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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竞争力是指在智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培育、积淀而成的，并深深融入智库内质中，使智库长期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和能力系统，表现为智库的内部组织运作优势和各种影响力。根据IMD发表的《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国际竞争力被看作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鉴于此，智库竞争力同样也可以看成是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过程的统一，竞争力资产是指智库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科研水平，主要包括人、财、物的条件以及现有的科研产出水平；竞争力过程则反映了将资源转化为科研成果的能力、效率与潜力，也就是其对政府、社会和国际话语的影响力。 一、中国当代智库竞争力现状评估及障碍分析 就中国当代智库的组织和运作，即竞争力资产来看，目前绝大多数还是体制内的国家和地方智库，如政府研究部门、高校、社科院系统等。除了一些民间智库（如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比较接近国际规范和市场外，绝大多数体制内智库还停留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内。特别是占有相当比例的社科院系统，甚至成为苏联模式的最后阵地。虽然自2006年开始，社科院系统积极转型，探索建立地方政府智库的路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而高校系统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走出象牙塔，大规模地推进智库建设，但其一些智库的内部结构面临着与社科院相似的问题。当前中国智库运作体制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瓶颈包括科研考核体制、成果推销机制和人员交流机制等。在科研考核机制方面，由于传统的职称评定体系的影响，智库科研人员往往存在决策咨询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冲突，科研人员为了满足科研考核，不得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其取得的智库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所在机构的承认，造成机构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脱节。在成果推销方面，中国智库传统的手段是以出版专著或者发表论文为主，而国际知名智库往往更重视通过公共渠道发布成果，让政策思想更快捷地影响受众。在人员交流方面，西方的“旋转门”模式也不适合中国，智库人员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流渠道不多，往往造成智库研究与决策层的脱节，影响智库研究的质量。 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主持的历年《全球智库报告》排名分析来看，中国智库的数量在不断上升，目前总数仅次于美国，而且排名也在不断靠前。2013年的报告显示，基于智库数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六位的分别是：美国（1828家）、中国（426家）、英国（287家）、印度（268家）、德国（194家）和法国（177家）。其中，进入世界前100位的中国智库有6家（见下表1略）。 当然，麦甘的研究报告有其局限性，因为其评价主要是通过国外学者的主观评价打分，因此涉及国际问题的国内智库排名靠前，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智库在国内决策中的影响力。为此，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2013年与麦甘合作，采用多轮主观评价法，通过广泛与定向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综合了政府官员、学者专家、智库研究者和传媒记者的意见，分别就中国智库的综合影响力、系统内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三个层面进行评价与排名，并于2014年1月22日发布了《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和政策建议》。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和政策建议》表明，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呈现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是影响力排名靠前的国内智库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和南方沿海地区。综合影响力前10名智库，第1~7名都在北京（这里指智库总部的所在地），第8、9名位于上海，第10名位于南方沿海地区；综合影响力前30名智库，北京有20家，占67%，上海有6家，占20%，其余都在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1家也没有。这一方面表明，智库和智库产业的集聚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和一般规律，即有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中心。例如，美国的著名智库就主要集中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引发地区间智库发展的不平衡，而地区间智库发展的不平衡又反作用于地区社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换言之，中国中西部地区智库发展的相对滞后，影响力相对不足，可能是我们以前不太注意到的导致中国地区发展非均衡的因素之一。由此也证明，智库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是影响力靠前的国内智库主要是“国字号”党政军智库和民间智库，关注重点主要是国家战略。地方性智库只有发挥地区特长， 介入国家战略，才能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统计表明，有影响力的地方党政军智库和地方社科院较少。例如，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的智库中，“国字号”有4家，高校智库3家，民间智库1家，国家级和省级社科院各1家；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20的智库中，“国字号”增加到7家，民间智库增加到5家，而地方党政军智库只有2家，且没有新增的地方社科院；在综合影响力前30名智库中，“国字号”和民间智库均分别增加到9家，合计占比超50%，但有影响的地方智库数量有限，地方党政军智库和地方社科院合计仅6家，合计占比仅20%（见表2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方智库，特别是地方社科院往往局限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缺乏关注国家决策和国际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实，地方智库只有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研究地方问题，同时为国家发展提供地方经验，才能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智库。