答，她试图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她提醒我们，“这与怎样在阅读托尔斯泰（Tolstoy）时更加专注无关，也不关乎怎样更加仔细地倾听另一半说话。”但是，它的确是在呼吁观察的艺术：

总之，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普通事物，把街道以及街道上的一切都看作活生生的存在来观察。

这样一来，熟悉的变得不再熟悉，旧事物也变成了新事物。

她的方法建立在两个互相渗透的人类本能的基础上：一个是我们都具有的真正看见眼前事物的能力，虽然我们习惯性的注意力弱化了它们的存在；另一个是由于个体在洞察力方面的偏好差异，我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忽略的事物上。洞察力，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技能”，可以通过个人爱好或者训练又或者通过两种方式结合培养起来。以下是霍罗威茨和她形形色色的同伴在这座城市里带着注意力偏好进行的一连串无穷无尽、令人着迷的体验，还有她作为典型的纽约客“对城市街道上喧嚣的生命形式的迷恋”。

首先，她独自一人散步，试图记下所有看得见的事物，我们很快发现，除了近乎贪婪的求知欲外，霍罗威茨还是个罕见的语言魔术师。（“步行者迈着静静的步伐，小狗不说话。唯一的声音是空调机的嗡嗡声，”她注视着自己所在的街区，路过一堆垃圾袋，被一根孤零零的棉签所吸引，她就势思考起来，“一根棉签是怎么逃出来的呢？”；转过最后一个街角，她凝视着一座大厦的入口，“门口有一对石狮子，不厌其烦地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王室成员。”真是太棒了。）

令人沮丧的是，虽然她一直在倾其所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细致入微地不断探索，但是，只要一加入她那些专家的行列，霍罗威茨就立马意识到，她正在“错过大量事物。”她这才深深理解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写下“我体验到的都是我愿意关注的，只有那些我注意到的事物才能塑造我的心灵。”时究竟想表达什么：

我会在第一时间发觉自己因平凡的观察能力的局限性而焦虑，高兴，自卑。所幸这种缺陷是人们所共有的，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我们看得见，但却看不透：我们利用双眼去看，但却只是瞥了一眼，愚蠢地打量着目标。我们看得见表象，却看不懂表象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并非盲人，但却一叶障目，不识泰山。

尽管心理学家努力剖析这种被我们称作“注意力”的特殊现象，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真正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顶多能算是一系列被错误理解的猜想:

“集中注意力”这点似乎非常容易做到，但是其方式却有很多种。人们认为要集中注意力只要皱皱眉就好了，只要安静地坐着，不要眨眼，就能做到专心致志。

[……]

这对于短时间的精力集中或许有效，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并不实用。为此，要想集中注意力，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注意力”。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它到底是一种能力，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技巧？它是需要在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形成，还是只要眼耳作用即可？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将“注意力”比作一盏聚光灯。它让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物从周遭环境中突显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让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物从周遭环境中突显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把那些我们不感兴趣的留在昏灰的角落。这种比喻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置身洞穴中的勘探者，目光受限于头上探照灯能照亮的地方。然而这样打比方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可以看见视野边缘以内的其他事物。何况就算有了这么一盏聚光灯，我们也可能会错过很多我们满以为自己会留心观察到的事物。

有一个方法可以更好地研究“注意力”，那就是从研究注意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入手。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源自于世界本身的特质。世界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事物，有的颜色艳丽，有的个头大投下阴影，有的快速移动，有的快速迫近，有的发出很大的声响，有的则没有规则的形状，还有的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切都很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因此，为了解决问题，人类经过不断进化形成了两种注意力：第一种是警惕性。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时迅速作出反应，避免受到伤害，无论这种威胁是来自一只跃起的狮子，还是来自你愤怒的上司；第二种是选择性注意力，它能帮助我们在密集的刺激物中下意识地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屏蔽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当然，这种选择性注意力也能产生威胁，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比如形成像过滤器泡沫一样的“文化专制”。）这与法国博学者亨利·伯安加雷（Henri Poincaré）“发明只是简单地选择思路 ”的主张极为相似。

同理可得，集中注意力也不过是选择刺激物而已。这样说起来集中注意力应该相当简单，但是实际上这却复杂得出人意料。在霍罗威茨与专家散步的时候，她调侃了后一种注意力，借此揭开了那个在城市街区之后悄然萌芽、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幻境般的感官世界。而这一切却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被我们忽略了。

