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千年前, 公元年月,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 交战已久的宋辽两朝达成了“ 澶渊之盟” 双方“ 共约敢兵, 复论通好, 兼承惠顾” , 宋“ 以风土之宜, 助辽军旅之费, 每岁以绢二十万匹, 银十万两”。发生在十一世纪初年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 向为治古代史者所重视, 诸多著述或教材对此事均有叙述与评价, 其中有失公允之处, 尚有平议之必要。一、双方大势所趋走向和平 评价“ 澶渊之盟” , 应当分析各种史料, 甄别实录与传闻, 了解基本事实, 才能把握住客观事实的主要方面。可以肯定, 宋辽敢兵通好, 为双方大势之所趋。 观察宋朝方面, “ 和辽”是宋真宗赵恒的预定国策, 并非权宜之计。 首先, “ 和辽”是赵恒鉴于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对辽关系的得失而制定的。 赵匡胤即帝位后, 审时度势, 从大局出发, 确定并执行了“ 先易后难” , 即先南后北、缓急有序的军事战略部署, 但在处理南方问题时, 赵匡胤并没有放弃对北边的防御与筹谋。他做了今后对辽战和的两手准备, 专设“ 封桩库” , 为将来解决辽事而用。这已反映出赵匡胤虽然脱颖于悍将之中, 又身为开国之君, 在宋代勃兴之际, 尚无对辽作战的必胜把握。其弟赵光义继位后, 开始时尤能继续实施上述部署, 但当中原与南方重归统一之后, 踌躇满志的赵光义, 又挥师北上, 一举削平了权充宋辽间缓冲区的北汉政权。此后赵光义在尚未充分准备、在执政大臣中未作交待, 对从征诸将也未作动员的情况下, 贸然发起对辽的主动进攻。赵光义派出各路精锐之师, 亲自督战, 但惨遭败绩。隔几年, 他又一次尽遣禁军主力北伐, 结果再遭惨败。赵光义被迫放弃了军事解决辽事的计划, 改行军事上的守势、经济上的羁糜政策, 近人称之为“ 守内虚外”方针。赵恒继位后, 面临辽军连年南下骚扰, 宋河北军民疲于奔命的局面, 作出了且战且求和的战略部署, 保持了宋初三帝对辽政策的连续性。 其次, 是赵恒听取了大臣的意见后制定的。 早在赵匡胤之世, 就有近臣提出不宜攻辽, 即便有小胜, 也难乎为继；赵光义之世, 也有张齐贤等大臣上疏建议, “ 宜守不宜攻” 等赵恒之世, 仍有王禹等大臣, 提出“ 谨边防, 同盟好” , 即和辽建议。应当指出, 建议“ 和辽”的大臣绝非怯儒怕死无能之辈。张齐贤是抗辽有功的将领参预和辽事的王继英是一位敢于同入寇辽军碰硬的大将。他们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长短之后得出“ 和辽”的结论。辽之长在于骑兵突兀四出, 机动性大, 因劫掠而随地取食, 可以不顾后勤供应线长短, 能作远距离的跳跃式的作战, 善于寻觅战机, 取得战略与战术上的主动。辽之短在于经济困难, 兵源偏紧, 攻易守难, 难于持久宋之长在于器良技精, 经济上相对宽裕, 兵员充足,筑城掘沟, 坚壁待之, 以逸待劳, 攻难守易。宋之短在于用兵必须后勤供应, 一日不可少军费浩大, 且多步兵, 不利于长途奔袭士气时起时落, 不甚稳定。比如, 宋太宗派出的北伐主力曹彬部失利的原因就在于“ 军士乏困, 粮且尽, 彬退军, 无复行伍, ”遂为辽伏军所败以后大将李继隆的部下时而“ 慷慨赴战, 摧锋先入, 大败辽军” , 时而怯战, “ 一军皆没” 。应当说, 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赵恒听取这些意见也是冷静理智的表现。 再次, “ 和辽”是赵恒根据变化了的外部形势而制定的。由分裂走向统一, 这是古代政治家坚定的信念, 但也要因势利导。