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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遗址揭秘4:古共工国墓葬及其出土玉器

 轻风无意 2015-02-13

凌家滩遗址揭秘4:古共工国墓葬及其出土玉器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揭秘:古共工国墓葬及其出土玉器

第11章:凌家滩遗址87M15号墓主人及其出土器物揭秘

87M15号墓是凌家滩遗址墓地南部第二排的中心大墓,87M8号墓叠压在87M15号墓的东北角,而87M7号墓又叠压在87M8号墓北部。此三座墓同出于墓地南部中轴线位置,同处于第二排,并且三墓相交叠,墓与墓之间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系。

一个家族的墓葬层层叠压在一起,这也是新石器时代古墓的常见特征,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小河墓地,其层层叠压的墓葬有时甚至达到7层之多。

87M15号墓开口在第四层下,是整个凌家滩遗址埋藏最深的早期墓葬。此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28件(组),其中玉器达94件,石器17件,陶器17件。在87M15号墓中出土玉器中,仅玉璜的数量就有多达30件,这个数字在凌家滩60余座墓中无与伦比。其中有14件玉璜,自墓主人脖颈部位一直排列到腹部,另外16件玉璜则大多堆放在墓主人头部一侧,这说明墓主人拥有两大组玉璜佩,是凌家滩遗址唯一拥有两组玉璜佩的人。如果说此墓前方的87M4号大墓似有二次迁葬的痕迹,那么87M15号墓出土器物排列相当整齐有序,证明凌家滩就是此墓的初葬之地。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1:左为浙江海盐周家滨遗址出土之玉柄象牙梳。右上为良渚反山贵族墓地出土之玉梳背。右中为凌家滩87M15号墓出土之玉冠饰,右下为凌家滩87M10号墓出土之玉兔饰,有学者指出,这三者为同一类物件,它们都是梳背。

除30件玉璜之外,87M15号墓还出土有玉钺1件,玉冠饰3件,玉圆环柄形饰1件,水晶耳珰1件,玉双连璧1件,玉玦1件,玉饰4件,玉镯2件,玉串饰49件。在出土的石器中,又有石钺7件,石锛8件,砺石2件。在凌家滩遗址,不论墓主人的地位有多高,其墓葬中必有大量石制工具出土,这也是凌家滩遗址最显著的文化特色。

87M15号墓亦有2件陶制的纺轮出土,通常情况下,这是墓主人为女性的标志。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即使是地位至高的女性,其华丽的衣着,或者最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衣着,是由其本人亲自缝制的。这样一种传统,即便是到了良渚时代,或者是更晚一点的其它时代,均无改变。这是大概是女性爱美的天性使然。此墓位于第一排中心大墓87M4的正后方,墓主人有可能是87M4的配偶。

如果说我们在87M4号墓中见得最多的是权力的象征物,那么87M15号墓给我们最深的映像就是财富和地位。这座墓中的玉璜品种多样,其中很多的玉璜是玛瑙质,至今晶莹透亮。而玉璜的造型亦是丰富多彩,其中的蛇形璜、虎首璜等,装饰感极强,似乎在引领着这类佩饰物的新朝流。87M4号墓还出土了全墓地唯一的一颗水晶耳珰和唯一的一枚玉双联璧。玉双联璧是红山文化地区常见的玉饰件,此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这显示墓主人能够获得遥远地方的稀有之物。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2:①②洪江高庙文化离鸟负日陶纹。③④良渚贵族女性所佩玉璜上的图案。⑤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飞鸟纹。

在87M15号墓出土的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凌家滩》一书所介绍的“玉冠饰”。玉冠饰共有三件,其中的一件出土时已残损无法复原,具体形状不详;另一件只也止留下玉冠饰的下半部;剩下的一只虽然略有残缺,但基本上还能辨认出其完整的器形。

玉冠饰的出土,相比87M4号墓的玉版来说更加神秘莫测。八角星形玉版上的图案,让人一看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87M15号墓玉冠饰的造型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个长6.6厘米、高3.6厘米,厚0.3厘米的物件,器顶端呈“人”字形尖角,“人”字两侧又向上弯曲卷成两个圆圈,“人”字中间镂空为三角形。器底部是一个两端向内收缩的长方形,长方形双面均刻有三道凹槽,而长方形两端又各钻一通孔。

那么,这个玉冠饰的用途是什么?它能否揭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这个玉冠饰的形制,不由让人联想到良渚文化遗址中曾经大量出土的“玉冠状器”。

最初,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类“玉冠状器”常常出现在墓主人头部附近,显然是一种头饰,但不知其具体用途,于是暂定名为“玉冠状器”。只到后来,在浙江海盐周家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柄完整的玉背象牙梳,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玉冠状器”就是良诸贵族所用象牙梳之玉柄。此后这类玉冠状器遂正式命名为“玉梳背”。

87M15号墓的玉冠饰会不会也是一把“玉梳背”呢?完全有这种可能。良渚文化玉梳背的一边,留有与象牙梳相插接的榫口,这种榫口是直插式的。而凌家滩玉冠饰的一边也留有三道凹槽,所以它与相榫接的部件(疑为骨梳或象牙梳)应是横插式的。

我们知道,凡冠、冕、簪、笄之类,最初都只是用来约束或者整理头发的普通用品,最后就慢慢演变为一种极富个性和首饰或头饰了。梳子也一样,华丽的梳子也能充当首饰的功能,也能体现墓主人的特殊身份。

那么,凌家滩玉冠饰的这个奇特的造型,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些个旁证或者参照,一时间是很难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仿将其与其它在南方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物证,拿来与之进行对比。

图11-2中的①和②为湖南洪江高庙遗址陶纹中的“离鸟负日”图,它就是“炎帝乘离”这一传说的源头。“离”(離)是“丽”和“鹂”的本字,即鹂鸟(鵹鸟),又作“仓庚”、“朱雀”、“楚雀”和“朱明”。在易经八卦中,“离”代表火,离鸟即火鸟,故图案①中的离鸟,它的两肩及头部上方均装饰着火焰。离鸟的双翅上各有一个八角星形太阳纹图案,这就是所谓的“离鸟负日”。离鸟的腹部还刻有一张长着獠牙的大嘴,这个大嘴乃是一个空腔,空腔即是“离”,也就是《易经》所说的“离中虚”。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3:①为河姆渡文化象牙蝶形器上的局部图案。②为河姆渡文化骨匕。③为良渚文化玉梳背。④为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陶豆及其上面的海鸟纹饰。

