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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 吴蔚 创始于清康熙年间的桐城古文学派，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属作家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深究桐城古文学派的得名，从先驱者戴名世、创始者方苞、开拓者刘大櫆，他们皆从未以”桐城派”自居。直到集大成者姚鼐，于乾隆年间写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大寿序》，才正式标榜“天下文章，皆出于桐城”。尽管如此，姚鼐也没有自称为“派”。正式打出“桐城古文学派”旗号的则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以个人的不懈努力，发展了桐城古文学派，使桐城古文学派扎根直隶，后来，其两位得意门生张裕钊、吴汝纶亲掌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使保定成为了桐城学派的中心，造就了无数的人才，为桐城古文学派中兴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在晚清是中外瞩目的。本公众号中《曾国藩与莲池书院》一文已初步提及曾国藩在保定莲池书院的作为，因这个历史现象影响极其深远，这里再就“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作详细论述。 桐城古文学派简史 桐城古文学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世通称“桐城派”。桐城古文学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桐城古文学派主要作家师承中，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古文学派“四祖”，而师事、私淑或服膺他们的作家，据专家统计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戴名世是桐城古文学派奠基人。在散文方面，他提出“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后人多推他为桐城古文学派开山鼻祖之一。 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古文学派创始人。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古文学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代表作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姚鼐、王灼、吴定、张惠言皆为其门下弟子。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坚人物。著有《海峰文集》等。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早年随伯父姚范和刘大櫆学习经学、古文。桐城古文学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他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总结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两种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其散文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诗有清拨淡远之致，尤工近体。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国藩在其《欧阳生文集序》、《致吴敏树书》中，曾这样评价姚鼐的文章：“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固当为百年正宗”。 桐城古文学派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历时两百余年，先后经历了姚鼐及弟子的桐城古文学派鼎盛期，出现“家家方姚”的辉煌景观。紧接着是遭遇到两次重大危机与调整，一次是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与桐城古文学派中兴；第二次危机是甲午战争以后，桐城古文学派面临新学兴起、科举废除冲击后作出的现代性变革。 曾国藩最早打出“桐城古文学派”大旗 19 世纪中叶，清政府昏庸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外国侵略者蠢蠢欲动，反映时代变化和关注民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特点，而空谈义理的桐城古文学派则不能适应新时代需要，再加上梅曾亮等桐城大师的去世，其弟子且政治社会地位不高，多是舞文弄墨的书斋文人，而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出现，都削弱了桐城古文学派的影响。 咸丰、同治时期，桐城古文学派式微。姚门弟子当时虽然遍布全国，但在姚莹、梅曾亮相继去世之后，因缺乏宗师人物的引领，轰烈一时的桐城古文学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太平军兴后，桐城古文学派的境地更加衰败。其发展传衍最盛的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恰在太平天国与清军交战的主要战区。战火所及之处，文献焚毁，书院颓塌，缀文之士或殉难以死，或转徙他方，无心文事。桐城古文学派古文处于生死边缘。在此历史背景下，曾国藩挺身而出，以维护道统的决绝态度打出”桐城派”的大旗，使桐城古文学派死而复生，再造辉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一代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古文学派。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桐城派”的雅号，亦由曾国藩最早提出。曾国藩在其《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古文学派”。于是，早有“桐城家法”之实的”桐城派”自此得到了曾国藩的正式冠名，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花开中华大地。 1859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宣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这无疑是公开宣告自己将接姚鼐古文大旗的宣言。这篇文章问世后，桐城古文学派因此声名重振。同年，他纂辑《经史百家杂钞》，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扩大入选范围，重辟取范门径，这应该算是曾国藩正式改造桐城古文学派古文之始。近代“桐城中兴”的奇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重要，他凭借自己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实力和广泛影响，使桐城古文学派从没落走向复兴，被胡适誉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 但曾国藩讲求的是经世之学，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古文学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有“中兴”桐城古文学派之功。 曾国藩：“桐城古文学派”中兴者 盖棺定论，曾国藩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作为“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兴者，他让“桐城古文学派”在行将衰落时得以改造和继承，再度辉煌于晚清文坛。 经过两百多年的兴盛，桐城古文学派在19世纪中叶趋于衰落。虽然作为当时唯一在京的姚鼐门下高足，梅曾亮成为京师治古文者访求的对象，梅曾亮俨然成为桐城古文学派领袖。但梅曾亮与桐城古文学派三祖相比就逊色多了，且梅曾亮后来对官场渐生厌意，辞官回到老家。在以官位为重的社会里，梅曾亮不高的政治地位，不免会弱化桐城古文学派的影响力。而且，鸦片战争前后的国家危机使文人士子无暇浅吟低唱，文坛笼罩着一片燕赵悲歌、杜鹃啼血式的悲凉慷慨之气，引领文坛的多为“开张王霸，指陈要最”的“豪杰之文”，虽然当时的桐城古文学派已扩展至广西、江西一带，但桐城古文学派文士所擅长的平淡雅洁之文却不被人叫好，桐城古文学派似乎陷入了后继乏人的困境。 