第一位与霍罗威茨散步的“专家”是她的幼子，从他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散步不一定非得是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目的明确的身体位移，这更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去感受——呀——去品味其表里，欣赏风景，停下来感受微风的轻抚。

散步应该是一种探索，精力充沛地开始，直到大汗淋漓才能结束。

霍罗威茨总是能将科学洞见巧妙地融入那些有趣的经历中，也正是这样的写作方法使得她的故事更加吸引人。比如，她写到：

婴儿拥有非凡的感知能力，但孩子终究会变成感知能力平庸的大人，因此我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婴儿眼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令人困扰的注意力研究中的一个研究案例。……对于长大后的婴孩，在他们眼中，世界被割裂开来化成两极：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

事实上，因为孩童们被培养了基础的感知能力，他们似乎会经历一段类似同感的体验。（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茱莉叶·科琴（Juliet Kinchin)在感知能力的问题上更进一步，她提出，“孩子帮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遗憾的是，孩子们最终要失去那种奇妙的全方位感知能力，失去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口中所谓的”原始感知天赋“，这样也就有了我们这群明智的、拥有自主选择关注对象能力的大人。

世界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而我们不可能注意所有细节。相应地，人类在进化发展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善用自己的精力，懂得如何取舍。但是世界本身却由这些细微之处（比如颜色、形状、声音等）构成。孩子则正是从这些更细微处感受世界，他们会留心观察被我们忽略的景象，会倾听我们认为无关紧要而忽略的声音。在我们看来难以察觉的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

儿童敏锐的观察力得益于他们天生的好奇心——有些事物在我们这些年纪渐长且日趋审美疲劳的人看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甚至是索然无味，但是对他们来说，一切事物都充满着新鲜感和未知的神秘感。霍罗威茨也指出了这种理论在成人身上的一个例外情况——假日。节假日这种特殊场合充斥着新鲜感，以至于让人流连忘返产生了对于现实的错误感知，这一心理现象也被称为“假日悖论”。霍罗威茨将其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我们的确置身于新的环境中，其二则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乐于去积极感受新事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专家“拥有儿童般关注细节的能力。这些细节虽是人生阅历的重要组成，却经常被我们忽略。

玛利亚·卡尔曼（Marie Kalman)为《论观察：11次带着专家眼光的漫步》所作插画

玛利亚·卡尔曼是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家和重建主义者——一位拥有丰富的生活智慧并坚信散步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女士，霍罗威茨巧妙地将她形容为”能最好地体验，最好地想象这个世界的收藏家“——从她身上我们了解到，观察平凡的事物，观察并真正审视平凡事物，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得有耐心才能培养。霍罗威茨写道：

我很清楚，我们所受的感知束缚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总结、概括，不再关注细节，开始对周围一扫而过——只是为了想大概一览又不想感觉目不暇接。艺术家似乎保留了孩童的视觉习惯：先学会看世界，然后才去了解（或者不加以思索）映入眼帘的事物叫什么，有什么功用。孩童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对他们而言，塑料卡车并不比空盒子多出什么内在价值，除了前者被称作“玩具”，后者被称作“垃圾”。我儿子对遍洒我家门阶的榆树种子深感着迷，就像大人们关注菜单、飞行物或废弃物一样。

对于阿娜伊斯·宁（Ana?s Nin）关于孩童和艺术家共同之处的经典言论，霍罗威茨这样回应道：

对孩子而言，一切事物互相关联；也鲜有他们看不见的事物，对艺术家而言，也是如此。

一件事物就算再普通，倘若你看的时间够长，也会觉得它新奇、陌生。这个道理只要是曾经大声重复过自己名字的孩子都会明白。我怀疑，和卡尔曼步行一起散步就相当于大声念出自己的名字一百遍。

但是并不是我们朝着目的地进发的散步过程让我感受到卡尔曼特殊的个人魅力，而是我们看似离题的创意漫谈：

和卡尔曼在一起，穿行街区犹如进入四维空间……我们在讨论完所有话题之后才会最终走向目的地。……路上的事物和行人都有可能与我们产生互动，而不像都市里的行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城市的装饰或者障碍。

卡尔曼用肘轻推霍罗威茨以除去“无形的掩饰“。这种掩饰对我们这些城市居民来说如此熟悉，因为我们也会在陌生人面前掩饰自己。然后两人会做一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都不会做的事：他们与警察、流动摊贩、教徒、赶路回家的社会工人对话。换句话说，此刻他们不只是与周围市民共同居住在一个城市，他们与周围的人真正生活在了一起。她们从近距离观察周围的人；她们也放慢节奏，悠闲漫步，如同游客一般参观自己身处的这座快节奏的纽约城。霍罗威茨再次结合她强有力的哲学反思与科学视角：