值得注意的是:7000多年前的高庙时代,应当还处于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中,故“离鸟负日”图所表现的主题,被崇拜的主体是离鸟,而并不是太阳。而离(丽,俪)又是指“一双”或“一对”的意思,所以对离鸟的崇拜,实为生殖崇拜。

河姆渡文化相当于高庙文化中晚期,与高庙文化一样,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稻作文化。中国最早的稻作文明起源于湖南,这已经被很多项考古成果所证实。在图11-3图案①和图案②中,离鸟图案已经由一个头演变为两个头,应该说中国最早的雌雄同体的图腾在此诞生了。有不少人经过研究后说,河姆渡遗址的这个图案,是“双鸟朝阳图”,它与原始的太阳崇拜有关,故“双鸟朝阳图”如今已被作为河姆渡遗址公园的主题标志。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图11-4: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之“双鸟朝阳”象牙雕。

然而,河姆渡遗址的这个主题标志真的就是“双鸟朝阳”吗?大约在7000年前,古人已经意识到生命的产生是雌雄配合的结果,故离鸟(鹂鸟)开始由一个头变为两个头,也就是所谓的雌雄同体。从单性主宰生殖的离鸟变为双性同体的鹂鸟,象征着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因为男女对偶婚姻制度尚未确立,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故女姓的首领先是声称自己能受到神灵的感应而生育,其后又声称自身具备雌雄两性的功能,于是“双双鸟”之类的传说就应运而生。

《公羊传·宣公五年》正义曰:“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这个双双鸟即是雌雄同体的鹂鸟。后世传说中的这一类神奇的鸟,包括“鸳鸯鸟”、“比翼鸟”以及成双成对的“黄鹂鸟”等,均为离鸟传说之演变。

如果我们把高庙文化中的离鸟视为生殖崇拜,那么河姆渡文化中出现的双头鸟(双双鸟)即是这种生殖崇拜的继续和延伸。而河姆渡文化骨匕以及象牙蝶形器上的双鸟所朝之“阳”,很明显就不是太阳了,那个双鸟中间的图形应该就是“太阴”,也叫做“阴元”。

在良渚文化玉梳背所刻图案之中,雌雄同体之双双鸟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变成了可合可分的两种形态:分开时成为一对左右分飞的黄鹂,合在一起时又变为一个有着上、下两个头的神坐中间。我们可以注意到从高庙时期到河姆渡时期再到良渚时期,那个一直占据着中间显著位置的“阴元”的图案不见了,难道“阴元”不再受到崇拜了吗?当然不是。在良渚,“阴元”变成了一个实体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个实体就是象征着“阴元”和大地之神的玉琮,而对“阴元”的崇拜也延伸到对大地的崇拜,“阴元”和大地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因为她们都是生殖之神,“阴元”只是诞生人类,而大地则孕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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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良渚文化玉梳背上的“离兽”和“鹂鸟”。“鹂鸟”的翅膀是由“离兽”的双眼变化成的。而“离兽”的阔啃和獠牙则来自湖南洪江高庙“离鸟”腹部的图案。

良渚文化产生于凌家滩文化之后,她们之间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陶豆上,我们见到了古代良渚人所绘制的海鸥(图11-3),如果将这个海鸥的图像倒过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和现代人所绘制的海鸥(远景)是高度一致的。在良渚文化玉璜上(图11-2),我们见到了一个神兽的图像,这个神兽的鼻尖和双眼所构成的图形,几乎与凌家滩玉冠状器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个神兽的大嘴,又与高庙文化离鸟腹部的大嘴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说,高庙文化的离鸟,已化为良渚文化的“离兽(鵹兽、黎兽或犁兽)”了。

在良渚,因为玉璜是女性专用的佩饰,所以象征“阴元”的离兽,才会单独出现在玉璜上。在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良渚玉器刻纹中,离兽时而作鸟形、时而又作兽形、时而作鸟兽复合形,从而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迷团。

凌家滩玉冠饰图像的祖型,显然来自于高庙文化的“离鸟负日”。那么作为主体的“离”即“阴元”又在哪里呢?“阴元”就在由象征飞鸟双翅的“人”字形和它下面的一横所组成的三角形当中,这个中空的三角形即是“阴元”。

我们的东夷祖先创造了甲骨文(传说黄帝的史官苍颉造了文字,但是文字的发明者实为商的祖先契,苍颉与商契显然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名的读音在上古时是一样的),阴元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在甲骨文中,用三角形来表示“阴元”、“女祖”、“肚”和“肾”的文字不在少数。

在图11-6中,作者用一块天生的“阴元石”和甲骨文中的“土”(肚)字和“圣”(肾)字做了简单的对比。很明显“土”字就是“肚”字和“吐”字的初文,女性的“肚”因具有生殖功能而受到崇拜。不过这里的“肚”最初并非指女性的腹部,而是指“阴元”或者“离”;而“吐”的意思也并非指呕吐,而是指生殖。至于“圣”字,不知为什么后来做了“聖”的简化字,因为这个字原本指“肾”。肾字繁写作“腎”,它的上半部即是“臤”字,“臤”字由一只手(又)和一个竖直的“眼”(即臣字)组成,很显然这和甲骨文“圣”字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个竖直的“眼”即是“土”,也就“离”或者“阴元”。

《说文解字》曰:“汝颍之间谓致力於地曰‘圣’。从‘土’从‘又’。读若‘兔’、‘窟’”。由此可知,古代的“圣”字并非“聖”字的简化字,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毫不相干的。“圣”字是一个有着独立意义的字,它的一个读音为“兔”,即“土”(肚、吐);另一个读音为“窟”,即“洞窟”。故“圣”字,即是“肾”字,也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6:左为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游览区的“阴元石”。据说当地一位农民发现了此奇石,并报告了有关旅游部门。如今,有很多年轻妇女为了求子不远千里来此朝拜。右图表为甲骨文“土”字和“圣(肾)”字,这些字都是“阴元”的象形。

如图11-6图表第一排,甲骨文直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土”的形状,而所谓“土”就是“肚”、“肾”、“离”或者“阴元”。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凌家滩87M15号墓出土的玉冠饰就是“离鸟负日”之翻版。她必定是一位地位非常特殊的女性首领所拥有的物件,有这样地位的女子,她要么就是一位女性炎帝,要么就是某一位炎帝之母或者炎帝之妻。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炎居生节并,节并(节茎)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节并”乃是传说中的女性炎帝,她是祝融的祖母、共工的曾祖母。那么从87M15号墓中出土了不止一套的组合玉璜以及不止一件的玉冠饰这一点来看,这位老祖母的寿命是很长的,或许在她的一些子孙去世后,她仍然还活着,因为寿命长,所以她累积的财富极多。87M15号墓主人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帝楡罔(参卢)之妻,那么他就是祝融的母亲、共工的祖母。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7:凌家滩87M8号墓及其出土的玉璜。此墓的北半部被87M7号墓打破,只保留着南半部。这是一个象小玉人一样双手戴着很多只玉镯的人物,本来此墓能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小玉人的信息,但由于墓被打破,随葬器物已是不全,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十分遗憾的墓。