陷于困境的桐城古文学派希望改变自身尴尬的状况，他们渴望有个人能“为人望所嘱，庶几足以震荡海内，开阖风气，使偏宕卓荦之士，悉转移而归之正学”。终于，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当时的湘军统帅、“同治中兴”的名臣曾国藩。但让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为湘军统帅、洋务运动的力倡者，曾国藩为何会在桐城古文学派行将衰落时“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古文学派”中兴呢？ 究其原因，耐人寻味。首先，曾国藩自幼喜好古文，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就能读《周礼》、《史记》文选。曾国藩出身于塾师之家，自小受到礼仪廉耻、忠君爱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进入官场之后，潜心研究程朱理学，逐渐形成了外儒内法、以礼治政的思想体系。也正是由于他受到的正统儒学教育，使他钟情于以程朱理学为归的桐城古文学派。而且曾国藩一直对古文很有研究，用功甚是勤快，“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如此对古文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古文学派，特别仰慕姚鼐，多次提到以姚鼐为师。 联结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渊源的是“姚门四杰”之一的梅曾亮。曾国藩后来到京城后，结识了姚门高足梅曾亮，并且交往甚密，曾国藩曾多次前往梅曾亮处问学。当时，“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曾国藩曾经多次和梅曾亮探讨古文，视梅曾亮为桐城古文学派正统传人。曾国藩所写的《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诗作都是为了赞美梅曾亮而作，可见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的钟爱，对桐城古文学派大师的敬重。就如王先谦先生曾说：“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梅曾亮的传授，使得曾国藩接触了桐城古文的广阔世界，曾国藩赞颂梅曾亮“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后来曾国藩认真圈点《古文辞类篹》，全面吸收梅曾亮所讲的桐城文法。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主张与桐城古文学派的“致力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基本相合。所有这些都为曾国藩中兴桐城古文学派打下了思想基础。 其次，曾国藩复兴桐城古文学派是为了坚守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统治桐城古文学派的宗旨是高举宋明程朱理学和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旗帜，这正好与曾国藩一生致力于程朱理学相契合。曾国藩熟知传统文化是维系民心的重要血脉，而当时社会的文化血脉就是程朱理学以及所衍生的“义理”说。而桐城古文学派则是坚守程朱“义理”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其在维系社会凝聚力和融合力上起到了巨大作用，曾国藩看到了桐城古文学派这一大社会作用，坚定地扛起了复兴大旗，肯定了桐城古文学派的正统地位，重新拾起程朱理学，树立社会信心。1851 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短短两年时间就席卷了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震惊了国内外。竭尽全力捍卫封建统治的曾国藩，被任命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臣，曾国藩当时除了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外，还在思想上下了大功夫。由于太平天国奉行天主教，创建了拜上帝教，曾国藩利用其践踏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偏激之举，高举维护封建道统和伦理纲常的大旗。桐城古文学派以程朱理学为宗，便成为其对抗太平军的有力工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持久的对抗战中，桐城文学发挥了它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正是曾国藩大力中兴桐城的一大要素。 第三，晚清桐城古文学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国藩“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古文学派是大致相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借桐城古文学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这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因为，桐城古文学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凭借桐城古文学派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 应该说，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古文学派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古文学派卫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的学术渊源 “汉宋之争”是晚清理学中特有的命题。“汉学”即乾嘉考据学，“宋学”指称的是理学。乾嘉时期“汉学”发展极为鼎盛。是时，汉学家指斥理学的空疏，对孔孟书中仁义礼智等理学主要观念亦别创新义，对周、程、张、朱之书，更是大为诟病。此时的桐城古文学派虽以文学派别著称，但在学术理念上与汉学相对。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论述道：“桐城古文学派之名益显，俨然足与当时之‘汉学’相抗矣。桐城古文学派之文字，注重义法，又谬于‘因文见道’之观念，故规模狭小，失于拘谨。然朴实说理，颇能言之有物，较专以辞华靡丽尚者，为足多焉”（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777页）。又有“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古文学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家互相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7—68页）。可见桐城古文学派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方面“尊宋学”，“以道统自任”；另一方面又造“古文义法”，兼“文”与“道”于一身。虽然它的“因文见道”的观念使其文学规模受到限制，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朴实说理”，“言之有物”的特性使其在许多学派中显得较为突出，故而能与“汉学”相对抗，因此桐城古文学派的弟子大多具有理学倾向。可以说桐城古文学派成就了理学家，也被理学家所成就。著名的晚清理学家曾国藩亦如此。 晚清理学家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有较深的学术渊源。有文为证：“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且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32页）。连曾国藩自己在《圣哲画像记》中谈到为学时也说道：“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晚清文选》，74页）。可见他极为尊崇“桐城”，基本接受了桐城古文学派的古文理论，更将文以载道的精神继续发扬，不仅使其成为晚清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还为桐城古文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曾国藩梳理了乾隆以降的桐城古文学派之学术授受。