事实上，有些地方智库结合地区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问题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借助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前沿地位，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开放研究，不仅综合排名第17位、专业排名第5位，而且在麦甘的全球智库排名中也进入世界前100位。2013年7月，上海社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国未来10年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总方案”。这是国内关于当前改革总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研究中唯一一份来自地方的报告，对经济改革提出了约三类十项政策性建议。这不仅引起了国内的关注，而且上海社科院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上升，首次进入《全球智库报告》社会政策领域国际顶级智库前50位。 三是影响力靠前的国内智库一般来说都是综合性智库，但其专业影响力也很强。应该说，综合性与专业性是智库发展的两大趋势，而中国智库目前仍处于专业化分工较低的发展阶段。综合性与专业性智库间的混同发展可能与中国的“思想市场”发育相对迟缓有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思想市场”容量的扩大以及智库之间竞争的加剧，智库的专业化分工将进一步增强。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当代智库的竞争力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客观地说，目前仍然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智库的公信力不足；其二，成果的针对性不强；其三，人才的结构不合理；其四，智库的影响力有限；其五，国际话语权缺失等。 二、中国当代智库深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如何进一步深化智库转型，破解上述结构性问题呢？笔者认为，除了增强智库竞争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外，处理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政府和智库互动之间，智库必须找到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客观公正，从而保持智库在决策者和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尤其要防止“附庸”政府与“迎合”民意两种不良倾向。与此同时，政府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善待和善用智库，尽可能地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 从政府如何善待、善用智库而言，我们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要尽可能地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思维惯性，而在引入智库后，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可能会与本地区的原有政策方向存在较大的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后，地方官员要尽可能地给予智库专家更多的研究空间，让他们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科学的论证，拿出相应的政策方案，从而达到“兼听则明”，优化原有政策的目标，而不要限制智库的研究，以与原有政策保持一致，否则就失去了引入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应有意义。 二要善于整合利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说到底，智库参与政府的政策决策，只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可能的备选方案，最终政策还是由地方政府来确定。因此，作为最终决策的地方官员，要具有整合各方建议、从中选出最优方案的能力。当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最优方案，领导人所作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这就更加考验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能力，考验决策者如何能在条件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选择出最适合本地经济社会特点的政策方案。 三要有与智库方案相对接的行政执行能力。在政策方案研究中，智库学者往往会基于理想的状态考虑，提出一些超越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的政策方案。作为地方官员，要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千万不要好高骛远，贪大求洋，将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方案采纳下来，最终出现决策失误。过去，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往往缘于地方政府领导的盲目决策，不经过科学论证就上项目，而在引入智库决策后，也存在智库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将在其他地方执行较好的政策或者方案盲目移植过来，造成民主化决策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决策相当远的情况。 四要重视与智库专家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地方政府引入智库参与决策不能仅仅是单个项目或者是某一项政策的委托关系，由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连续性，并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就需要地方官员经常性地与智库学者进行沟通，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反馈，适时地进行政策调整。另外，地方官员与智库学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还会通过一些非正式交流的方式，学习到有关政策决策的新思想、新方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寻找到新机会。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关领域的专家资源库，与这些专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举办不定期的交流活动。 五不要过度依赖智库，特别是操作性政策研究。虽然智库在当今公共政策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智库参与决策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智库学者更倾向于政策思想和方案概念的引入，而对政策的具体操作性方面关注不够，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的具体业务部门与智库机构通力合作，细化或者优化政策方案的操作执行。因此，地方政府对于智库的利用应更多地在于开拓决策思路，而不是委托执行，否则将会起到反向作用。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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