87M15号墓深埋于第四地层之下,其墓穴直接开在生土中,所以这是凌家滩遗址入葬最早的大墓,也是凌家滩遗址所有墓葬中墓口开在第四地层以下的唯一的一座墓葬。所有凌家滩遗址六十多座墓中的死者,极有可能全部都是这位老祖母的子孙。在5300年前,中国的历史正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与母系氏族社会相互交替的时代,所以女性炎帝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与87M15号墓相交叠的另外两座墓的情形:87M8号墓的西南角与87M15号墓的东北角有小部分的重叠,不过由于此墓埋葬比较浅,所以尚未对87M15号墓造成破坏。但是由于87M7号墓就在87M8号墓的后方,并且直接打破了87M8号墓的北半部,所以极有可能造成了一些遗憾。

墓中出土有双虎首玉璜2件,带齿边玉璜1件,玉璜的总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制作极为精美。按有关资料介绍,玉礼器以朴素无纹饰者为贵。所以这三件玉璜尽管制作精美,但反而并不能体现墓主人的身份有多么高贵,它们可能只是用于装饰的佩璜而已,并非作为礼器的璜。

87M8号墓最引人注目的玉器当属于数量庞大的17只玉镯,其中的八对玉镯分别摞在墓主人左右臂的附近。据《凌家滩》一书介绍,这些玉镯是直摞起来分别堆放在墓主人两臂一侧的,并非已戴在墓主人的手臂上。但是我们可以试想:要将此八只玉镯竖直摞放在一起,若不采取一定的固定措施,则五千年的时间这些玉镯早已不知倒塌过多少次,为何能仍然竖摞着呢?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8:凌家滩87M7号墓出及其出土器物。除了一件玉璜之外,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环,但是这些环的玉质都比较差。所以墓主人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巫。

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恐怕是:这16只玉镯原本就是套在死者手臂上的,而在死者入殓时,其双肘一直保持着上举的姿势——也就是说,墓主人死后还在做着与6个小玉人一样的动作。是墓主人的臂骨,在很长的时间内使那些玉镯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在臂骨完全腐烂之后,又是周围的泥土使这些堆放在一起的玉镯免于垮塌。所以,可以推断87M8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巫师。

87M7号墓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凌家滩古墓的葬式都是墓坑为南北向,墓主人头朝南。而此墓的葬式是墓坑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此墓入葬时间较晚,其墓开口在第一层,打破第二、第三层以及87M8号墓北半部。

87M7号墓的葬式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墓地的葬式相同,即墓坑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此墓中出土有玉环19件,玉玦4件,玉璜1件,玉璧3件,玉瑗1件,玉器的数量较多但是玉质都很差。墓中出土的石器主要有石斧1件,石凿4件,石锛6件,石器的数量不少但是器型都比较小。

87M7号墓中别无长物,但是玉环的数量却很惊人。虽然这些玉环的质地并不怎么好,但是玉环在凌家滩极有可能也是某种法器,它们的作用和用法或许同那些成组的玉镯差不多。《山海经》说夏后启“佩玉璜,操玉环”,这个“操”字似乎很有讲究,可以理解为“操控”或者“操弄”,乃是一种宗仪式。我们可以猜想,作为凌家滩最重要的大墓之一和年代最早的墓,87M15号墓在很早以前是有地面标志物的,而87M8和87M7这两座墓均为87M15号墓的祭祀坑。

《凌家滩》一书认为87M7号墓与87M15、87M8号墓这三座墓为同一血缘家族,因为这三座是相互叠压在一起的。但是,本文作者认为凌家滩墓地整个都属于同一个家族,而87M15号墓主人则是这个家族最早的女性祖先。这个家族在凌家滩一带生存或者延续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大约经历十几代人。上述三座墓虽然相互挨近在一起,但却分别处于不同的地层,其中87M15号墓开口在第四层以下,而87M7号墓开口却在第一层下。这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彼此之间相隔很久。

从表面上看,凌家滩人中的显贵者都集中埋葬在南墓区中部,而贫穷者都埋葬在北区或其它偏远的位置,似乎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一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其实不然,因为所谓富有的大墓基本上都是早期墓,而贫穷的墓葬则大多为晚期墓。这就是说,凌家滩墓地墓主人的富有或者贫穷,乃是时间造成的,并非完全是人群之间的地位差距造成的。早期富有而晚期贫困,正是凌家滩人作为一个家族由极盛时期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过程。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1)

    11-9:左,姜家坟在凌家滩墓地中的位置。据称这是一些无主的现代坟,这些姜氏族人的后代如今不知去了哪里。右,凌家滩墓地中的“穷人墓”。这些墓中有的只有一两件玉、石器,有的除了一两件陶器之外,什么都没有。

凌家滩早期的首领,可能是被迫南迁的一位炎帝,其地位还是极高的。稍后一点,首领人物就变成了祝融或者河伯,其地位虽比炎帝低,但仍然是一方诸侯或者黄帝集团的大臣。因为战乱一度消弥,所以祝融或河伯这一级的人物的随葬物品甚至比他们的父辈还要丰富,这是凌家滩的极盛时期,生产力和部落的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再往后,就进入了割踞一方的共工时期,此时凌家滩的经济仍有大的发展,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地位却大不如前。共工氏时而与黄帝集团合作,时而又与之爆发战争。正是这种不断的的磨擦和战争,使凌家滩的经济逐步走向衰落,直到最后,凌家滩人沦落为一群靠手艺谋生的匠人。

凌家滩的这个地名也是有点研究价值的,因为凌家滩的“凌”,或许与这里曾埋葬着赫赫有名的逄伯陵有关。而凌家滩墓地的中部,现在名为“姜家坟”。所谓“姜家坟”如今却是一些无主的现代坟墓。曾经世代守护在这里的姜氏后人如今去了哪里?为什么一直守护了五千而又一朝不辞而去呢?姜姓,本是炎帝和共工家族的姓氏,因此凌家滩墓地原本就是名副其实的“姜家坟”!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或许,在最后一位共工被消灭之后,仍然有一些残存的共工氏族人在此守护着祖先的坟墓,而世世代代的守墓人,死后亦将自己的亲人葬在凌家滩。我们不能把凌家滩晚期的一位贫穷的守墓人(在他的墓中除了一只残破的陶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也当做是凌家滩存在着巨大贫富差距的见证。这是一个曾经无比高贵的家族的墓地,除了贴身的奴仆或殉葬者,不会有家族之外的人埋葬于此。而部落中的其它人,应是以家族为单位,埋葬在别的地方。