在赵恒之前, 想统一但因实力不济而反遭败绩的先例, 已屡见不鲜。 如果说宋太祖、太宗尚有暂与辽周旋, 日后再图灭辽之念的话, 那末可以说赵恒连此念也不存在了。因为, 在宋的西北部出现了前二帝所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成为宋的新劲敌, 并与辽联手, 使宋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赵恒只能认定久战不如和。 综上所述, 赵恒制定“ 和辽” 国策, 虽然出于无奈, 但不失为明智的抉择。他说“ 祖宗辟土广大, 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 苦劳兵力。”
观察辽朝方面, “ 和宋”是其执政者制定的新政策。 辽朝自立国（916）年, 到签订“ 澶渊之盟” , 与中原的关系, 经历了两个阶段, 前后恰好各为44年。第一阶段（916一960）年, 辽利用中原军阀割据、政治局面混乱的有利时机, 屡屡南下劫掠, 视中原为囊中之物, 予取皆可自主。尤其是扶植了“ 儿皇帝”石敬塘之后, 辽顺利地得到了幽云十六州, 占有历来被视作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攻守转换枢纽的战略要地, 从此取得了对中原作战的有利地势。但与此同时, 辽也感受到了进人中原之后的压力。辽军在中原各地屡遭重创, 甚至宋在中原的地方部队也可以出乎意料地严惩人侵之敌, 使之防不胜防。辽一度占领了中原腹心地带, 包括开封, 但无法久据, 不得不撤退。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 抗辽有成, 夺取了“ 关南之地” 。总的来说, 在第一阶段是辽强中原弱, 辽劫掠凌辱中原习以为性, 但在后期出现了中原转强的趋势。 第二阶段（960一1005）年, 宋辽达成了均势。此间辽因内部政局不稳, 屡易其君, 直到辽圣宗即位（982）年, 由萧太后称制决国政之后, 内部才稳定下来。但当宋朝勃兴之际, 辽仅仅是守成有余。辽可以接连二次重创宋太宗派出的北伐大军, 却也无主动攻宋的良策。如有辽军南下, 或是小胜小利, 或是败绩而归。几遭失败后, 辽一度不再整军南下（989—999） 年。只是宋真宗即位后, 辽又加快南侵的频率, 连年派军南下骚扰劫掠河北、山东等地, 使之成为宋朝必须面临的棘手问题。但对于辽本身而言, 所派部队人数已越来越少, 伤亡亦惨重, 战无必胜把握, 劫掠也是所获有限。所以在辽执政者中已有了“ 和宋”的议论。 上述对宋辽双方的观察, 可得出结论宋辽达成均势之后, 久战必厌双方大势所趋, 走向和平。问题是怎样由敌对的战争状态演变成为和平的共存局面, 双方都在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条件。 二、宋真宗举措大致不错 在相当多的宋史著述或教材中, 叙述与评价景德元年的宋真宗赵恒有失公允。或突出细节描写而忽视总体把握或颠倒次序, 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摘取传闻为信史, 弃可靠史料而不顾。总之, 很多读者产生的印象是宋真宗是一位无能且怯懦的君主。显然这与前人所说,’宋真宗治臻于虏寇” 。景德元年宋真宗赵恒在处理辽事方面, 或有小的过失, 大体上却是不错的。 从用人方面来看, 赵恒任用毕士安、寇准为左右相, 王旦为东京留守、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人为沿边游击将军, 王显、李延握等人为前方大将, 张齐贤、李继隆、石保吉、秦翰、孙全照等人为禁军将领, 王钦若、丁谓等人为河北、山东等地监军, 都为合适人选。