在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对乾隆以降的桐城古文学派学术授受有详细的描述： “乾隆以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国藩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桐城古文学派从姚鼐到欧阳生的传习情况，时间跨度从乾隆末至咸丰时期，地域包括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数近二十，而且最后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皆以桐城古文学派之主旨为学，尤其以秉承姚鼐之论为主，认同于“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术观点。而此种学术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叶汉学极力摒弃宋学诸子义理之说时提出的，曾国藩认为此论点力排众议，虽然在当时显得孤立无助，但后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可见“道之废兴，亦各有时”（《曾国藩全集·诗文》，245—247页）。 其次，他不仅发展了桐城古文学派的理学宗旨，而且主张汉宋兼采，扩展了桐城古文学派的发展空间。桐城古文学派诸学者在初期汉宋相争时多次做文以诋汉学破碎。姚鼐就曾论曰：“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蔸而遗其钜，夫宁非其蔽与”（《赠钱献之序》，《学案小识》卷五，44—46页）。在此姚鼐指出汉学家专求名物制度，以阅书之多少作为衡量知识之多少的标准，专门“窥隙攻难”，实际上是只得到了学术之枝叶却失去了学术的根系，对经书只通字句而无法得其全体，只注意了末节而失却了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有甚者，以此途为晋升之阶，只知富贵利禄，根本不关心为学之所得。“平心论之，‘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清代学术概论》，69页）。 随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与汉学相争。书中不遗余力地对阎、胡、惠、戴所学进行批评，“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清代学术概论》，69页）。但是此处梁启超不但看到其有“革命”的价值，更发现此书也开启了汉宋调和的先河。而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的桐城古文学派主将，虽依然以理学为宗旨，坚持理学学术阵地，但其学术主张由初期的“一宗宋儒”而逐渐转变为“汉宋兼采”，开启了晚清学术发展之新趋势。他一反姚鼐对汉学治学方法的批判态度，对从考据而转入义理之学的刘椒云之治学方法大加赞誉。他指出：“始椒云尝治方舆家言，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县以圆围，府以叉牙，交错成围，不为细字识别。晨起而指诵曰：‘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其于字书，音韵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窃尝穷观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后之览者可以谓之笃志之君子耶？抑犹未耶？国藩为发其择术之意，即告其诸子，亦与异世承学者质证焉”（《曾国藩全集·诗文》，212—213页）。在曾国藩看来，如刘椒云如此这般已属圣人之道，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以程朱为归，所以用汉学家研习学问之方法，再“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必是一朱子也，可达孔孟之本旨也。所以虽有汉学、宋学之分，他要兼取两家之所长，再之汉学、宋学皆出于孔门，二者皆不可少。因此要研究孔门之全，汉学与理学皆应该研究学习。这一番论述肯定了汉宋之学对学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比较中肯的。 而对如何贯通汉宋，曾国藩认为“研经耽道，学有本原”，提出：“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贷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全集·书信》，1576页）。即“由博可返约”。而要实现这一点，学者必须从事于《礼经》，从事于礼学，成为古人所谓的“大儒”。因为礼学既涉及一名一物，甚至军旅战争之事、日常事物之间皆与礼有关，可从细处研礼，然后至其本，“源流毕贯”，就将汉学之考据一名一物与理学探究义理结合起来，所以以“礼”贯通汉宋，成为曾国藩的一种思路。 曾国藩汉宋兼采的学术趋向使汉学、宋学多年的隔阂得以打开，而且不断融合。因此伴随着晚清理学的复兴，汉宋之学彼此为矢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从而使桐城古文学派得以走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的传承 在桐城古文学派衰微之际，曾国藩以桐城古文学派传人自称，对于桐城古文学派的理论曾国藩也多有赞同。其对桐城理论一脉相承的地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文以载道”的继承。文以载道，这是桐城古文学派古文理论的重要内容。桐城古文学派的创始者方苞说：“非阐益道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圣之旨弗宣”。姚鼐进一步提出道与义合，“明道义，维风俗以昭后世”，也就是说理学与辞章的结合。桐城古文学派诸位人物的观点完全一致，都是“文以载道”的积极维护者。而桐城古文学派所说到的“道”，就是所谓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曾国藩自称其“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可见他是以桐城古文学派学人自许的，他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也就是得之桐城古文学派衣钵真传。曾国藩认为文与道应当合二为一，强调文章应当以传播程朱理学为最终目的，写文章不仅仅只是为了写文章，要发挥文章本身的作用和功效。文章是用来传播程朱理学、弘扬程朱理学的，文与道应该适当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其门下众多文人构成的桐城——湘乡派就是曾国藩继承桐城古文学派最好的证明，湘乡派一名，最早见于1922年胡适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他认为“桐城 = 湘乡派”，将二者合二为一，相提并论。湘乡派同样也是以文以载道为核心，文道结合，因文见道，文以约道。后来由于时势环境的变化，清王朝的衰落，他对文以载道也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文与道也可以彼此分离，显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其次是对“义法”的继承。方苞集古今文论之大成，提出“义法”说，方苞把“义法”看作是“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他对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两者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以反映客观现实为“言有物”，也有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一合于古人义法，愧赧何极！”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义法主张是赞成的，他把是否合乎古人的义法，作为文章的最高标准。姚鼐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曾国藩除增加了“经济”一说外，其余全部继承。他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理。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他还说到：“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可以看出，他的主张与姚鼐的主张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他所提倡的洋务运动，学习的西方知识都可以纳入桐城古文学派“义理”，是为了充实“义理”，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曾国藩说义理这种概念不能丢，要代代延续，代代相承。 