第12章:凌家滩遗址98M16号墓主人及其出土器物揭秘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2)
    12-1:凌家滩遗址的主要大墓均集中于墓地南区中部,这里同时也是近、现代坟较集中的区域。在被盗和被近、现代墓所破坏的墓葬中,曾经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和惊天的秘密,如今这些宝藏和秘密均已化作乌有。

98M16号墓能够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墓本身就被两座近代坟和一座现代坟所覆盖,在此墓的四周,亦布满了近代墓和现代墓。在98M16号墓的西侧,据说当年在开挖现代坟坑时,当地的村民曾挖出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如果西侧这一墓葬没有被破坏或者被盗,那么很难预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这是一座地处墓地最南端并且靠近墓地中轴线的大墓,就其所处的位置而言,墓主人的身份或者不会低于87M4号墓,换言之,一座相当高级别的大墓,从此永远不留痕迹地地消失了。墓中的玉器或者散落于民间,或者被国内外某些人所收藏,或者仍保留在文物贩子手中待价而沽。然而,一件高古的玉器在失去了它的“户籍”——出土地点、墓葬的编号、甚至是玉器在墓葬中摆放的具体位置等等所有这些极具参考意义的信息时,即便它原本价值连城,如今且可能变得几乎一钱不值,更可能会被人们视为一件普通的赝品。考古不是挖宝,我们不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祖先,这些高古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远远高于它们的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98M16号墓位于凌家滩遗址墓地南部第一排偏东,此墓随葬品共42件,其中玉器19件,石器1件,陶器22件。就此墓出土器物的数量而言,并不算丰厚,除去22件陶器,剩下的玉、石器一共只有20件。仅有的一件石钺,有着明显的使用痕迹,并且还是一件残器。

98M1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石锛、石凿等工具,仅有的一件石钺亦有可能只是一只穿孔石斧,并非象钺一样用作兵器。这看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但亦有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器物已经被盗的缘故。此墓出土的玉器之中有玉璜1件,玉镯2件,玉龙1件,玉耳珰2件,玉坠饰3件,玉喇叭1件,玉玦2件,玉管5件,其余略。

玉喇叭和玉龙是98M16墓出土的两件奇物,它们在整个遗址其它墓葬中也都是绝无仅有的。玉喇叭,曾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且用途不明。玉喇叭的加工极为精密,形制十分规整。它的器壁只有0.09厘米,高1.3厘米,最大直径1.7厘米,表面琢磨十分光滑,在显微镜下放大40倍都没能发现磨擦痕迹。如此精巧玲珑之物,据说即便是使用现代化的加工工具,亦不易加工完成。因此专家们怀疑当时的凌家滩具有类似车床的加工机械。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2)

    12-2:左上角为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的玉喇叭形器。高1.3厘米,口径1.7厘米,口壁厚0.09厘米,底径0.9厘米,底厚0.1厘米。其余为石家河文化玉喇叭形器。凌家滩文化早于石家河文化一千余年,而玉喇叭的加工需借助于车床一类的设备。在五千年前,车床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而玉龙(珑)的发现,为凌家滩遗址属于共工家族墓地再一次提供了新的佐证。玉龙,有专家分析它可能起源于红山文化玉猪龙。但是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的玉龙,它在形制上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着较大的差别:红山文化玉猪龙整体呈一只熟虾的形状,龙头明显作猪形且龙头与龙尾之间有一缺口,所以红山文化玉猪龙又可称作“玉猪形玦”。而凌家滩玉龙与后来在商、周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玉龙相比如出一辙,这说明只有凌家滩玉龙才是后来中原玉龙文化的正宗源头。

98M16号墓玉龙的出现,使共工家族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浮了水面,此人便是“句龙”。句龙,又名勾龙,古文“句”、“勾”二字通用,故史籍所载各自有异。

《路史·炎帝纪下》曰:“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是以社祀。”《路史后纪·高阳》亦曰:“炎帝氏有子句龙,俾为后土,是为五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亦说:“共工氏之伯(霸)九有(囿)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后土即社稷之“社神”,亦即地神。在《山海经》中,后土(句龙)是共工之子,而在《路史》中,句龙为术器之子,共工之孙。或又曰句龙为“炎帝氏”之子。所有这些记述,按照古人的习惯,并不能称之为矛盾。总之,后土句龙出自炎帝,而其父亲、祖父均曾任“共工”一职。后土句龙为什么没有被称做“共工”?大概由于他并没有象其父亲和祖父那样“总理百工之事”,而是专长于开河挖渠等治水之事。

句龙可以算作是共工家族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之一,所以他死后竟然位列金、木、水、火、土五位大神之一,处于中央(中国)土地大神的显要位置。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两对非常著名的治水父子。其中一对是崇伯鲧和大禹父子,另一对就是共工和句龙父子。这两对父子的事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共工和鲧都是治水无方祸及天下的坏人、失败者;而句龙和大禹都是善于治水的能人和成功者。“共工”二字的发音又与“鲧”字十分相似;而句龙和大禹死后又都被封为社神(土地神)。所以,一直以来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两对父子其实就是一对,共工就是鲧,而句龙就是大禹。但是这两对父子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共工和句龙出自于炎帝系,而鲧和大禹则出自于帝颛顼。在年代上,这两对父子或许也相差一千多年。共工和句龙是五帝时代早期的人物;而鲧,特别是大禹当属于五帝时代未期的人物。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2)
    12-3:①为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的玉珑;②为石家河文化玉珑;③④⑤为商代玉珑;⑥⑦为红山文化玉珑。

当红山文化玉猪龙纷纷出土面世之时,有学者曾著文说,所谓玉猪龙就是“句龙”,句字古文写作“勾”字,正如玉猪龙之形态一般。所以,红山文化实为黄帝一族所创造,而句龙便是大禹。这位学者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只说对子一半:“句龙”当是史前北方民族对土地神的通称,后土和大禹都曾被祀为社神,所以他们都是“句龙”。红山文化以及玉猪龙产生于距今6000多年前,此时黄帝亦未诞生,更何况与黄帝相隔四、五十代的大禹呢?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2)

    12-4:在甲骨文中暂时还没有找到“能”字。金文中的“能”字,明显是一头长嘴的猪。甲骨文又常用“龙”字来代替“能”字,可见能、龙二字古时同音,龙与能是同一物,而龙是被神化了的猪。