这些人应付紧急事态时, 基本上是得体妥贴的。 从布阵方面来看, 赵恒针对辽军的特点, 采取了重点防御、前后联动、防守反击的方针, 在河北布下三道防线：一、沿边的北平寨、威虏军、静戎军为一线。其使命是先挡后扰, 即敌势大时, 难以阻挡, 可以就地游击。待敌深人之后, 再行骚扰, 使其后方不得安宁。二、静、定、祁、瀛诸州为二线, 重兵驻防, 倚唐河或胡卢河安营扎寨。敌军小股人侵, 即可应援沿边各路若敌势大时, 则须固守御敌, 待敌势弱时, 方可协同出击, 擅自出征, 有“ 违诏”罪。三、天雄、德清、通利诸军为三线。但仅以天雄军为可战之师, 平时仅作后方供应线。应急时也可上升为最后的防线, 但必须撤回前线部队和抽调中央禁军共同防守才是。以上部署在景德元年秋季, 辽军大举入寇之前, 已经调整重新部署完毕。可以说宋朝的战前准备还是充分的。在当年的实战中, 三条线的积极防御功能得到了发挥, 成效也是比较好的。辽军在三条线上并没有占到过多的便宜, 反而减缓了其向中原挺进的速度, 迫使其改行避实就虚, 千里跃进, 寻找宋军主力决战的打法。这样对辽军而言, 在宋河北诸部基本完好的情况下, 全军深人, 有陷入宋军南北合围的危险, 既不能攻敌于无备, 又不能出敌之不意, 已失战略上的胜机。
从全过程来看, 赵恒的行为无可厚非。赵恒即位后, 立即认识到辽事的重要性, 在作出“ 和辽” 的决策后, 并不放松备战抗辽。在这方面, 他是勤政的。据宋史· 真宗本纪》记载, 至道三年七月他调整北边防务, 以后又有数次调整。咸平二年十二月辛亥日亲征, 先后驻蹿澶州、大名府, 次年正月庚子日回京。咸平六年二月, 检阅飞山雄武营, 观发机石、连弩。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日召宰相议亲征。他预见到必将与辽决战, 侯战况才能决定“ 和辽” 的时机和条件。景德元年秋冬, 赵恒周密布阵, 把握时机, “ 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 《孙子兵法》语, 实现了由”抗辽”到“ 和辽” 的转变。从总体上看, 当时赵恒尚不失为一位有为之君。 现在一些论著或教材把赵恒说成“ 惊慌失措” , “ 临战畏缩”的样子, 是值得商榷的。景德元年秋, 辽军的大举人侵, 超过了往年的规模, 确实引起了宋朝野的惊慌和担心。但是, 把宋朝廷, 即决策集团看作是“ 一片恐慌” , 唯有一二大臣是“ 决定”主战的, 则是过分地夸大了宋朝廷的紧张情绪, 低估了以赵恒为首的宋决策集团的抗辽决心, 而且是一笔抹杀了当时宋朝的积极备战成果。 首先, 朝中大臣仍以抗战为主流。左右相毕士安、寇准的抗辽决心与部署是众人皆知的,俩人都主张真宗“ 亲征” , 御敌于河北乃至国境外。近臣王继英、王显、高琼、王旦、杨亿等都是拥护俩位宰相意见的。有些近臣主张“ 迁都” , 以避敌锋, 只是极少数人, 况且他们自虑无响应者,仅能以密奏方式出现。 其次, 宋军斗志并无散乱迹象, 恰恰是河北前线尚不乏能征惯战的将领。知赢州李延握与其助手史普闻敌讯后, 正士气高昂, 经积极准备, 率本部军民击退了辽大军连续十几天的猛攻,杀伤敌军数万员。知冀州王屿亦“ 常有破敌之志” , 求战心切, 愿邀敌而战之。还有孙全照、秦翰等人都是踊跃受命, 使辽军“ 素畏其名” , 莫敢近之。连河北地方部队也勇于杀敌, 屡有斩获,使辽军人侵之后, 连连失利。宋朝上下的整体气氛并不能用消极低沉来说明, 而应当说成是士气高昂。 再次, 说到赵恒。赵恒对“ 亲征”是有决心的, 立秋不久, 他就召集宰相大臣“ 议亲征” 。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并不能说明他改变了主意。如, 有个别近臣先后二次密奏“ 迁都” , 但他并未同意。他去咨询寇准, 是一种慎重和多虑的表现。