再次，曾国藩对姚鼐文章“气”学说加以继承。姚鼐将文章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认为文章之美在于得乎阳刚阴柔之情。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其区别，不过是姚鼐是偏重阴柔之美，而曾国藩则是偏重阳刚之美，因此他的文章“气”之说并非他的原创，与姚鼐的学说有相通之处。他也继续将风格细分为多种，并且重视阳刚之美。 曾国藩的湘乡派对桐城古文学派的改造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古文学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实际上，湘乡派是继承桐城古文学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古文学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假以援手。《欧阳生文集序》是曾国藩试图振兴桐城古文学派式微命运的重要一步，以湖湘文派接续桐城文派；作《圣哲画像记》，推尊姚鼐，将姚鼐列入古今圣哲三十二人，并说其粗解文章，是受姚鼐影响开启的。随着梅曾亮的去世，曾国藩接续桐城古文余绪，也俨然成为一代文宗。但曾国藩不愿俯首于桐城诸家之下，而是走出了一条改造桐城古文学派的道路。曾国藩在桐城古文学派奉为圭臬的《古文辞类篹》之外，另辟蹊径编纂《经史百家文钞》，打破桐城古文学派文章规模狭小的毛病，广开门径，转益于经史百家，调和骈散内部矛盾，增加古文气势，以汉赋气象作雄奇瑰伟之文，求雅之外而务求实用；另一面，补救桐城古文纲常名教之学的空疏，提倡关心经世要务，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标举“经济”，做到体用兼顾，将古文与事功结合起来，以恢复古文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由于曾国藩及曾门弟子在审美情趣、行文风格与方、刘、姚有一定区别，后人以曾国藩为湖南人，而别称之为湘乡派。曾国藩的呕心沥血，终使桐城古文学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古文学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古文学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古文学派？ 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鼐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鼐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古文学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古文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古文学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曾国藩曾说：“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曾国藩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其次，曾国藩跨越的湘乡派与桐城古文学派在古文理论的主要框架方面存在明显的延续。曾国藩继承了姚鼐对中国学术的三分法，即义理、辞章与考据。姚鼐曾自命为能融合三者而一的文士。曾国藩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在姚鼐之上增加了“经济”之说。姚鼐生当乾嘉之世，这是清朝封建统治秩序还比较稳定的时期，因此他还没有感到有突出封建的经济之学的必要，所以只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论学论文。曾国藩把历来封建理学家包含在义理之学之内的经济之学，独立出来，突出起来。至于相同的地方，不但曾国藩提出的“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有其三是直接继承了姚鼐之言，而且还在于他们在论学论文因时识变的态度方面，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姚鼐所处的乾嘉之世，是考据之学极盛的时代，姚鼎因时识变，把考证加进来，使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曾国藩是看到了而且是深为赏识的。于是他取法姚鼎这个态度，也像姚鼐一样，从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因时识变地在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中，增加了“经济”。 同时，曾国藩评论文章，继承了姚鼐阴阳刚柔的理论原则。姚鼐倡以阳刚阴柔之说论文，他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己。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曾国藩论文也有本于此。他在《日记》中明白地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国藩论文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理论上说，虽然对姚鼐的阴阳刚柔说有所阐述和发挥，但是不出姚鼐所论的大范围。 最后，曾国藩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古文学派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桐城古文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沦为宣传程朱理学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爪牙。方苞只不过是一个文士，并不是什么理学家，但由于尊奉程朱理学，标出“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口号，自己俨然以程朱派的卫道者自居，对反对程朱的思想严厉抨击。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古文学派是一致的。曾国藩的古文，大都是以封建主义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为内容的，大都是关系到清朝统治阶级生死存亡的重大题材。正如黎庶昌所说：“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话，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并功德言于一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曾国藩生当封建乱世，时代的潮流又把他推到了封建统治集团性命攸关的权臣的地位。曾国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地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自然就需要而且可能写出那种并功德言为一途的雄奇万变的文章来。 湘乡派与桐城古文学派在体系与内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是作为桐城古文学派的同中有变、和而不同的又一发展阶段。而关于曾国藩的散文研究，他与桐城古文学派的渊源是无法超越的关键，要解读中兴时期的发展或者新变，就离不开它与桐城古文学派之间的渊源。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古文学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改变自方苞以来桐城古文学派只重视唐宋散文的阅读习惯，广泛涉猎秦汉、魏晋文章，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之中，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成功。 文坛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对前一时期或同期文学创作弊病的反拨。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是对明前期文坛馆阁文学的死板文法进行反拨，兴起于“宗秦汉”还是“尊唐宋”之争尚未停息的康熙时期的桐城古文学派，也是对明代以来拘泥复古而导致为文“模拟剽贼”局面的反拨。 