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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青年学者,这个群体的身上往往能找到西学的烙印,沈洁也是一样。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格尔兹,那是一段大读西书的岁月。在当时,对观念造成冲击的是“我们如何进入历史”——历史学面对的是史料的海洋,我们怎么去提出我们的问题,以及如何更细腻地去描述这些问题。沈洁回忆道,像文化人类学名著《历史之岛》与《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给她提供了很多的滋养。“最重要不是诸如‘话语’、‘惯习’、‘地方性知识’等一些概念或者所谓的分析工具,而在于他们提问历史和描述历史的方式。”受其启发,沈洁产生了一个想法:人类学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远方,历史学则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远方。高妙的史论能兼顾时空两重维度,得思辨之境界。 就研究兴趣而言,沈洁所做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晚清到大革命这段时间,思想和社会文化的转型,而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现代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她的博士论文探讨现代中国的反迷信运动,从1900年写到1949年,围绕知识人、国家是如何论述和定义“何为现代”。从康德到福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讨论何为启蒙、何为现代,沈洁用“反对迷信”作为载体,去观察中国的“现代”和“启蒙”是如何兴起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充满了矛盾,但在矛盾当中,你又能看到和解。”沈洁以此为坐标,再去回望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现代变迁,审视这几组困扰时人与当代研究者的问题——古、今,中、西,城、乡,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从观念、政治层面对现代中国进行解读,就会收获新的东西”。她讲到,过去一讲现代确立的过程,就是彻底反叛、告别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当然有紧张、冲突,但也有延续、并存,甚至有的时候是合作。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才真正导致了二者的对峙。 近年来,沈洁的研究主要是从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这两个点展开并辐射出去,因为“这是对现代中国历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起源性的事件”。比如:科举废除后的功名社会,反废科与科举“遗民”的研究,这是讨论观念和身份认同、文教遗存;辛亥革命及民初中国的旗人旗族问题,有关族群、族界与国家认同;孔教的问题,洪宪帝制与伪满洲国的帝制认同。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的确立,就弥漫着一种猛回头式的破坏主义。包括戊戌,从前我们的历史学家把它放在“改良”的序列里头,但实际上,这场维新运动,非常的激进、急进,也正是这种激进和急进,破坏或者说中断了一种有秩序的、可操作的、可能进行下去的维新。到了辛亥革命、民国的共和政治、新文化运动,都在仓促和急迫中发生。破而未立、悬而未决。沈洁关注的这些题目,有一个共通点,即从一个“现代的反面”去观察现代确立的过程。“听上去很矛盾,但这恰恰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沈洁说,史学是很具体的,不要抱持太多建构概念的野心,能够在细致又呈现出跨度的情况下,叙述、解释开始与结果之间的风云际会,也就尽到了本份。“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矫妄空疏”——《抱冰堂弟子记》里的这段话常常闪现在她的脑海,还有王国维那句非常著名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历史学如何前行?她想了想,觉得大约是这样的:“固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史学,承前启后,有渐无顿,不伤精气神,不曲学阿世,则是史学从业人士任何时候都不容轻忽的职业精神。”严耕望曾品评吕思勉先生能有博瞻精深之境界,因其能有极大的魄力与坚毅力去下实在令人惊服的苦工,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先贤的精神,在她身上产生着跨越时空的激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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