在凌家滩时代,由于受到北方黄帝及颛顼一族的影响,红山文化的确对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中国南方使用和崇尚玉器的习俗,亦有可能传播自遥远的北方。在泛红山文化地区,最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中国最古老的玉器——玉玦。神奇的玉玦,是所有中国古代玉器之祖。它也是在全中国分布范围最广,流传时间最久的玉器。直到今天,玉玦的变体——各种玉耳环或者贵金属耳环仍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在河姆渡、大溪、大汶口、马桥、崧泽、良渚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随处都可以见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子。这说明南、北中国的民族交流,至少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不是在5000多年前黄帝打败炎帝以后才开始的。

最早从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传入南方的玉器是玉玦一类的装饰用玉器,而不是玉礼器和图腾崇拜所用的玉器。这可能是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爱美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在信仰与风俗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北方的玉匠有着极其高超的艺术想象力和极为熟练的圆雕技巧,这使得一些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如“玉勾云形器”、“玉马蹄形器”等至今让人难以破解其中的含义。

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制玉工艺就大为不同了。南方的制玉工匠们似乎少了一点艺术想象力,而多了一些几何学的天分。良渚的玉琮和玉璧还有凌家滩玉璜都是以标准的几何体“方”、“圆”或者三角形为其基调的,也许只有这样做才更适合于机械加工和成批量地制造。玉器在古代或者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种奢侈品,为什么要去大批量的制造它们?除了商业贸易方面的需要,很难作出其它更加合理的解释。

98M16号墓出土的玉龙就是这样一件既有北方文化特色,又具有南方民族审美意识的作品。毫无疑问它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一种翻版,但是它的整体轮廓已由熟虾形状改成了圆形。在这件玉龙上,猪的特征已经退去,而龙的特征基本上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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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左为非洲野猪,右为将野猪獠牙插在鼻孔内的非洲土著。看来对野猪的崇拜,和这个物种一样古老。考古专家发现:古代大汶口人有凿齿的习惯,他们在成年时均会拨掉的上下门牙两侧的牙齿,而在死后,竟将一些野猪獠牙或者獐牙紧握在手心内,去到另一个世界。这就是说,我们的东夷先民们希望在来世投胎之后是另外一种样子,最少,希望来世也长着尖利的獠牙。

什么是“龙”?后土又为什么叫做“句龙”?根据那志良先生的分析:古人听到了雷声,接着又看见了闪电,于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以为闪电便是龙,并且以雷的“隆隆”轰响之声为闪电取了一个名字,这就是龙(隆)。不过这种猜测却无法解释为何古人要把龙做成猪的模样。在人们的印象之中,龙本是一种张牙舞爪的神物,为什么它们最初会被做成缩作一团的样子呢?因为它们原本是作为地神来崇拜的。“龙”是收拢的意思,拢、笼和垅等一些衍生的字,均含有收聚之义。

猪是一种极善掘土的动物,因为它最爱啃吃深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一头成年的野猪为了觅食,每天可以用它的如同铲子一样的猪嘴掘开数以吨计的泥土。

猪也是一种喜欢水的动物,据说它身上的汗腺很不发达,所以猪喜爱在泥沼之中打滚以便给自己的身体降温。当然,沼泽中丰富的水草和水草的根茎那更是猪的最爱。

猪还是一种十分警觉的动物,当它在自己挖掘的土坑中觅食时,每隔几秒钟就要将猪头探出来四处张望,以防止敌人乘它埋头觅食时发动袭击。

猪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和强大的生殖能力。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天气如何寒冷,猪总是能够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强有力的猪嘴将深藏在地下的食物拱出来。由于食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母猪每一胎竟然能够生下二、三十只小猪崽,如此强大的生殖能力,是其它同类动物所不能相比的。

野猪更是一种勇猛的动物,它长着巨大而锋利的獠牙并且厚厚的猪皮有如铠甲一般起到防卫的作用。东北人常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可见猪的勇猛有时并不亚于虎豹。

所有上述这些有关猪的生存能力,可能就是古人对它崇拜有加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猪更象是土地的统治者,它们总是能够从大地中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猪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北方民族奉之为土地之神。

那么古人又为什么不将土地神直接做成猪的模样,而是要做成龙或者猪龙的模样呢?大概因为古人认为土地之神就必须是生活在地下的,它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这么生活在地上面。按照我们现在的民俗和传说,凡“土地爷”、“土地佬”和“城隍”之类的土地神,其模样均象是一个个的侏儒,它们所谓的庙宇也是低矮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地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熟悉环境,总是要念几遍咒语,才能将那些藏在地下的“土地佬儿”呼唤出来。

生活在地下的精灵都们有哪些特征呢?比如说蚯蚓,比如说某些昆虫的幼虫,当它们躲藏在地下还未钻出来的时候,它们就是没有脚,或者脚还没有发育出来,在泥土里生活的动物,它们的脚本身就是一种多余的器官。又比如穿山甲和刺猥这些善于掘地打洞的精灵,它们的身体常常就是象玉猪龙那样倦缩起来的,可以卷成一个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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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被三座近、现代墓打破的疑似句龙墓98M16及其出土玉器。此墓仅有一件石钺出土,而石锛、石凿全无,令人颇感奇怪。墓中出土的器物除了几件陶器之外均为随身佩带或携带之物,真所谓两袖清风别无长物。而那只无比珍贵的玉珑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万幸。

所以猪,当它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用四只蹄子快乐地奔跑。而一但成为句龙,成为地下的神,其身体就必须符合地下生物的特征:四条腿已是多余之物,而拥有象蚯蚓或者是穿山甲一样的身躯,则更加方便于它在地下潜伏或者遁行——这便是玉龙或者玉猪龙的秘密。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曾讨论过猪是河伯的象征物,而在此处,猪如何又变为土地之神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猪或者豨、豕等是南方民族对猪的称呼,而北方民族原来是将猪称做 “龙”或者“能”的。猪极能掘土,猪八戒挥舞着的九齿钉耙,却原来也是掘土之物。八戒法名“悟能”,“能”者,龙也。后土善平水土,故被封为句龙,大禹治水成功,死后亦被封为社神。

所谓河伯,他的职能原来就是治水,而治水者必须善于掘土。中国的“五行相克”理论,也讲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故河伯最初也有可能是地神,后来才演变为水神的。

龙的形象是由猪进化过来的,故不同形象的猪便有着不同的功用。当猪作为河神的时候,它就有着四只蹄子或者两只猪头;而当猪作为土地神的时候,它就必须倦缩着身体并且连一只猪蹄都没有了。

