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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学术世家，其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就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他对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紧张关系深感忧虑，曾参与调解劳资纠纷，主张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并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对小汤因比后来形成对“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有潜在的影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些方面有公认的学术造诣，但在此之外他更以知识渊博出名。与叔父一样，他也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 汤因比的著作种类不算很多，但篇幅堪称等身。他的《历史研究》开始酝酿于1921年，1927年起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在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1946、1957年D．C．索默维尔将当时已发表的前10卷缩写成两卷的简本问世（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到1966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在无法完成宏大计划的遗憾中以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为这一著述工程作了总结，这时距他着手此巨著已有45年之久。 缩写者索默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程：“作者出生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乐观主义时代，在壮年时期身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在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他所受的主要教育又正是古代希腊式的。这就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结果，他的探索便扩大到了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问题，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佐证。最后，他又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于是他就写成了这部'历史研究’。” 显然，对当代“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忧患感带出的“文明为什么会死亡”问题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而“文明的起源与生长”只是作为他探讨上述问题的陪衬而被提出。这就使他的这部巨著在平静而冗长的叙述之下深藏着一种巨大的悲观与批判意识，而且越到他的晚年，这种悲观与批判意识越强烈。而悲观与批判这两个方面又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紧张。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文明的“生命周期”、把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乃至其主要机制（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都说成是各“文明”的共同命运看来，他的悲观是宿命论的、无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他所不赞成的历史进化论实际都建立在某种“必然性”或“规律”的基础上，只不过后者的“必然性”是乐观的，而汤因比的“必然性”是悲观的。 然而另一方面，汤因比又力图通过批判找出一种“无解之解”，力图为他自己所处的“文明”，或至少（在该“文明”已不可救药的情况下）为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宿命、免于灭亡之路。从早期呼吁“西方文明”觉醒自救，到晚年寄希望于“中国文明拯救世界”，都是这种努力的反映。这样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与为摆脱宿命而进行的批判之间的紧张到他的晚年也未能缓解——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比那些轻易地开出救世药方的浅薄著述者及其大团圆式著作更深刻更耐人寻味之所在。 尽管如此，到其晚年时他还是开出了一些不成体系的药方：他认为在“自由”（美国式的）与“平等”（苏联式的）这两极之间以“民主”来协调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博爱”能调和“自由”与“平等”。而博爱不能来源于人类本身，只能来源于上帝。因此人类的前途在于摆脱“自然的法则”而回归“神的法则”。他还指出，人类的三种发展：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最高宗教与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的状态各不相同，前两种发展的特征是不断进步，而第二种发展的进步还在不断加快，但最重要的第三种发展则没有形成实然性的趋势，只是有应然性的“共同倾向”，它指向建立万能的世界性国家和超越各“文明”的世界性宗教。这种“世界大同”式的前景是人类在核战争威胁下得以生存延续的唯一机会。那么谁能带领人类找到这一机会、建立这种大同世界呢？ 这里汤因比陷入了最后的迷惘：他既认为这种大同前景只有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人们自由选择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前提在地球上哪一部分最具现实性，应当说是明摆着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可能的救世力量将来自中国———1975年汤因比去世前恰处在文革混乱中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在汤因比看来（在如今许多中国人看来大概也如此）与“中国文明”的传统时代一样以“停滞”为特征，这种“停滞”在《历史研究》中是被看作阴影和体现“中国文明”“垂死”状态的东西，而在汤因比辞世前的这个时候它却被看作光明：据说正是由于“儒家的背景”“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并未如先进诸国那样猛烈推进过分的工业化”，而是“仍然恪守着田园农业这一基盘，有分寸地建设着文明”，才使得它免于像西方那样陷入“进化”灾难。汤因比如果看到他身后的中国不久便发生了改革与经济腾飞，不再“停滞”也不再“恪守着田园农业这一基盘”，他该如何想呢？ 从汤因比的心路旅程看，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学问家。他的洋洋十二卷还未写完的《历史研究》尽管是一位受过严格“狐狸”训练的学者写的、似乎十分合乎“学术规范”的巨著，与这种文化类型史观的前驱施宾格勒所写的《西方的没落》充满着专业史学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识性错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部书本质上仍与施宾格勒之书一样属于“刺猬”之作。历来专业史学家从实证角度挑出他的毛病绝不比斯宾格勒的书少（缩写本中译版所附的索罗金评汤因比一文可见一斑），而正如我国学者赵世瑜所言：汤因比所谓26个文明“从哲学上说”都是同时态的这种讲法，本身就不合历史学的“规范”——人们要问：那么从历史上说呢？正因为如此，无论批评还是褒扬汤因比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他的这本巨著与其说是文明史或文化史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哲学著作。而对于阐述这种历史哲学来说，洋洋十二卷还未写完的篇幅似乎有些冗长，缩写本的两卷已经论述得相当充分了。我国学者以缩写本中译问世，是个很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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