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2006-08-11 17:04:57)

转载▼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乡民艺术与近现代华北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士林

 

文明与河流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是什么新知，但如果把长江三角洲的江南文化，与黄河下游冲积扇上的齐鲁文化联系起来，则叫人疑心这里有一种造物主的巧妙安排。如果说黄河在它即将入海的地方遗留下的是一种“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那么长江在它万里奔腾之后的尾声中则馈赠了另一种“与物为春”的诗性人文。

尽管在原理上讲，关注现实的伦理人文可以使人承担其社会职责而不辱人之为人的历史使命，而凝视理想的诗性人文亦足以为忧患人生提供足够休养他寂寞精神的话语空间，两者完全应该是一种“相看两不厌”的对立互补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康德说，在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往往行不通，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主流叙事中，这两大中华话语谱系的对话与交流却一直是别扭的甚至是艰难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齐鲁文化乃圣人之乡邦旧国，是中国伦理人文的最高代表。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著作中都会反复讲到一句话，叫“讽诵之声不绝”，向人们表明的就是这一点。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汉高祖听取了品德败坏的叔孙通重建礼乐制度的建议，并派他到鲁国去招贤纳士。小人再次得志的叔孙通在圣人生活过的地方却碰了不大不小的钉子。史书中没有留下姓名的“鲁两生”说，大兴礼乐的前提是“积德百年而后”，于是他们对叔孙通说“公往矣，无污我。”这也可以使人想到孔、孟子离开故国的原因，他们都是因为现实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冲突而主动放弃唾手可得的功名富贵的。另一方面，一谈及江南文化则恰好相反，它往往是伦理人文口诛笔伐的直接对象。这就是在古典色情小说中也常以苏州、扬州、杭州为背景的原因。如《梧桐影》第三回中就写到：“话说从古到今，天子治世，……第一先正风化。风化一正，自然刑清讼简了。风化惟‘奢淫’二字，最为难治。奢淫又惟江南一路，最为多端。穷的奢不来，奢字尚不必禁，惟淫风太盛。苏松杭嘉湖一带地方，不减当年郑卫……”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还有什么比它更能说明江南的不道德呢？

但中国文明体内“道德与审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伦理叙事造成的。如果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细读，则会发现两种话语谱系之间的有机联系。比如满眼瞧不上“郑卫之音”的孔子，他所赞同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春游。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在“伦理境界中做人做得太累了”，所以才会提出到春天的大自然里去呼吸吐纳的审美要求。而春游是江南士民最喜欢的一个娱乐项目，直到今天仍然一如其旧。另一方面，尽管不少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士大夫在修方志时，总是要发出“民性轻扬，风尚侈靡，古今一辙”这种似乎不可救药的道德感慨，但实际上也是不可完全当真的。因为在这块“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烟雨大地上，也一再上演过众多最符合孔子人文理想的道德情节。不光是读书明理的士大夫，在《清忠谱》中，一些普通的苏州市民也曾做出过在逻辑上似乎只有孔孟之徒才能有的道德行为。那个场面是很动人的，一方面是阉党“擒将去千刀万剐”的恐吓，另一方面是苏州百姓类似梁山好汉拍着胸脯的声音“我众好汉，怎饶他！”这说明，一般过于宏大的伦理叙事不能解释具体的历史与生命个体，也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中国文化语境中伦理话语与诗性话语固有的互渗律。

伦理人文与诗性人文代表着中国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它们的关系可以简略表述为三：首先，尽管伦理人文非常重要，是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标志，但正如冯友兰所说，“道德境界中人”，尽管可以做到不怕死，但却永远没有“生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审美机能在伦理语境中“失语”了，所以仅有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其次，这也突显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价值。正是有了江南文化生命这样的主体基础，才使过于刚毅木讷的中国主流话语受到审美精神的制约而容易获得平衡。一方面，有了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可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有了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可以使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自由。再次，还要强调的是，诗性人文与伦理人文的矛盾对立是不可取消的。因为只有在两者的张力与斗争中，才可以实现双方各自的本质力量，具体说来，没有伦理人文对人自身的现实异化，就不可能产生出真实的审美需要；而没有诗性人文提供的审美空间，人就只能过一种没有任何光泽的“灰暗生活”，所以，最可怕的结果不是它们的矛盾对立，而是这两种人文精神的共同沦丧。这在原理上可以使人想到古希腊的酒神与日神。在尼采看来，两者相对立甚至是激烈斗争，不仅不是坏事，相反还是双方肯定自身的前提。而一旦两者因矛盾消失而走向和解，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没有神的渎神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了真正的热情与创造力，有的只是“模仿的冒充的热情”与“模仿的冒充的语言”。无论齐鲁还是江南，在当代表现似乎就是这样，既没有了古典耿介之士的行气如虹，也没有了旧时白衣卿相们的文采风流。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痛心与痛惜的。

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另一方面，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一定会因为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如果对这个原理本身不存在什么疑问，那么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我看来，这种现代性危机虽然始于这两大地域人文，但它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真正的威胁与危机。以这两种精神资源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在诗性人文与伦理人文的矛盾冲突中努力彰显中国文化的生机与丰富内涵，开拓中国文明固有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新境界，这应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现代性文化理想。既有承担历史、社会与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与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与寄托，只有一个这样的现代华夏民族被生产出来，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