受卡尔曼社会性的感染，我才注意到当我在公共场合行走时，我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一件最基础的社交活动中了。

然而，我们仍然有保持私人空间的意识——即使在人行道上我们也会带有这种意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私人空间的中心圈。瑞士动物学家艾尼·黑迪格尔（Heini Hediger）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中引申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私人空间可以如下界定：对于一些人，如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介意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进入我们的个人空间。

他们是最接近我们的人，甚至能进入与我们距离不到18英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近距离嗅到他们的气息，感受他们身体的热量与呼吸，听到他们发出的喃喃细语，也可以与他们切切私语；大部分社交活动位于一个舒适区，他们离我们约1.5到4英尺远——某些文化（如拉丁美洲）中这一距离比其他文化（如北美洲）中要近。朋友可以在这个距离范围内进出自由；熟人可在边缘逗留；对于更正式或我们不太了解的社交关系，我们身体与之的距离大约有12英尺；超过这个距离之后便是我们用“外部”声音的一种公共距离。所有这些空间距离都是人为划分的，随关系不同而变化，大体上也是基于环境和心理背景而划分，但我们对这些不同的交往距离还是会有感觉。违背这一划分，我们就可能感到压力、感到焦虑。

麦拉·卡尔曼为《论观察：11次带着专家眼光的漫步》创作的插画

最终，霍罗威茨意识到不仅卡尔曼的观察方式完全不同，看到的结果也迥然不同——她选择城市的参观地点时不按常理出牌，体验没有条条框框限制，而是存在着无限探索可能的地方——所以，她惊讶艺术家的头脑到底是怎样的，他们竟能感知那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尽管她小心谨慎，避免任何类似 “创造型头脑”骨相学的伪科学，但霍罗威茨确实又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研究，认为类似于卡尔曼的头脑的确有截然不同的组成结构。

然而，一个研究小组曾报道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大脑有相似之处。他们发现，这种人大脑丘脑的一种多巴胺受体较平常人少比一般人要少。在接受“多样性思考”测试时，如要求测试者设计出更多日常用品的使用方法时，他们表现很好。较少的多巴胺受体也许增加了通往大脑各部分的信息流，使他们能得出创新、有趣的问题解决办法。这些研究者写道：“不完整的盒子或许能帮助跳出盒子思考”。

店面印刷字体摘自詹姆斯&卡拉·穆雷《店面：日渐消失的纽约面孔》（The Disappearing Face of New York）

从印刷书呆子保罗·肖（Paul Shaw）给我们还原纽约地铁站标志字体Helvetica的真实故事，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受到店面、告示牌、电脑屏幕上“乏味，冗长的信息”的狂轰滥炸——但是除了语言负担，我们吸收的每个字母中还有设计，因为印刷字体安静地传达一种非书写的信息，设定一种情绪，创建一种妙不可言某事错的离谱或精彩无比的感觉。一个字母，霍罗威茨提醒我们，她发现和肖参观纽约千篇一律令人倍感压抑的街道时，运用尴尬的字间收窄，字词的人文质量可以是“愉悦满足”或者“不甚舒服”，一种记号名称可以是“感情饱满”，一个S可以是“心满意足”，她简短概括道：

和肖（Shaw）一起散步3小时以后，我感觉轻松了，目前，我已经从强迫自己阅读那些易读的东西和一看到它们就分析文字中解放出来了。令人惊讶地是，让我如释重负的不是因为可以躲开文字，而是因为可以探索文字—— 只用放大文字包含的细节。这是一个愿景，让我没看到森林，但看见了树木。我看到的不再是单词了，而是单词的构成要素。我大脑的一小部分（语言部分）停止了工作，而形状识别部分却在忙碌工作。

[……]

你正在做的事情会影响你接下来将看到什么。

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质学家西德尼·霍伦斯坦（Sidney Horenstein）那里，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整个世界只由两种东西组成：矿物质和动植物的生物量。城市突然变得不再是一个贫瘠的“人造”对象，而是一个生机勃勃、一度风景鲜活的生态系统，“人造自然景观的缩影…在每一个街区，” 一个地方突然充满了各种事物，向人们提醒自己存在的短暂性：

