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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这太阳将落、暮气沉沉的时刻，景色正相反：京师变得一派沉寂、灯烛无光；只听见沉睡的鼾声，连夜猫子也不叫。可是‘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山中之民’是什么人，作者始终没有明说。可读者心里都明白，作者对这个停滞的社会是彻底失望了。他把打破沉寂的希望，寄托在民间，寄托在平民百姓身上！ 在另一篇《乙丙之际著议》里，龚自珍又说：在当下这个‘衰世’，不但找不到有才能的文臣武将、工匠商人，就连有本事的小偷、市侩、强盗也都产生不出来！这儿既没有君子，也没有小人。有才能的人刚要冒头，马上有成百个庸才去管制他、束缚他；直到把他那忧国愤世、肯思索、求上进的心扼杀掉了事。——这样的世道，简直连乱世都不如呢！” 源源说：“我读过一篇《病梅馆记》，也是龚自珍的作品。文章说，南京、苏杭一带盛产梅花。可养梅的人根据文人画师的古怪癖好，偏要把梅花的枝条捆绑得弯弯曲曲、砍削得稀稀落落的，不惜摧残梅花的‘生气’，只求卖个好价钱。 作者恨透了这种行为，他买来三百盆‘病梅’，砸碎了花盆，解掉绑缚的综绳，统统栽在地上，发誓要用五年的时光让生病的梅花恢复生机。他在文章末尾感叹说：唉，怎样能让我有更多的闲暇和土地，把南京、苏杭的‘病梅’全都搬来，用毕生的力量去诊治它们呢！” 爷爷点点头，问两个孩子：“你们说说，龚自珍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沛沛想了一下：“这里说的仍是人才问题：统治者用他们那套规矩去束缚人才，就像画师、花农残害梅花一样。背后的意思仍旧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爷爷点头：“说得对。下面再看看其他散文家。”
他年轻时对散文写作很感兴趣，最喜欢韩愈的文章，对司马迁、班固、欧阳修也很崇拜。以后他还向桐城派文人梅曾亮请教，吸收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的观点，并在其中加上“经济”一条。 他所说的“经济”，可不是指财政金融，而是泛指“经邦济国”。也就是说，文章要放眼天下、益国益民，不能总局限于个人得失、风花雪月什么的——这也算是一点革新吧。 有人说，近代湖南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就跟他的提倡不无关系呢。青年毛泽东给朋友写信就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一生并没有留下什么大著作，倒是他给家人写的一千多封家信，或叙时事、或论道德、或谈学术、或讲教育，颇有些价值。像这一封，是写给同在军中的弟弟曾国葆的，其中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也说出对弟弟的期待:
日后曾国藩做了高官，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共同切磋散文创作；有人把这称作“桐城中兴”。又因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所以这一派又称“湘乡派”。 此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等。 就说说薛福成（1838-1894）吧，他曾做为外交官出使英、法、意、比
作者观画后提出疑问：普法之战，法国是失败者，他们干吗要把自己失败的惨状画下来呢？翻译回答说：“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是为了警戒人们，激发人们的愤怒，以图复仇。炯[jiong3]戒：明白显著的警戒） 作者写了一大篇，这最后一句才是点睛之笔——当时的中国正遭列强侵渔，薛福成这是拿法国人的务实精神，来点醒中国读者哪！而桐城派的“义理”、湘乡派的“经济”，也正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 湘乡派另一代表人物郭嵩焘（1818-1891）曾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他对“洋务”很感兴趣，不过他认为单纯学习西洋的“造船制器”还远远不够，“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本”是朝廷政教，“末”是商贾贸易。国家有了“本末”，才能“相辅以致富强”。 他还认为，让圣人（皇帝）“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并不可靠。一旦圣人德衰，天下就会出问题。而西洋把天下“公之臣庶”（由大众共同掌握），所以才能做到“愈久而人文愈盛”——这已直接涉及到政体问题了。
桐城、湘乡的“旧瓶”，在他这里装上了“西洋新酒”，味道已大为不同。 （本博客文章均属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插图来自网上：①龚自珍②曾国藩墨迹③薛福成《出使日记》封面④1878年，郭嵩焘作为中国驻法使节参观巴黎世博会，这是当时的报纸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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