春秋晋文公在晋楚城淮决战之前, 也疑惑于舆论“ 原田每每, 舍其旧而新其谋” , 因而反复询问谋臣。但并没有人认为晋文公怯战怕敌。又如, 到澶州后, 赵恒听从前线大将李继隆之请, 愿驻南城, 无可厚非。如孙全照请王钦若据中指挥, 为同理。寇准坚请赵恒过黄河浮桥, 驻北城, 未尝不可。因那样可以鼓舞前方将士的士气, 震慑敌军。但若把驻南城与北城之意见分歧, 看作是赵恒胆怯畏敌, 则言之为过。又,传闻有“ 磨卫士进荤”遂渡河事。即有其事, 亦为寇准、高琼为人行事一贯“ 好刚使气”的表现。其实, 李继隆抗战勇气丝毫不比寇准、高琼差, 请君主阵后督战也是古之兵法。君主仓促出战或位于突前位置而遭敌算计的战例, 不胜枚举。岂能以匹夫之勇苛求于一国之君。 研读宋史材料, 可以发觉赵恒最紧张的时刻, 是在当年十一月壬申日二十二日。紧张的原因, 一方面是辽军绕开宋军重点把守的第二道防线, 并伏击天雄军之后, 气势汹汹地直扑黄河渡口重镇澶州, 威胁着宋京城开封。另一方面是赵恒调前方大将王超率部回撤, 协防第三道防线, 但令发月余, 迟迟不至。王超的反常行为, 使得赵恒不得不想象过多, 确实表现出一些疑惑。但在其举棋难定之际, 赵恒得到了寇准、高琼、王应昌等文武大臣的积极鼓励, 尤其是听到诸臣讲仍可“ 督王超等人”南撤合围, 亦即河北大军并无失驭迹象之后, 解除了一些疑虑, 去掉了“ 守内” 的思想包袱, 重新振作起来, 确立了与敌决战决胜的信心。 可见赵恒确有一些合乎情理的小过失。但总体看来, 赵恒并无大错。《孙子兵法》称“ 能使敌人自至者, 利之也。”赵恒未必不识本已有利于己的战机。他基本上控制了局面, 并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 最终取得了“ 和辽” 的成果。 三、“ 澶渊之盟”不当看作屈辱之约 宋辽的和约, 不仅以誓书的形式留存下来, 而且, 确实产生了长远和重要的历史效果。后人称“ 自景德至今, 将百年, 自古汉蕃和好所未常有。” 苏辙语, 见《龙川别志》卷上。对此, 几乎是古今共论。但对和约的批评也是古今不绝。 对这个问题, 历史上有过两种批评。一种是针对赵恒的后期政事而发。称他在位的前十年, 即咸平、景德年间, 政通人和, 为宋之盛世。但在景德后的十五年内, 逐渐“ 妖自上作, 帝德胭焉。”其中重要的原因是“ 志惰转和盟” 。另一种批评是直接针对赵恒签约行动本身而发。称他缺乏斗志, 急于求和, 不敢出击, 接受了一个屈辱的条约。前一种批评必须结合赵恒一生而论, 无关本论题, 况且历来和之者甚少。后一种批评, 直接关系到对“ 澶渊之盟” 的评价, 况且历来和之者甚多, 必须正面作答。 我们认为“ 屈辱说”虽然由来已久, 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 签约后不久, 宋朝廷内部就有此说, 发难者为参知政事王钦若。他说“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 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 其何耻如之。” ’此说打动了赵恒的心, 且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王钦若此说的目的是居安思危, 告诫赵恒励精图治的话, 则另当别论。可惜的是, 王钦若不属于那种为国事而直谏的忠臣, 而是专事奉承的佞臣。 他此说的实质, 是回避了和约的实利而抓住了一点“ 虚名” 。王钦若本人曾建议赵恒回避与辽决战, 迁都江南。若照此建议办理, 宋朝的军事防卫重心势必大大南移, 辽军将深人到黄淮流域, 和辽无望, 宋辽必将持久交战, 双方损失都将甚大于实际的双和局面。和战的利弊, 本不待言而自明。 那末, “ 当局者迷” , 迷的是什么呢？后世论者又随从附和什么呢？