但是，也正如曾为文坛带来新风的前后七子最终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复古的道路；“文必秦汉”最后反阻滞文章真正地向秦汉之风靠近一样，虽然反拨了别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无物，兴于康雍、盛于乾嘉、影响经过同光直到民初还饶有余音的桐城古文学派，其在经过了康乾时期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诸人带来的发展盛状后，在清中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死守“义理”、拘泥“文以载道”的“道统”观方向前行，而逐渐走入空洞无物、不合实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叹：“时文之法者陋矣。谬然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在清代后期由桐城古文学派主导的文坛上，这种曾为“时文”所有的弊病也显于“古文”中来。曾国藩就说过：“乾隆、嘉庆之际，学者研练经义，负声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词丰而义寡、栀蜡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坛创作不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为显，排句叠调以为劲”，还在文风上“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正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风的纠正势在必行，而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曾国藩正是以自己对桐城文法的秉承与超越，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的清晚期，针对文风之弊做出种种革新，试图一挽桐城于颓败。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非阐道益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这成为桐城古文学派创作的基本守则。作为桐城后学，曾国藩自然也继承这一创作主导思路。他的《致刘蓉书》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虽然这里是在倡导对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离不开以“人心所载之理”主导着“人身之血气”的大前提，仍然是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的再阐释，只不过是用“血气”承载“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图解而已。 不仅如此，《圣哲画像记》里标榜：“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径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书仪礼释官后》认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将“道”具象成以“礼”为核心、以“仁”和“义”为两大准绳的思想体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维护着理学的权威。 以桐城所宗为自己所旨，表明了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的渊源。但面对日渐偏离康乾时期文风，从思想到笔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刘蓉于《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评价为“惟宗派之云，甚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的桐城末流，直隶总督曾国藩又严肃地与之划清界限。在《覆吴南屏》这封信中，他点评说：“至尊缄有云：‘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并表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对梅曾亮等人渐趋仅以姚鼐为正宗，树立门户之别、失之狭隘浅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后进，在末流以宗派之说当道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敢于品评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与刘霞仙》里认为方苞成就尚未达到“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地步，其在“发明义理”与“学为文”之间“两下兼顾”，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以致无可怡悦”；在《覆吴南屏》里评析姚鼐“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这些无疑都表明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自觉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创作视角。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上，曾国藩主动地对桐城古文学派进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子函》中说：“余平生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又在《覆邓寅阶书》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选》之尽善”。还对吴敏树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腴润”。（《覆吴南屏》）平生好读之书除桐城古文学派一贯尊崇的韩愈文章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而且认为《文选》集粹的古文质量最高，并爱向他人推荐阅读《汉书》、《文选》。曾国藩的古文视野已然跳出了桐城古文学派传统上以唐宋八大家为核心的阅读习惯，向前延伸到了先秦、两汉、南北朝；同时《庄子》的“入选”也表明他对刻板“道统”的扬弃，为求古文真谛而不过分计较作品是否出自先贤大儒之手。 在阅读习惯方面，曾国藩不仅从选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传统的唐宋两代限制，还在选文的体裁上跨越方苞设下的藩篱。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录……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洁”。而曾国藩在日记中自叙：“余近年最好班、马、扬、张之赋”。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孙南归序》里强调：“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独不然”。将古文和骈文的关系阐述为奇与偶的相对与相补充，从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对骈文的过激排斥。 在对骈文进行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曾国藩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文论，并指出在音节方面，“声调铿锵”是汉魏文人“有两端最不可及”的高处之一（《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子函》）。这自然超越了方苞写文章排斥“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一截然分离散文与骈文联系的论调。