黄帝的子孙走出燕山山脉南下,他们并没有想要把炎帝的子孙全都赶尽杀绝,而是想要统治南方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史记·五帝本纪》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这里说的是炎帝族还十分强大时的事,炎帝侵凌诸侯,应指炎帝族由南方北上和东进,最后在华北平原炎、黄两族相遇。而炎帝末期,内有蚩尤,外有黄帝,连年战争,难以自保,哪有能力去侵凌诸侯呢?早期曾十分强大的炎帝,由南部的湖湘地区北上江汉平原和华北平原,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几百年后,两大族团在冀中相遇,于是就爆发了炎、黄两族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除了蚩尤等少数具备强大实力的部落曾进行过激烈的反抗之外,炎帝子孙中的一些愿意归顺并且又很有才干的人还受到了黄帝的重用:伯陵、祝融、钜和句龙等就是这样一些人,而共工氏也曾与黄帝集团有过断断续续的合作。

句龙因为替颛顼或者帝喾效劳,他在引水灌溉、治理洪水和平整土地等方面立下了大功,所以死后就被封为地神(社神),世代享受祭祀。他和伯陵、祝融等前辈一样,生前在北方的朝中做官,死后便归葬于故乡含山凌家滩。

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了唯一的一只玉龙,故此墓极有可能是句龙之墓或者与句龙有关。此墓出土玉器和石器虽然不多,但考虑到它曾被三座近、现代坟所打破,而墓中出土之物亦为奇物,故当初下葬之物品或者有所流失。又或者句龙墓随葬之物本来并不丰富,他与大禹一样一心为公,致力于为人民造福,所以并没有积累下巨额的财产。

第13章:共工氏群像:87M6、98M30和98M20号墓中的共工

如前所述,凌家滩遗址墓地有着极强的层次感和历史感,这不象是一个部落中的“穷人”和“富人”混葬的墓地,而更象是一部用泥土和玉器、石器所堆砌的共工家族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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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凌家滩87M6号墓。①为此墓出土的凌家滩“锛王”,长达42.6厘米,是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的最大石锛。②为墓中唯一的一件玉璜,除在两端钻有系孔之外,璜身下部亦钻有一孔,似为残次品。③为此墓出土的凌家滩唯一的一件玉锛。

所有重要的大墓都出现在墓地南部的第三和第四地层以下,也就是说重要的大墓都是早期墓:这其中包括第三层以下的疑似炎帝墓87M4、疑似句龙墓98M16、疑似河伯墓07M23,还有全墓地唯一的一座位于第四层以下的大墓87M15,而87M15号墓墓主人疑似为炎帝之妻。

早期的墓葬向我们揭示了共工家族的起点:这是一群以末代炎帝或其妻子为首的没落的贵族或者皇族,他们不久之前分别在与本族的反叛者蚩尤以及与北方的黄帝的战争中被打败,从而不得不向南方迁徙。末代炎帝被黄帝降封为诸侯,而炎帝集团内的一部分精英包括宗教领袖祝融,水利专家伯陵等人则被黄帝集团所留用。祝融等人虽然在北方为官,但死后亦归葬于其父母的安息之地。

大约从第四代或第五代人开始,这个家族不再拥有贵族的身份。祝融的神职,这时已被北方贵族颛顼氏取而代之。祝融的儿子共工未能接替其父亲所担任的神职,在与颛顼氏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共工失败。共工的子孙们一部分被黄帝族留下来负责治河,另一部分则弃政从商,他们依靠祖传的手艺,制造了大量的石器并通过发达的水上交通网输送到四面八方。

水利专家、泗河总管逄伯陵在与新兴的军事贵族有穷氏后羿的争斗中落败,死后亦归葬凌家滩。伯陵的儿子们大多有音乐天赋,于是成为北方贵族的御用乐师和宫廷乐器的监造者。共工的儿子句龙善于治水,死后被封为土地神。

我们说凌家滩遗址墓葬群就是共工家族的墓地,但却无法确认数十座墓中的哪一座墓的墓主人才是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共工。在南墓区,早已被盗掘一空的大墓为数不少,或许其中的一座便是曾与北方祝融作战的共工墓。在凌家滩,疑似为“共工墓”的古墓有很多,这是因为共工氏本身就是一个世代从事手工业、开展水上贸易以及从事江河治理的家族,他们的头领也都叫做共工。在那位曾经与重黎氏祝融作战的共工触山而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们仍在继续使用着共工的名号,并且一直活动了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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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被一座近现代墓从中部打破的87M11号墓。残剩玉环8件、玉镯11件、玉钺2件、玉璜2件、石钺和石锛各1件。光是从这些残存的器物中我们就可以推测这本是一座重要的大墓,但是更多的惊喜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共工后代子孙们的墓,大多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地层之下。如87M6号墓,虽然仅有1件玉璜出土,但却出土了22件石锛、32件石钺。此墓不仅出土了1件号称“锛王”的巨型石锛,长达42.6厘米,而且还出土了全墓地唯一的1件玉锛。当劳动工具用极其珍贵的玉料来制作时,足可见这些工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87M6号墓开口于第一地层之下,是典型的晚期墓。墓中出土的器物似乎能证明:这位石匠或者石匠的首领虽然很富有,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他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不算是贵族。

大量兵器的出现,或许能应证共工氏与北方的统治者之间时而合作时而爆发战争的的种种传说。不过,这些石锛、石凿特别是石钺还可能具有另外的用途:中国有一种古老的计量单位叫做“斤”,一市斤相当于现在的0.5公斤。斤原来的意思就是斧子,而最早的斧子就是石钺。在浙江省湖州市新石器晚期毗山遗址墓葬中,几乎所有的男性农民墓中均会出土两件石器,其中之一为石犁,另外一件就是石钺。这种现象在崧泽遗址、良渚遗址和大汶口遗址墓葬中非常普遍,也就是说石钺之类的近身防护武器对于从事农业或者农渔兼营的部落来说有着重大的用途。在五千年以前,石钺已成为一名青壮年男子随身必备之物,无论他是农民还是战士,穷人还是富人。直到今天,这种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仍然在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中继续保留着。

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证明了新石器晚期由于农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导致的土地纷争和部落战争的流行,而对石钺的需求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农民们纷纷用自己所生产的粮食、兽类或鱼类去向世代从事石器制作的部落换取石钺、石锛和石凿,而比较富有的农民,也许还会用粮食去换取一些小巧精制的玉器。在所有的石制品中,石钺(斤)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部落的农民首先必须要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于是,“斤”就成为原始商品交换的最基本单位,粮食的多少,也就用它价值几只石钺(即有几斤)来衡量。由于石钺充当着实用工具和货币的双重功能,故石钺又是财富的象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大墓中常常陪葬着数十件石钺了。