我们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 “ 屈辱”说者是不承认“ 和辽”的必然性。他们认为造成这样的结局是由于赵恒本人的问题。因其抗辽不坚决, 临战怯阵, 战时妥协, 拒绝主战派人士的建议, 等等。此说晚出但人众, 且可见诸时下一些宋史著述或教材中。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是苛求于古人。殷周以降迄至宋乃至清, 所谓华裔或汉蕃之战, 即在中原及南方定居以耕植为业的汉族与在北部草原以游牧渔猎为业的裔族之间的战争, 从来没有因汉族全胜而告终, 皆缘裔族的内争而造成分崩离析, 不足以与汉族对峙（如匈奴族）或因后起的裔族吞并原有的裔族（如女真族）或因久居中原而融化于汉族之中（如鲜卑族）等原因, 由旧有的“ 汉蕃”之争转换成新一轮的对抗。当时, 由契丹族组成的辽政权尚处于上升期, 内部比较稳定团结, 且实施辽汉分治, 以辽为主的内政方针, 并无可让宋朝一击即破的颓势。所以, 赵恒为识时务之君主。他能够抓住时机, 及早地与辽保持双和, 实现“ 和辽国策” , 应视作明智之举。宋人对此几无疑义。而后人不应对赵恒有过高的与不现实的要求。其次, 是受超现实的理想主义情绪的影响。有人批评赵恒不接受杨延朗等人的建议。其实杨延朗企图趁辽军退兵时尾追歼灭的想法, 是幼稚的念头,必不可行。穷寇不可追, 为兵家常识。况且辽军非穷寇。辽是整军回撤, 宋军若要违约, 重挑战衅, 似乎使辽“ 陷之于死地” , 但是谁又能肯定辽军不会后发制人, 重复大名府城外辽军伏击宋天雄军的故事呢？赵恒不采纳杨延朗的建议是正确的。再次, 是无大局观的表现。有人一味地强调澶渊之役中宋军的有利方面（如十一月二十四日澶州城外宋军击毙辽统军顺国王挞览）, 而不考虑战役战术终将服从并受制约于战略的需求。宋朝若不抓住有利时机签下和约,或可一胜辽军, 但必不能一举而歼之, 将贻患无穷。良机稍纵, 今后签约将付出更大代价。杨延朗等人建议袭击北撤辽军, 真宗说“ ??邀其归路, 以精锐追摄, 腹背夹攻, 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 杀伤且多, 虽有成功, 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 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 复举干戈, 因而誓众, 中外同愤, 使其覆亡, 谅亦未晚。”
另一方面, “ 屈辱说”者是囿于“ 内华夏外夷狄”与“ 天子至尊” 的观念。王钦若即以“ 万乘之贵”诱惑赵恒。谁不知《春秋》中城下之盟比比皆是。处于四战之地的郑国几乎连年有盟, 并受制于他人的为多。但孔子仍对子产等人奖谕有加。又, 越王勾践受辱于吴王, 尔后图雪耻复国。古来少有人批评勾践不当如此, 而当宁死不辱。缘由吴越已统统纳人华夏范畴, 况且越勾践不享“ 万乘之贵” 。伯仲之间, 暂辱终荣可传为佳话。王钦若认为“ 天子”不当辱, 已属秦汉后封建中央王朝的“ 不世之道” 。其出发点不含糊, 很明确。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 我们还要认同吗我们难道认为宋辽都是中国古代并存的两个区域政权, 可战可和。为生存而战, 可以认同, 至于倾向哪一方, 应视具体的情况而论为共存而和, 不仅认同, 还要大笔书之, 岂能顾及“ 天子”辱不辱。 传统史学观认同诸侯如郑、越等国可以忍辱雪耻。我们则进一步, 认同“ 天子”也可以忍辱雪耻。问题是我们还认为“ 澶渊之盟”并无“ 辱”可言, 细言理由此役未战而了, 为其一。宋真宗赵恒能够不战而“ 全国” 、“ 全军” , 并使敌军退出国境之外,已完成了战略计划。为何要多打几仗, 才算不辱呢？ 以较小代价换取巨大利益, 为其二。