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评价曾的文论是“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足见时人已经认可了曾国藩结合骈文特点、改进古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虽然对桐城文风进行了一定修补，但曾国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古文学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来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宣扬：“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粗看之下，似乎是将一直以来对立着的“文”与“道”进行糅合，将“文”通过被人为地定义成与“道”相合的“艺”，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和从“文以明道”向“文以载道”的转变那样，通过将“文”定位在“艺”，使“道”完完全全地统辖着“文”，让“文”仅仅成为因“道”而存在的技术性附庸，抹杀了“文”的本体特征。而在《与刘霞仙》里，曾国藩对“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尽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 他承认“文”“道”是可以“兼尽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笔下，“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并以方苞为例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这种不可调和性面前，曾国藩同姚鼐一样，仍然是遵从着“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价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而不改。虽韩、李锐复古，亦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苏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在这里，曾国藩将“习于情韵”与“习与义理”两者一视同仁，公允地认为各有特色的同时也各有弊病，同属于“偏胜”。但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束缚，对宋以来的“法韩氏”、“习于义理”做出了“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的好评，在一视同仁的基调上最终还是偏向了“义理”代表的道统观念。 总而言之，曾国藩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造桐城古文学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乱和文风转换对散文的需求，又为桐城所讲求的身心义理之学培土固基。在桐城三要素之外，加上“经济”一项。为救桐城古文学派侈谈义理的空疏之敝，使其增加应对现实、参与世务的功能。在肯定桐城古文学派阴柔惬适之美的同时，更推重阳刚雄奇之美。这是针对桐城文气势不足、格局狭窄之弊提出的。为使其拓展自身的功用、审美内涵和欣赏的价值，须扩大取法对象的范围，如秦汉文、两汉赋，特别不必拘于骈散之分。 “桐城古文学派”与洋务运动 对于以诗文道艺为志业的曾国藩来说，桐城古文学派古文是他必须面对的大事。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百废待兴，曾国藩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创洋务运动之先河，希冀复兴儒学以实现文化复兴。复兴桐城古文学派古文也成为他政治图景的组成部分。 19 世纪 60、70 年代，洋务思潮开始萌生并逐渐成为时代强音。洋务思潮是经世致用思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直接延续，也是这个时代的现实要求。求实、务实的经世济民的思想推动着经世思想家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作为一位有强烈经世抱负的政治家，曾国藩承接桐城之衣钵时，其中兴桐城和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晚清桐城古文学派在坚守程朱理学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西方，这就与曾国藩“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借桐城文章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顽固派的阻力，也可以整合天下的知识分子而用于洋务运动。曾国藩并不只是一个文学家和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振兴桐城古文学派的动机也是多重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振兴古文，究其根源大约是维护封建皇室，振兴大清帝国。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曾国藩对于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兴绝不是简单的一昧拘泥桐城古文学派之古，而是在继承桐城古文学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加入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东西，“曲折以合桐城之辙”，使桐城古文学派重新活跃起来，呈现了一度的“兴旺”。 的确，此前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他严格精选将帅，广招士兵，发布《讨粤匪檄》，向太平天国军队宣战，其间屡经受挫，苦苦拼杀，展开血战，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经过十余年的搏杀和起伏，曾国藩如愿以偿，将横扫大半个中国、几乎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镇压，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 这时的曾国藩中兴桐城古文学派，首先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古文学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例如，为使桐城古文学派古文能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古文学派文章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鼐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创办“安庆军械所”，制造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扩建“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母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工业基地。为了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1867年，曾国藩在“机器母厂”设立“翻译馆”，聘请英、美翻译及留学人员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成为清政府创办的时间最长、影响很大的翻译中心……他把先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设想付诸实践，使中国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是，此时的曾国藩通过改变桐城古文学派文风来适应洋务需要。他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针对桐城古文学派为文之弊，曾国藩提出作“雄奇之文”，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此虽与桐城古文学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但也并非与桐城古文学派古文风格完全两立，他所言的“雄奇之文”，实际脱胎于姚鼐文论，后发展成为“湘乡派”。 梁启超曾赞曾国藩集为“桐城古文学派之大成”。