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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三叠”中，展示江南新声和新态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兼任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设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崇明生态研究院学术委员等。
“上海文化”品牌有三个重要来源，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其中，江南文化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并在上海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7年12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明确提出，“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首次把江南文化提到城市战略性资源的高度。
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发布，强调加强总体城市设计，形成“拥江面海、枕湖依岛、河网交织、水田共生”的自然山水格局，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和江南水乡风貌特色。这进一步凸显了江南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2000年开始，我和团队就开始研究江南，涉及江南文化、江南美学、江南城市和作为传统江南地区当代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等。最早出的一本书叫《江南的两张面孔》，主要讲述江南的历史和现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江南的一唱三叠”，即江南的历史、文化和城市。
这三者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历史积淀在文化里，文化蔓延于历史中，同时又交集、汇聚于城市，并通过这个“容器”的压缩和聚变生发出种种“新声”和“新态”。由此，深刻影响和有力推动着上海、江南乃至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历史：江南文明是长江文明的“亲生子”
一般认为，历史属于时间范畴。但正如康德所说“没有和空间相分离的时间”，江南历史也是与江南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江南”。
历史上有很多的“江南”，但只有其中“最成熟的形态”才完美体现了江南的本质。魏晋以来，由于北方人口、文化的大批南移，江南地区逐渐后来居上，但作为成熟形态的江南无疑是在明清两代。
据此，我们把“八府一州”说作为江南的核心区，同时将“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以及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联系上十分紧密的扬州、徽州等作为江南的外延。由此，就可以绘制一幅以文化为边界、又较好照顾历史的江南地图。
在江南文明起源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黄河中心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原文明成为认识和研究江南的基本语境和判断标准。
事实上，“黄河中心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综合20世纪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作为江南文化母体且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就发育得相当成熟。由此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新发现，即江南文明是长江文明的“亲生子”，而不是黄河文明的传播产物。在解决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后，以往很多解释不通或者解释歪了的东西，才有可能被纠正过来。
历史上，集聚大量人口、财富和文化资本的城市，通常代表着一个时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最高成就。从空间类型上看，历史学家习惯于把中国古代城市分为政治型和工商型两类。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江南城市属于后者，而北方城市多属于前者。
江南工商型城市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不是政治、军事而是经济和文化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这是一条始终贯穿江南城市发展的重要线索。
比如，南宋时期的临安尽管是王朝的首都，始终面临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但与唐代长安、洛阳及北宋汴梁不同，它开始挣脱“政治型城市”的约束，文化消费功能异常发达，有时甚至可以与政治、军事功能平起平坐。这也是诗人林升说“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主要原因。
在明清时代，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网络，有着明确的层级体系和经济分工。这和几百年后西方的“城市群”概念和形态已非常接近。当时的江南城市群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仅是在经济财力上支撑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风俗时尚等方面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后者的影响，有时还甚于前者。
而从近代向现代演变过程中培育出来的上海，特别是在中西文明交流下孕育成形的海派文化，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都市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20世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今天，我们说得更多的是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从14城市版到26城市版的变化，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江南地区的传统版图。
但需要看到的是，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有今天，是离不开明清时代的苏州、杭州、南京、扬州和近现代的上海、无锡等城市几百年的积累和奋斗。同时，“上海2035”规划提出的上海大都市圈为标志，长三角的核心区事实上未超出“八府一州”的范围。这可以称之为“万变不离其宗”，也是今天研究江南和江南文化的旨归。
文化：审美自由精神成就“真正的江南”
仅就以往的江南研究来看，大体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重于文献整理和研究。它们或是卷帙浩繁的集大成，或是各类专学的资料汇编，但大多局限在文字、版本校订和资料收集上。这种“故纸上的江南”很少触及江南文化的现代价值与美学意义，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二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它主要揭示的是江南文化的功利价值和实用意义，而诸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沾衣欲湿杏花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三生花草梦苏州”这些江南意境和精神差不多“集体失踪”了。
当然，没有文献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研究，是不可能还原出江南的历史真面目。但如果只有文献学的江南、经济学的江南和历史学的江南，是不是能够真正找回那个安顿生命和灵魂的家园呢？
为了把“被遮蔽的江南”找回来，我们尝试提出和建立“江南诗性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这和我个人过去的“中国诗性文化”和“中国诗性美学”研究有关，其间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一方面，“中国诗性文化”主要是在与“西方理性文化”比较中提出的。从文化起源角度来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出现了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从历史流变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历史载体。以情见长的唐诗和以理胜出的宋词，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和一种“诗化的理性”。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华民族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逻辑系统，也不会走向非理性的欲望狂欢。