从这个视角看，感觉城市更加接近自然世界。冰冷的石头是天然的，甚至可以算是有生命的：它会吸收水分，会在阳光下变得温暖，也会在雨中脱落皮肤。就像我们一样，石头也会受岁月的侵蚀，它的表层会变得松软，岩脉会变得更加突出。若将城市也看成是一个自然景观，就会发现城市并非永远一成不变：即使是看起来最强大的、像公寓大楼一样的庞然大物，在风、雨和时间的长期作用下也会逐渐走向退化衰亡。

一立方英尺空间里的生物“一立方英尺” David Liittschwage摄影

从野外博物学家和昆虫学家查理·艾斯曼（Charlie Eiseman）那里，我们了解到，地面的每一平方英寸里，整个微观世界里都充斥着勃勃生机的生命和突如其来的死亡。（ “如果一条车道包含一个生态系统， ”霍罗威茨琢磨着，“那么停车场又充当什么角色呢？可能是宇宙吧”）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人遍访最普通的城市街区继续寻找几乎每一种昆虫的痕迹 —— 从蜘蛛卵到丢弃的苍蝇外骨骼。二人敏锐地感觉到无形的负空间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信息源：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没有记号，没有洞，没有任何粪便的叶子，其本身却是其他东西的标记。它们可以表明那棵树可能不在这附近。

霍罗威茨再一次探索为什么艾斯曼的大脑和她自己的大脑工作方式如此不同，他突然提出了个人选择性关注的认知方式，并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著名的的鸟类观察者丁伯根（Luunk Tinbergen）的研究：

丁伯根注意到，鸣禽不会捕食附近任何最近刚孵化完的幼虫；相反，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会更愿意捕食成虫。就拿一种甲壳虫来举例，成虫的数量在上一季后迅速增长，正好可以满足鸟类的食用需要，致使它们不用去捕捉附近可食用的幼虫。丁伯根提出，一旦鸟儿们发现了它们喜欢的食物，它们就开始只寻找这一种食物，不再找其它的。他称这是一个搜索印象：一种关于甲虫的记忆印象。鸟儿就靠对于甲虫的形状，大小和颜色等特征的记忆来在其周围环境中搜寻。

事实证明，这种搜索印象，是我们在完成任务中需要集中注意力时都会使用的工具，如锁定一个正在穿过拥挤街道的朋友，或者在全食超市的数量巨大、货物齐全的货架上寻找一个莎莎的品牌。但这个搜索援助，霍罗威茨很快意识到，只有当我们知道要找什么的时候才会有用甚至可能有用的，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奢侈到熟悉的被世界上最迷人的大脑陪伴同行。霍罗威茨在散步结束时，与艾斯曼分享了这个“忧郁的想法”：

艾斯曼想了一会儿，然后引用他追踪调查的教师之一，苏珊·莫尔斯（Susan Morse）的一句话， “追踪的一半是知道去哪儿找，另一半就是去找。 ”哪怕你只是了解最浅显的不同动物的生活史，—— 如他们会被什么样的事情吸引—— 那么一旦你开始关注这些，你就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当你在想要去哪里找时，只需要一点点知识就可以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你关注这些东西，即使你不找他们，他们也会跳出来出现在你面前。一切都是某件事的预兆。

接着，我们又从人文社会资深野生动植物科学家约翰·哈迪蒂安（John Hadidian）那里了解到，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区别就是白天和黑夜，一旦太阳下山，大量的野生动物就会如洪水般涌入看似平凡的城市街道—— 鸽子、麻雀、松鼠、花栗鼠、浣熊。（而且，我们不要忘了，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如此诗意地描述丰富多样的“野猫”。）在高处，猎鹰、鹰、和隼盘旋在城市的上空。在地下，老鼠 —— 花费大部分清醒的时间来磨牙，使用他们的敏感胡须沿着墙壁导航，为自己确定方向—— 在一直跑个不停。（至于后者，哈迪蒂安说：“从严格的自然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最少被了解的动物之一”。）