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学派的改造，应该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想借桐城古文学派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从继承和发扬桐城古文学派文化来看，曾国藩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直督曾国藩与桐城古文学派在直隶地区的超越 晚清文学大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以“私淑桐城”自居，为让桐城古文学派顺应时势，他以豁达开明的态度对待桐城前辈的短长得失，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古文学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一年半，饬吏、治河、练兵、审案，大兴文教，主讲书院，建官书局，著《劝学篇》，发微桐城，融汇中西，确使古城保定有一番新气象。 直隶总督曾国藩作为当时政治舞台乃至文学舞台上的首要人物，对社会和学术把握有着极为全面和敏锐的目光，再加上他不甘低人一等的强势性格，注定了他绝对不会全盘接受桐城古文学派的东西，不会一味推崇姚鼐，也不会拘泥于桐城古文学派的一家之言。曾国藩在桐城古文学派原有的基础上带领其走向新的阶段，为桐城古文学派增添了适合社会需要的新血液，同时将桐城文论扩大到一个新的阶段，构建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扭转了桐城古文的衰势，使桐城古文学派在直隶走向全面中兴、繁荣。 第一，曾国藩在直隶，将“经济”纳入桐城古文学派文法。 桐城文派至姚鼐而始定。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之，则或至于相害”。这便是桐城古文学派完备的古文理论。桐城古文学派理论家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最终导致桐城作家走向空虚玄谈，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并受到当时以魏源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的进步散文家的猛烈抨击。 在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直隶总督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古文理论，即：“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很明显，曾国藩提出的古文纲领在姚鼐的古文理论上增加了“经济”一说。“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曾国藩说“镜海先生（按：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而谈到“经济”这一说的也并非曾国藩原创。刘大櫆曾经谈及，真正谈及经济一说的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姚莹，其认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曾国藩的“经济”则是在姚莹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经史百家杂钞》就是一部能很好体现曾国藩义理经济的著作，它不仅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增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而且大大增加了选录的范围，也很明显地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历史文学观。“经济”，即经国济民，曾国藩用在此地，其实是经世致用的代词。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际顾炎武首倡的，到近代由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继承发展成一种文学观和学术观。曾国藩主张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功效，将“经济”放在桐城散文的首要位置，足见其对经世致用的推崇。 曾国藩适时抛出“经济”一说，力挽桐城狂澜于既倒。这里的“经济”就是将当时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引入文学领域，强调文学的务实精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此，曾国藩在直隶总督署内亲笔写下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其中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曾国藩所倡导的不再是桐城古文学派空虚的玄谈，而是深层挖掘传统儒学中的经世济民的因素，赋予义理以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内涵，为写作者指明了一条“明理习道修身济世”的文道一统的道路。 曾国藩对“经济”的增加也是为了清王朝服务。作为一个封建名臣，他的阶级立场和所处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他必须要求古文为封建的政治服务。洋务思潮的兴起和曾国藩在直隶保定中兴桐城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其“经济”与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国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是他的思想透露着深深的中体西用的精髓。因此，学习西学的内容就被加入了经济之中，但是曾国藩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的器数之学不能够脱离“义理”的轨道，而西方的器数之学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组成的“经济”是为了充实“义理”，学习西学并不是以夷变夏。这就为桐城古文学派学习西学、补救空疏之弊扫清了障碍。使桐城古文学派宣传洋务思潮，抵抗顽固派的阻挠，笼络士人之心。曾国藩既不是空谈“经济”、“义理”，也不是闭门从事“考据”、“文章”，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曾国藩在洋务思潮的背景下提出“经济”一说，正是这种求实、务实的经世精神，使得晚清学习西方的思潮能够进而走向深入，并使其可以付诸实践。 第二，直隶总督曾国藩主张提倡广采经史百家，打通骈散界限，杂取骈文丽藻。桐城前辈治学规模狭小，门户之见极深，大多站在宋儒的立场，排斥汉学。在语言表达上，桐城前辈强调文字清澄雅洁，不许将“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大大削弱了桐城古文语言表现的力度，使桐城古文的语言流于简朴无味。直隶总督曾国藩意识到这是造成桐城文简朴无味及文气浅弱不振的根源所在，于是开始了辞章学领域的新开拓。曾国藩认为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可以作为古文语言的取法对象，不必拘泥于一家，而应博采众长，为古文创作服务。为救桐城文气虚辞弱之弊，直隶总督曾国藩主张调和骈散，杂取骈文丽藻以弘文章之气。曾国藩提倡广采经史百家，打通骈散界限，杂取骈文丽藻，极大地丰富了桐城文学的创作。经他解放后的桐城文派在北方的直隶省规模宏大，文采大增，文气大振，也由此带来了桐城北派散文新的文境。 第三，直隶总督曾国藩据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张。当时桐城文人在“义”“法”标尺及过多教条束缚下，创作出现了“有序之言则多，而有物之言则少”的局面，直隶总督曾国藩据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张。“文贵自然，浑然天成”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方苞标举义法，追求清正醇厚，给散文创作限定的条条框框太多，从而使创作出的文章离自然之文越来越远。曾国藩看到这种不足，举起“率其自然”的文旗，解放桐城文的创作。他在《湖南文征序》中集中阐释了这一主张：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褥而寡实”。 不盲目追摹前人，不恪守成法，有自得之理，真挚之情，不吐不快，这样写出来的文字便是值得肯定的自然之文。直督曾国藩的“自然”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理想，为在直隶中兴桐城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四，曾国藩在直隶，提出改变桐城古文学派文风，强调文章的“气”。“文以气为主”，最早是由曹魏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的，桐城古文学派诸位大师对“气”也有一些阐述，姚鼐就提出八字主张，但是从戴、刘到姚都是十分模糊朦胧的认识。