98M30号墓仅出土玉璜3件、玉钺1件,石钺2件。但却出土了石锛39件,石锛之多,可谓登峰造极。此墓主人所拥有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器型较小而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石制工具的器型小,证明了这些工具在长期使用、损耗、又经过反复修磨之后逐渐缩小了体积,所以这些工具是墓主人自用之物。而石器数量之多则证明了墓主人应是一位木匠的总管并且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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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被一座汉墓和98M26号墓打破的98M30号墓。此墓出土玉器5件,石器41件。玉器数量之少和石器数量之多,正象是在向人们诉说着共工氏由一个贵族集团演变为工匠集团的历史。

98M20号墓出土了玉钺6件、玉璜4件、,玉芯111件、石钺16件、石锛24件、石凿1件。玉兵器、玉礼器之多证明了墓主人有着很高的地位,而大量玉芯的出土,则说明他是一位玉器作坊的总管,他有机会将制玉剩下的余料占为已有。考古工作者曾将此墓出土的一百多颗玉芯与遗址出土的所有钻孔玉器进行对比,看看有没有一件玉器的钻孔与之吻合,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玉器与之相匹配。看来,大量产自凌家滩的玉器是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了商品。

这就证明了《路史》所记载的共工氏曾以贸易为生,他们虽然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真的。而有关大祭司祝融“作市”的传说,也是真的。历史上我国有很多的一些个庙宇,它们同时又都是兴旺发达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这种建在庙宇附近的交易市场又称之为“庙会”。神圣的庙宇与世俗的商品贸易相结合,信仰的满足与物质的需求相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然而,除了大量精美的石器和玉器,5000年前的凌家滩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更加能吸引人们趋之若鹜的理由呢?我们知道凌家滩的地理位置,是位于中国五大淡水湖的中心地带,居住在巢湖地区的人们离此最近,他们可以顺着裕溪河乘船轻松抵达。而凌家滩在遥远的古代曾位于太湖山脚下的一片湖沼附近,这一片湖沼应该就是古长江的一个泻湖,湖水是直接与长江相连。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五大淡水湖流域在内的所有部落,均可以乘船来到凌家滩。

所谓“祝融作市”,即祝融首创了商品交易市场,祝融及其后代利用了宗教的特殊凝聚力,来开展商品贸易活动。所以,凌家滩脚下并非只是一个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圣地。在今天的凌家滩,除了数十座古墓和一座早已残缺不全的祭坛之外,人们已很难找到大型建筑遗址的痕迹,但是这个矗立在太湖山脚下的神秘的建筑却可能存在过。

据《凌家滩》一书介绍,当地的村民介绍说早在数十年前在凌家滩上还散落着一些长达2至3米,重达数砘的巨石,后来村民们将这些巨石炸碎了用来盖房子。这些巨石是从5公里外的太湖山开采而来的,五十年前大约还剩下二十几块,如今是连一块都见不到了,只有极少数当地老乡的院子里,还可以见到一两块巨石的残余。

凌家滩附近是一处古战场,三国时孙权曾在此筑“濡须坞”以拒曹操。汉建安十八年和魏黄初四年,吴、曹之间的两次濡须口之战就发生在离此地不远的含山县东关镇。由此可以想象,孙权筑濡须坞也是需要大量石料的,那时凌家滩上的巨石或者远不止数十块,而是有数百块甚至上千块。由三国时代再上溯三千年,凌家滩上又该耸立着多少块巨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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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巨石阵。据说凌家滩曾经存在的巨石阵比这个还要古老。

将这些巨石从太湖山运至凌家滩,这对于祝融或者共工们来说并不算困难,因为在五千年前,全中国几乎所有最优秀的石匠都聚积于此。学者们说凌家滩的巨石阵(假如它的确存在过)是目前全中国所发现的仅有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石阵遗存,它比在英国发现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还要古老。那么这些巨石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五千多年前的凌家滩曾是一座神殿之所在,它曾象一座巨大的灯塔一样矗在长江之滨。神殿上所供奉的神灵应该不只是炎帝,历代炎帝和祝融、共工等不过是这些个神的晚辈和子孙。凌家滩神殿所供奉的神一共有三位或者最少有三位,他们就是在凌家滩遗址中曾两次出土的一组共三个神秘的小玉人所代表的神。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可以猜想到在五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有祖先的,我们祖先的祖先是“三皇”,他们就是“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昊伏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之迹于雷泽,生疱牺于成纪。蛇首人身,有圣德……始划画八卦。”

《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袁珂案: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举其著者,如伏羲、女娲、共工、相柳、窫窳、贰负等是矣;或龙身人头:如雷神、烛龙、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此言轩辕国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也。

据此,则炎、黄二帝的子孙,皆信奉人面蛇身之神。而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亦有一件小玉人,他的模样与凌家滩遗址所出土小玉人一般,都保持着双臂上举的姿态。这说明了南北两大农耕民族或者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就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和女娲。

除了巨石阵,凌家滩还保留着古祭坛的遗迹,这个祭坛是矩形的,南北向。现已发现的三座早期的特大墓,均位于这个祭坛的南部。在《山海经》中,曾记载了一些古代祭坛的位置,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处与共工氏有关的祭坛,名曰“共工之台”。

《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东?)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我们知道传说中共工的形象是“人面蛇身朱发”,而《山海经》说共工的祭坛是四方形的,旁边有一条大蛇,头冲着南方。而“虹”字的本义,既指彩虹,亦指巨蛇。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条大蛇也是用巨石雕刻而成的,它昂首注视着南方的长江。或许这只所谓的大“蛇”就是一只巨大的蛇形的石璜,而凌家滩遗址亦有蛇形玉璜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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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北京天坛祈年殿。根据凌家滩87M4号墓出土的玉版,我们应能复制出一个与索尔兹伯里巨石阵或者与祈年殿相类似的建筑。虽然这个建筑不可能有祈年殿那么豪华的精致,但是基本上应能体现天圆地方的格局。

距离凌家滩村不远,其东南方不到一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名叫“码头口”,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子得名于何时,但是凌家滩这个地方,曾经集神庙、祭坛、集市与码头为一体,是一个热闹非凡之处。