我们还了解到， “你能想到的每一种动物都能被柿子树吸引”—— 如果你曾经独自呆在后院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事实。但震撼人心的是你突然认识到，几乎每一个裂缝、洞、和建筑物之间的裂缝都是野生动物出入城市那庞大而精细的运输系统的一部分，这同样也带来了同样震撼人心的提醒，可能，只是可能，我们并非如自己幻想的那样是自己城市的得意国王。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的动物如此难以捉摸的原因。他实际上是试图躲避我们，而且在我们的想象中，似乎不考虑在城市里的动物（除了宠物）。甚至我们对城市里动物的通道和进出口的尺寸会产生错觉。记住，也许，小孩不能够扩大篱笆的规模或者摇摇晃晃的通过一个门，我们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城市动物不会被看似坚不可摧的石墙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链式的带刺铁丝网护栏所阻碍。但是，几乎所有关于城市动物的描述都包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尺寸：动物可以挤进去、通过或者出来的洞的尺寸。浣熊，甚至是成年浣熊，弄扁自己充分发挥自身宽、短的头骨的优势，能挤进壁炉间一个四英寸的间隙。松鼠能穿过一个四分之一大小的孔；老鼠，穿过一角硬币大小的孔。下次走路要小心哦。看看有没有洞？看看楼梯和建筑物之间的缝隙？看看人行道和路边之间？会有动物去那里的哦（在你经过之后）。

因此我们再次意识到观察力的局限性，分辨不出 “见所见”和“知所见”的区别。著名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所见之物，都必定事先经过了“注意力”的筛选。（只有那些符合个人关注标准的事物，才能入得了我们的眼。）霍罗威茨写道：

期望，是限制事物观察的原因之一，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的感官。某种意义上， 期望是注意的伙伴，我们要观察外面的世界，他们则帮助我们简化其中的过程。两者中，以前者为主，作用效力尤为强大，但后者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两者协作，赋予我们拨乱反正的能力，将无序的感官世界整理成一个个顺心的、易于理解的部分。

城市之中的人类和他们的非人类邻居一样有趣，身上藏着大量信息，只需随意观察他们的身体或行为，信息便唾手可得。这正是霍罗威茨与贝内特·洛伯博士（Dr. Bennett Lorber，全美最古老医学机构——费城医学院的院长）同行时学到的。霍罗威茨说：

哪怕只是走上街道，人们无意间已暴露了各自的生活习性，身体的某个特征、某种步伐、耸肩或嘴角的表情都有泄密的可能。

的确，一个人的步态能曝露此人从脚疾到职业甚至到宗教信仰的一切信息。（题外话揭秘：人每行走一步，平均62%的时间处于站立姿态，脚与地面接触；剩余的38%时间处于摆臂姿态，脚不与地面接触。）另外，“行走”作为一种非凡的人体动作，一个打破人类双足直立的平衡、推动身体向前运动并保持平稳的奇迹，一次动物世界里出现的奇观，完美精细地映射出“前进之路千千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人类精神的隐喻意义。然而，最理想的行走仍是唯一的。

最理想的行走是完全对称、平顺而放松的，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向前进的动作上。进化论将之归结为“效率”。人类的某些祖先可能由于奔跑速度慢而受猎于其他物种，毕竟人类并非为速度而生。但是人类拥有耐力，因而那些能够持续奔跑的原始人幸存了下来，“效率”是他们保命的前提。

霍罗威茨又一次意识到她与其他人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只能模糊地判断某件事不对劲时，别人却能够诊断出原因。我不仅珍视诊断本身，更珍视他们以知识解释所见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知其所见”。

不幸的是，当城市的新视角之旅尚未完成时，霍罗威茨遭受了病魔的攻击，背部椎间盘突出致使她一只脚瘫痪，几乎难以行走，给她的城市探索之旅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她写道：

那一段时间，街道因我而变，就像它为其他受伤和老去的人而改变一样。

但她仍然坚持不懈地剖析城市，更加深入地感知城市。这一次，她的伙伴是阿琳·戈登（ Arlene Gordon）。这位卓越的女性曾环游世界，公寓里塞满了从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她向霍罗威茨分享了每一个纪念品背后的迷人故事。而霍罗威茨的叙事天赋将这一切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当霍罗威茨提到戈登女士公寓内微亮的灯光和她的“蓝眼睛”时，读者们（至少我）透过霍罗威茨的观察，不等答案揭晓便料到她是位盲人。紧接着，读者们就开始感叹这个得来不易的小谜底是如此温暖人心，感叹霍罗威茨的实验必定能像戈登的故事一样令我们得到另一番见识。

而她俩在城市里行走，有力地揭示了一些事实：

几番行走，我意识到，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视觉体验，而是其他感觉体验。这并不足为奇，毕竟人类本来就是视觉动物。我们的眼睛占据了脸部的最佳位置；我们拥有三色视觉，能够绘出世界万般色彩；我们的大脑皮质有五分之一是管理视觉的区域，亿万个神经原只为一个辨别事物的功能。眼睛能映照出迷人的万千世界，因而，人类孜孜不倦地关注视觉世界，根据视觉外观挑选衣着、住所、旅行目的地，甚至于爱人。