和约规定宋给辽岁币, 是宋朝为和约付出的代价, 可视为宋“ 示弱”表现, 是“ 屈己” 。为求和而“ 示弱”与“ 屈己” , 是屈而不辱。况且这一代价是宋朝当时完全可以承受的。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 和辽之后付出的远小于得到的。有称“ 盖祖宗赐予之费, 皆得于榷场岁得之息” 。（语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八） 双方都付出了代价, 为其三。今人考虑此事, 必须顾及双方, 仅仅衡量宋之得失, 是不够的, 还应转换角度, 算算辽之得失。辽军名为索取“ 关南地”而来, 却无功而返, 纵有岁币之人,仅当“ 关南地”的租赋, 尚在一年之后, 方可到手。况且, 辽军在当时横尸流州城外, 帅死澶城之伏, 停战撤军, 对辽朝来说, 不也是“ 有辱无荣” 吗所以, 应当平心气和地说, 宋辽双方都为和约付出了代价。辽军以出兵为手段, 索取了对方妥协的条件, 已获成功。宋朝以守为主, 挫敌锐气, 不须双方主力决战而签约, 并未多付一些妥协的条件, 达到了保全国土、保全实力的目的, 应当说也获得了成功。以“ 澶渊之役” 比诸春秋“ 城泼之战” , 辽以未蹈楚国子玉之复辙为幸事，宋亦以未大战而和“ 蕃”为幸事。历史上, 既使战胜北“ 蕃” 的诸位汉族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 也无不付出一定的代价维持“ 汉蕃”关系。 双方所得均大于所失, 为其四。和约后, 宋辽双方均获巨大利益。对宋而言, 放河北民兵归农, 省河北一半戎兵, 省沿边三分之一戎兵, 省军官数百员, 省军费, 开放沿边榷场, 实行双边贸易宋从中岁获银四十余万两, 并由此获得了从容处理西夏问题的条件。对辽而言, 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重心逐渐南移减轻了军事负担, 由军事立国逐渐改为农牧业立国得到了宋朝不同方式的“ 经援” 如岁币、贩荒救济、互通有无等。从历史长河来看, 宋辽从此百年和盟, 人渐通, 文渐同, 币渐并, “ 澶渊之盟”实为互利之约, 何“ 辱”之有。可恨的是王钦若鼓吹“ 万乘之尊” , 诱导赵恒自尊自大, 造“ 天书” , 搞“ 淫祀” , 得“ 天子”之虚荣, 而获青史之实辱。更可笑, 今人尤从其说, 为顾宋朝之体面, 仍不断哀叹宋帝不坚, 丧失想象中的歼敌良机，却忽略了宋辽双和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当年宋辽不乏有贤人, 都说“ 循大体, 无介小嫌” , “ 毋以小嫌, 遽伤大信” 。难道今人见识尚不及此。 综上所述, 宋真宗赵恒利用“ 澶渊之役” , 抓住了由“ 战辽” 到“ 和辽” 的转折点, 实现了“ 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 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 为中国古代历史上“ 汉蕃和好” 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 都是“ 屈而不辱” 。景德元年的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 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 当时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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