诗性文化最深刻的精髓在于，在肯定个体感性欲望的同时，又能较好地控制个体和群体的冲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又能有效避免天人关系走向分裂与对立。由此，中国诗性文化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语境和方法。比如，以往人们在讲到明清江南的感性解放思潮时，总喜欢套用西方的自然人性论、现代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其实，从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出发就可以知道，江南人的情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这与西方人讲的“原欲”“本能”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中国诗性美学”主要是在与“审美积淀说”比较中提出的。积淀说的基本意思是，艺术和审美活动最初都是实用的，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只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原有的政治、伦理、宗教等现实功利逐渐失去，然后才成为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不能说积淀说“错”了，但它只能解释人类审美实践中的部分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人类就开始有了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根本不需要等到政治、宗教等比较成熟的文明时代。这意味着，审美能力是人的天性，而不一定是后天经验的产物。
就中国而言，这涉及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南北文化之辩”。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在深层结构上主要呈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进而形成了实用性很强的“伦理美学”。而长期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地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经济—审美文化”，并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孕育了相对纯粹的“诗性美学”。其中，真正使江南成为江南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礼教，而是那种代表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这种超越是古代江南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
城市：在新时代重建“生动活泼的江南”
西方人讲“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如果说至少有三种江南文化，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一是“江南物质文化”，如“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等，奠定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二是“江南社会文化”，如“晴耕雨读”的乡村、“西湖歌舞”的城市以及工于算计、遵守规则的众生相等，构成了江南的社会环境；三是“江南人文文化”，这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江南，也是世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家园。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个典雅精致、情味隽永的精神家园，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几度风雨之后，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陌生。当然，一种文化的沧桑巨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等各方面。今天的江南之所以变得越来越不像江南，有一点可以确定，不是今天的江南地区不富裕，也不是因为文教事业出了问题，关键的因素在于失去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灵魂。
如何找回这个灵魂呢？没有什么方便法门，只有“先知后行”，即先在头脑中弄清“什么是江南”或者说“什么是江南的美”，然后在现实中予以重建或复兴。如果认可这种典雅、精致的古典文明生活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乡愁之一，并且认识到它的传承、重建与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那准确、深入地研究和阐释江南文化就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拥有了厚重、深长甚至有些紧迫的时代意味。
进一步来看，新时代人们一切的努力和奋斗，最终都可以落脚在“过上更美好生活”。而在中国文化谱系中最具诗意和诗性的江南，自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态和人文资源。不过，在当下江南文化的研究和重建中，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和做法。那就是，有些人希望通过远离城市或者在与城市化“对着干”中去守护和弘扬所谓的“传统”。
这里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了解今天的城市化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所谓“遗世而独立”，不仅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只会把生动活泼的江南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二是不了解江南诗性文化和江南城市的内在关系，从而也就容易忽略今天长三角城市群对江南诗性文化特有的、深层次的需要。
从形态上看，在作为江南成熟形态的明清时代，当时的城市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成熟程度。据城市史家的统计，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就有应天（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上海）、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从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共有10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中国占有6个，分别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和广州，江南地区占据4席。还有研究提出，到了清朝中叶，苏州已发展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的特大城市。
历史上，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为这个地区城市化的升级奠定了雄厚基础。由此，借助于环太湖领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模式，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城市，而最终形成了江南城市群。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最早可以追溯到此。
从功能上看，江南城市群可以说很接近理想的城市群。知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认为，希腊城市比罗马城市、比今天的西方大都市都更好地实现了城市本质，原因不是在于经济发达和交通便捷，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体现“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城市文化。文化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良好的价值纽带，使原本在经济利益上有一定冲突的城市结成命运共同体。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天然地形成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这非常有利于江南城市群的功能互补与共存共荣，对于今天建设长三角城市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比较长三角城市群和西方几大城市群可以发现，最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是城市文化和现代服务功能。新时代，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研究和建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加以规范的西方理论和模式，另一个则是一度被忽视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为根基和资源，在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增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战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也是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应有的战略考量。
2018年07月03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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