那么凌家滩的神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我们知道古代的战争常常会毁灭一切,就象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彻底摧毁掉特洛伊古城一样。共工曾经与祝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个祝融当然不是共工的父亲、炎帝的儿子祝融,而是北方贵族颛顼的孙子、新任的祝融。有可能共工在与北方祝融的战争中失败后,不甘心看到由自己的父亲一手创建的神殿为敌人所占有,于是决定亲手毁掉一切。这样的一幕,大约2000年以后,曾在位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古蜀国上演。不过由于共工氏与北方“五帝”的战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究竟是哪一次战争使凌家滩王国受到了毁灭性的一击,一时尚难以定论。

凌家滩的神殿,应该就是一座模仿天庭的建筑,这座神殿就建立在祭坛之上,而它的蓝图就是我们在87M4号墓中出土的那块神秘的玉版上所见到的模样:在方形的祭坛的前方竖立着四根巨大的石柱,石柱之间用石梁连接,在石梁的上面铺设着一层石板,在这层石板的上面是一座有八道飞檐支承着的圆形穹顶式建筑,即所谓的天庭。天庭之内并列供奉着三座高大的神像,他们都面朝南方。天庭的藻井正中刻画着一个巨大的八角星太阳纹图案。

传说共工在战败之后曾以其头触“不周之山”,不周山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关于此山说法甚多,其中有六盘山之说、昆仑山西北之说、帕米尔高原之说、祁连山之说、贺兰山之说等等,所有这些地点均与凌家滩相去甚远,其中最远的,一直扯到了国外,说不周山在“东非大裂谷”。为了找到真正的不周山,作者特在此考证如下:

《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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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南岳山风光。南岳山为汉武帝所敕封。原名天柱山,亦名霍山,又名衡山,近代又称之为小南岳。图中的巨石,不知是否为共工所撞断的“天柱”。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从上看来,不周山不仅是共工与祝融的战场,亦距离共工之国不远。既然末代炎帝及其子孙祝融、共工等曾活动于“南岳衡山”,而此“南岳”即安徽霍山,那么霍山县一带最有可能是“不周山”所在之处。《康熙字典》释“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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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南岳霍山地形图。北望平头岭诸峰,或即“诸毗之山”;南临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或即“临彼岳崇”,“岳崇”即“岳宗”,指大别山群山之主峰。霍山只是南岳神之所在,真正的南岳,应是大别山。

“《尔雅·释山》江南衡。《注》衡山,南岳。《又》霍山为南岳。《注》即天柱山。《疏》衡之与霍,一山而有二名也。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已来衡霍別矣。《注》即天柱山。此据作注时霍山为言也。其经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按据此注,霍山有二,南岳衡山及天柱山,皆名霍山。白虎通:南方为霍,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物也。风俗通义,衡山,一名霍山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

读来颇觉头大。总之霍山又名衡山,为南岳之神,又名天柱山,即今之霍山县南岳山也。至于文中又扯到“江南衡”,则是湖南之衡山。汉文帝所置之“衡山国”在今霍山县,不在江南。

《山海经》谓“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似为对安徽霍山之描述。云“不周山北望诸毗之山”者,不知此“诸毗”在何处。但是霍山正北面淠水对岸却是横着一道平头岭,且毗字又有“毗连”、“毗邻”之义,那么平头岭诸峰或即“诸毗之山”也。

《尔雅·释山》曰“大山宫,小山霍”,今之霍山(南岳山)并不高,海拨只有405米,但霍山县南临大别山,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即在霍山县南境,海拨1777米,比湖南衡山还要高出477米。此即所谓大山宫(高),小山霍(护)也,亦可谓“临彼岳崇”(岳崇即岳宗,指群山之主峰)。

至于“东望泑泽”,“泑”字与“幽”、“澳”二字音义皆同,幽者深也,澳者亦深也,故“泑泽”即幽深之泽,可泛指一切大泽。今之巢湖古时为大泽,正在霍山县东部,此可谓“东望”也。

《白虎通》又说“霍之为言护”,而《大荒西经》亦谓“不周山有两黄兽守之”,守者护也,似乎也能证明“不周山”即霍山。

《大荒西经》说不周山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今东淠河(淠水)将霍山县分为东西两半,霍山位于淠水之东南,淠水之西是否有“湿山”我们不知道,但淠水又名“渒水”,“渒”(卑)者湿也,故“渒水”即“湿水”,其水出于“湿山”,所以“寒暑之水”即淠水。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13)

    13-8:考古学家张敬国先生实地考查霍山玉,证实古代凌家滩人所用的玉料,确实来自霍山地区。

自古以来,人们多以“不周”二字释山之名,说“不周”即指“山形有缺而不周”,殊不知天下之山,千姿百态,本无定形。何谓“周”?又何谓“不周”?若山之形必“周而不缺”,则天下之山,十之八九皆“不周”也。

笔者考不周山,认为此山本当名为“淠舟山”或者“淠舟之山”,何以见得?不周山的“不”字,古文与“否”字通,其音为“痞”,如成语“否极泰来”便是。而“痞”字发音,正与“淠”字相同。又《说文解字》释淠字曰“淠,舟行貌。笺云:淠淠然泾(通)水中之舟。”故而,“不周之山”即“淠舟之山”,淠水出于霍山,水可行舟。南船北马,炎帝氏共工部落久居南方,极善造舟,天下闻名。共工氏采霍山之玉,以舟载之而出,因此山有水可行舟,故曰“淠舟之山”也。《大荒西经》谓不周山为“不周负子山”,古人多以为此“负子”字系多余的“衍文”,今以周字原本作“舟”,则知此二字并非“衍文”,舟行于淠水载人出霍山,亦可谓“淠舟负子”也。

霍山又名“天柱山”,这正与共工“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之义相符。霍山地区位于我国四大地震带所属板块之一之区域内,所以共工虽然撞不了“天柱”,但是地震却可以造成天崩地裂。或许共工正与祝融争斗之时,恰遇地震来袭,一时山崩地坼,天昏地暗。人们以为是此地震是共工触山造成的,故留下“共工触山”的神话。又或许因共工氏常年在霍山采玉,开山裂石。时间长了,造成山体垮塌,大小石块伴大量泥土等,顺着山坡滚滚而下,轰轰隆隆,声震四野,其情景一如天柱崩折,鬼哭神惊,故而留下共工氏触山而亡的传说。

大别山之名,不知出于何典,古人不得其解,故云汉帝巡狩至此,谓此山与其它高山大有区别,此亦是一种传说而已。今见淠水出于大别山,而南方方言之“别”、“淠”二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无独有偶,淠水是当得名于淠山,而淠山即别山,亦即大别山也。

总而言之,共工是炎帝之孙,他活动的范围当在中国中部或南部。所谓“不周山”,不应在中亚或者西亚,更不可能跑到东非大裂谷。而霍山,最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不周之山”。

(本章到此,下一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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