然而周遭世界并非完全由反射的光组成，有时甚至毫无关系。不要忘了，组成万物的分子是有气味的，气味自由飘散在我们周围；更不要忘了，空气的震动能够发出声音，频率或高或低，决定有的声音可闻，有的不可闻。在我看来，一位不幸失去视觉的人能够引领我或深或浅地进入某个隐形城市世界，某个越睁大双眼越看不见的世界。

戈登的确引领霍罗威茨进入了那个世界：她沿着人行道为我导航，动作敏捷，娴熟运用手杖。手杖成为她身体及“身体四周空间”（以身体为中心，周围环境为组成部分的气泡型空间）的感官延伸工具。继因爱而生的“脑边缘修正”，大脑强大的可塑性再次惊叹了霍罗威茨。

经历改变大脑，大脑因细节而变。当我们反复进行某个动作，或观看某个场景，或闻某种味道，我们会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我们的大脑也会以显然不同于“业余者”的方式运作。

然而：

大脑的可塑性不仅表现在顺势而变，也表现于适时而返。

和戈登的相处中，我感知到了风的运动，风依据伯努利定律和文丘里效应而运动，在城市上空形成一股气流。

风吹过河流，急速登陆被河流包围的曼哈顿岛。高楼大厦也会引发其他风力效应，风直击高楼，顺势而下。有时候，它形成的强大压力会让人很难进出大楼。耸立的玻璃塔不仅使空气下降，还能使空气上升（伯努利定律）--此外，调皮的风还会掀开附近街上女士们的短裙。

但是最具深刻意义的还属戈登和我告别时说的一番话，概括了书中要传达的基本信息。

在她家前面，她转过来和我握手说：“很高兴见到你。” 然后好像注意到我冲她微笑，于是又说：“今天在楼道有人问我‘你怎么能用 “看”这个字？’你怎么能说“我看到了”？”。“好吧，我看到了”，我回答他说：“‘看’这个词有很多种解释。”

紧接着，通过和声音设计师、嗓音专家斯科特·莱雷尔（Scott Lehrer）的接触，我们了解到城市声音通常都是一些狂躁刺耳的声音，迫使巴贝奇不得不拉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文豪狄更斯一起发动反抗噪声的正义之举。迪肯斯（Dickens）和巴贝奇（Babbage）发动战争是明智之举，我们协调的能力和选择性的注意力密不可分，因为尽管我们总是竖起耳朵，但总是只能获取一小部分可听的信息，甚至还要有合理的解释。

对声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就能改变你对它的感官体验：我们看到的谈笑、抱怨或是叹息，听到的也是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霍罗威茨也认为自己在上一章与戈登的城市之旅中曾经体验过这种听觉图景:她拖着一只近乎瘫痪的腿，忍着疼痛跛行到戈登的门前，她感到大门“吱”的一声敞开了，像是对着她叹了一口气。）

但是和莱雷尔在一起时，她才开始“仔细聆听事物内外的声音，去聆听它们的深刻意义。”她感受到汽车在雨中行驶时，轮胎会与地面摩擦出不同于平日的声音；她感受到的是不同空间内回音的不同，“湿度”的差异，这些都取决于空间的大小，内部的物品还有声源与墙的距离；她知道事实上连温度都可以改变声音的感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鸟儿只在黎明和黄昏可以时歌唱。随后在她研究传奇先锋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遗物时，看到了人为的“声音”和“噪声”的区别。

区分噪音和普通声音是我们要谈的另一个问题。先锋作曲家约翰·凯奇曾说：“音乐就是声音”，他认为普通的声音也可以是他的音乐。在他的某个作品中，管弦乐有一段4分34秒的时间里毫无乐队伴奏；无论是从大厅的窗子进来的声音还是混乱吵闹的观众席上传来的声音都是他音乐作品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果凯奇说的没错，我们也不能确定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因为，当我们将不喜欢的声音判定为 “噪音”之时，我们是带着主观性的，而且这种主观性一直存在。

但是霍罗威茨从声音相对论中能确定的一点是，我们赋予声音什么，声音便与之相共鸣，而声音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城市音景的体验。（引自E.B.怀特（E. B. White），在他笔下，纽约街头的熙熙攘攘充满着难以忘怀的诗意）而霍罗威茨的一个令人心惊的发现与耳朵这个强大机器的生物构造相关。耳朵每天都在承受城市噪音的摧残折磨。

分贝是人感受声音强度的主观体现。零分贝是听到声音的标准，现代都市中却没有一刻零分贝的宁静。我们听到的大部分声音在60-80分贝之间，这包括餐桌上普通谈话的声音，清洁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声音。声音一旦达到85分贝，就会损坏我们的耳朵神经。因为其机制本是如此。

耳廓内的小纤毛在周边竖立着，摇摆着，晃动着，空气震动后声音传到内耳。纤毛经过刺激竖起来，将震动编译为电子传输到电力信号中枢，我们才可以听到声音。如果震动声波足够强大，纤毛会受力弯曲。气压也以移动，挤压或切断纤毛，直到纤毛倾斜、交杂、软化像是被踩踏了的青草。经过声音长时间的摧残，损毁到一定程度的纤毛细胞将无法再生；耳朵也将失去了神经软毛。这样的话，世界会越来越安静，直到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个音符，没有一点儿噪声。

城市被各种声音围绕，不断的接近损失听力的极限。大量人为的声音频率都相似。不断的重复出现。我们随处可见高声调的吵闹噪音：地铁中的尖叫划破各个转角，达到3，000-4,000赫兹；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达到2,000-4，000的赫兹。因为人类耳朵的形状，让这些声音不断冲击着我们，耳朵的构造使高频率的声音扎入耳道，直达耳蜗耳朵的设计放大了纤毛的震动频率。但不仅仅是耳朵在受损，我们的大脑也在饱受摧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听的声音是“噪音”，身体本能会做出反应：交感神经系统做出了反应：如面临期末考试时、突然看到狮子或看到心仪的人出现。反应结果是出汗，出汗后，我们才发觉，然后继续出更多的汗。

里斯托夫·尼曼在《抽象的城市》（点击图片了解更多）一书中说道：物理学家会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描述不同现象。例如用“帕斯卡(PASCAL)”来衡量一定面积的压力，用“库仑（COULOMB）衡量电力（如果既定区域是综合组件，就能派的上用场）”。用“分贝（DECIBEL）”衡量物理学家陷入麻烦的强度，因为他连状况都还没有搞清楚。

但与莱雷尔同行，霍罗威茨找到了另一个了解和热爱城市的视角----对城市声音的欢呼，而非哀悼。

城市噪声不那么讨厌了，而是独具特色，别有风味。我享受着车辆的轰鸣声，苍蝇的嗡嗡声；我凝视着鸽子，期待着它们咕咕的叫声；我俯瞰行人，心里默默地鼓动他们哼一声或者咳一声。我听着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尖叫声，吱吱声，把它们和各种呜呜声和口哨声相比较。每一种声音都让我感到亲切而愉快。

最后陪霍罗威茨漫步的是她新养的小狗，它是这项计划最初的灵感，这样的组合，恰如其分。小狗名叫芬尼根，调皮又充满好奇心。（作为认知科学家，霍罗威茨却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人物为爱犬命名，可见其知识面之广。）你或许会觉得人耳已经够灵敏了，但狗鼻子之敏锐更让人惊奇。

狗鼻子的内部构造如同迷宫般复杂曲折，遍布功能各不相同的嗅觉细胞，感受着外界的任何气味分子。狗鼻子后部有一个“嗅觉隐窝”，一块骨板将它和主呼吸道隔开，使得吸入气味和呼吸区分开来，让气味徘徊良久以待辨认。尽管我们人类认为只有部分东西有气味，例如春天花朵的香味，垃圾桶的臭味，新车的异味，公交车的废气味，但其实几乎每样事物都有自己的气味。构成某种事物的分子如果能够挥发，能在空气中蒸发，能进入鼻子内的嗅觉细胞，那么这种事物就有气味。

狗鼻子内部有上亿个嗅觉细胞，而在口腔硬腭上方甚至还有第二个鼻子，被称为犁鼻器或者雅各布逊氏器。某些分子，如荷尔蒙，鼻子内的嗅觉细胞分辨不出来，但是犁鼻器却可以准确地侦测出来。所有的生物体内都储存有荷尔蒙，用于身体和大脑活动，而我们发出的荷尔蒙，即费洛蒙（pheromones），是由犁鼻器侦测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只狗能够通过另一只狗残留在地上的一滩尿来辨识出它的紧张感或者交配意愿的。

犬类被认为是巨型躯体，或者气味敏感型，而人类被认为是微型躯体，或者气味迟钝型。

上图为平面杂志《交流》的一期封面投稿（不幸被拒），作者温迪·麦克诺顿（Wendy MacNaughton）。

如此简单直白地用“迟钝”一词来描述大自然的馈赠，对于人类来说不知该有多羞愧，甚至难以维持人类特有的上帝情结。但事实上，我们的迟钝应该归咎于硬件而非软件方面——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像犬类那样用自己的鼻子，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像犬类那样巨大数目的嗅觉细胞来侦测和辨认气味，它们可以分辨出万亿分之一二这样浓度低到不可思议的气味。（如霍罗威茨所说：“狗狗可以嗅出万亿份热狗中的一份芥末“）更不同寻常的是，狗鼻子还能探测气味的半衰期，每一次嗅到同一种气味都能传达出不同的信息——在追踪气味来自何方，其携带者去往何处时，立体嗅觉赋予狗狗令人震惊的精确度。霍罗威茨说：

看某个场景并不是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一点，而是要睁开眼睛来回看眼前的一切。同理，在闻某个场景时，芬恩会从旁边，从上面接近，用力嗅空气中的气味，看看能否找到这气味的源头。狗狗每一次都可以嗅到不同的气味，当然空气中也满是不同的气味。这让我明白，气味并不是固定的点，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像雾，像云，自来源处向四周散发。街道像是个大熔炉，各种物体散发出来的气味相互交错，层层叠叠，难以分辨。

结束和芬恩的嗅觉冒险后，霍罗威茨独自一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漫步，试图运用她的新知识和新视角来感受城市街道。她做到了：

一次简单的散步居然变得如此丰富……看一个普通的街区，一方面是认识到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历史。它就在那里，似乎专门等着你在某个时刻发现它。它在过去某个时刻被制造出来，或充当某个特定角色，或为某种特定功用而存在。过去或许有人抚摸过它，现在或许也有。它的存在就是证据。

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我们的眼界有多狭隘。我们受限于自我的感官能力，物种身份，观察视角，但至少最后一点可以克服。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视物的能力由两种互补的力量——注意力和主旨意图——共同组成。我们依靠这两种力量做出选择，从而塑造对现实的完整体验。而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技巧不过是将观察能力和主旨意图仔细地协调渗透达成平衡。

让我看到了这些细微之处的并不是行走者们本身的技巧，而仅仅是他们对参与行走的兴趣，没有这种兴趣我肯定注意不到这些。我选择行走者们，他们能刺激我自己的选择性注意力。专家只能指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而你自己的头脑负责协调感官和大脑去看事物。一旦你抓到那段旋律，随之哼唱，你就永远地改变了。

事实上，霍罗威茨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来源于她和保罗·肖的散步中：

在周遭的环境中，各种情况下，人类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你不能撒手不管，放之任之。尽管我们从相对来说状态稳定又无助的孩童成长为易变的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我们还是不断被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所束缚。

《论观察：11次带着专家眼光的漫步》一书极为少见而必要地抚慰了城市居民的心灵，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希望却是霍罗威茨和保罗·肖漫步时留下的一句诗意的独白：

跟我来吧，让身心一起升华。

霍罗威茨写道，保罗·肖“每走过一个街区都会自觉地观察它的地质情况。”而这正是重点所在：不断学习或许才能习得观察的艺术，但一旦学会就不会遗忘，如同存在的一直都在。观察的艺术是一种意识，它要求无限极致，永恒不变，却又无止境地诉说着千变万化。

译注

[1]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语：Marguerite Donnadieu，以Marguerite Duras知名，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国知名作家、电影导演。代表作有《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情人》等。

[2] 伯努利原理：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强就大，如果速度大，压强就小。这个原理当然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应用举例有乒乓球的上旋球，转动轴垂直于球飞行的方向且与台面平行，球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在相同的条件下，上旋球比不转球的飞行弧度要低下旋球正好相反，球要向反方向旋转，受到向上的力，比不转球的飞行弧度要高。

[3] 假日悖论：人們總在度假最後一天收拾行李時，哀嘆：「歡樂時光過得特別快！」心理學家解釋，經歷美好時光時，大腦被新鮮記憶填滿，感覺時間受到壓縮；然而回歸正常後，這段快樂回憶卻像持續一輩子般的長久，這種現象即被稱為“假日悖論”(Holiday paradox)。

[4] 多巴胺受体：多巴胺通过其相应的膜受体发挥作用,多巴胺受体为七个跨膜区域(72GM)组成的 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