而曾国藩就将其具体化、细节化、明朗化。他十分注重文章的气，说到：“古文之说，全在气字上用功夫”。他认为凡是有生命力的文章，凡是流芳百世的文章都是靠气主宰的，一篇文章的好坏有用与否，与气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他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他在姚鼐的基础上将文章风格划分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如此重视气，那他所说的“气”究竟是指什么？从他的作品和文章可以看出，他说的就是指作家先天的气质、个性、禀赋以及修养等。他把作家的“行气”归于天赋，但是作家的“器识”也是不可忽略的，器识是不可度量的。因此他非常注重养气，在日记中提到，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他认为气是可以后天通过修养而成的，无论作家天赋如何，只要通过后天的锻炼和加强就可以了，作家要多看书，多观察，多出去游访，这样才可以宽阔自己的眼界，产生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正确的看法。这种思想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随处可见。曾国藩推崇文章的阳刚之美，尤其重光明伟岸、气势磅礴之作。在洋务思潮兴起的时期，诸位学士多用宽阔庞大的心胸去接纳西学的种种新鲜事物，而桐城古文学派的雅洁、阴柔之文章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狭小、规矩繁多的文章难以承受洋务的万变之气。正是曾国藩的提倡，使得桐城古文学派文风拓宽，矫正了柔弱的作风，更加适应近代社会自强运动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成为推动洋务思潮的重要工具，同时桐城古文学派自身也得到延续和发展。 第五，曾国藩在直隶，就文学其他方面对桐城古文学派的革新，也是顺应时代的。桐城古文学派诸家一直都主张“雅洁”，因此他们也自然反对骈偶参入，严格骈散的界限。而曾国藩在对待骈散问题上则是与之不同，他更加通达。他在日记中写到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骈、散结合才能很好地展现文章的气势和魄力。曾国藩高瞻远瞩，纠正了桐城之文的偏颇，也被后人誉为“通识”。与此相关，曾国藩为了丰富桐城古文学派的语言，还主张吸收汉赋之长，扩宽了文章的来源，大大丰富了文章的色彩。除汉赋之外，曾国藩还重史传文，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改动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体例，其中就是增加了“叙记”等史文。曾国藩意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桐城古文学派的传统，开拓他的新生命。他也主张写文章要珠圆玉润以及古文不宜说理。 在桐城古文学派“中兴”之后，其发展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势。有人认为“中兴”之后的桐城古文学派即步向没落，胡适就说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回光返照。但其实也可以说是桐城古文学派的近代化转型。在曾国藩所处的时期，虽然桐城古文学派的古文从本质上没有变化，但已经有了近代转型的趋势。桐城古文学派之后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这条线，他们已经从桐城义法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表现出求新求变的趋势，走进了散文变革的大潮中。另一方面是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吴汝伦等人，固守桐城古文理论，回到了桐城前辈所提出的雅洁论，最终成为历史绝响。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以直隶保定府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对桐城古文学派的一系列超越之举，不仅丰富了直隶文化遗产，同时为中国近代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在直隶培养出的“桐城古文学派俊秀” 曾国藩志在转移士风，陶铸人物，培养一世之才。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以文学著称者有吴敏树、俞樾、王闿运、方宗诚、莫友芝、郭嵩焘等，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世称“曾门四弟子”。曾门四杰在1840年以后登上文坛，成功接续了桐城古文学派姚门弟子的余绪。在曾门四弟子中，黎庶昌与薛福成生活经历相似、志趣相投，致力“并功、德、言于一途”，以经国济世之才自任。黎庶昌（19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从古文家郑珍学习，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历时五年，游历欧洲十余个国家，用古文笔法写成《西洋杂志》，记录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倡议“酌用西法”。后又两度出使日本，编纂《续古文辞类篹》，全面体现了湘乡派对桐城古文学派的继承与变革，“扩姚氏而大之”的理论选择。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薛福成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作《筹洋刍议》，参与兴办洋务的实际工作。光绪十四年（1888），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写成《出使四国日记》，成为时人研究西方的必读之书。黎庶昌、薛福成二人勇于任事，为文追求坚强之气与扩大之境，成为名满天下的洋务要员。 与黎庶昌、薛福成的事功追求不同，张裕钊与吴汝纶自甘以文人自处，以在直隶保定办学兴教为职志。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今湖北鄂州）人。少时好学为文，笃嗜桐城方、姚之说，常诵习其文。后以古文得知于曾国藩，历主南京文正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书院，张裕钊最着意发挥因声求气之说，强调深思与熟读，揣摩古人古文之妙，认为是学习古文的不二法门。为文典重肃括，简古凝练，著有《濂亭文集》。与张裕钊相近是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多年，对兴办洋务满腔热忱。吴汝纶继承曾国藩观念，认为“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官深州、冀州两地，以兴学为先务。光绪十五年（1899），吴汝纶继张裕钊后，主讲莲池书院，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培养弟子甚众。光绪二十八年（1902），筹建京师大学堂，吴汝纶出任首任总教习，并赴职前，自请至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一生兴办教育，成为近代著名教育家。吴汝纶论文宗法桐城，他的古文得桐城古文学派整饬雅洁之长，又得湘乡派意厚气雄，著有《桐城吴先生诗文集》。 结语 高屋建瓴的文学素养和儒家文化的功底，使得曾国藩在看待文学上有独到的见解，曾国藩在继承桐城古文学派“家法”的基础上，为了挽救“文敝道丧”的危机，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革新，为桐城古文学派开辟了中兴之路，其文学理论在咸丰、同治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引领了晚清文坛甚至是晚清社会的动态和走向，在古文理论上的创新，对往后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史、直隶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由于外国侵略者不断地入侵，社会也动荡不安，清王朝的衰落和瓦解也不可挽救，历史是前进的，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曾国藩死后，桐城古文学派终究还是衰落，其中兴之局是在封建末世奋力挣扎后的回光返照，终将走向衰落，最终消失在历史舞台。但不管历史如何发展，曾国藩改革桐城古文学派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将保存在历史长河中，不可抹杀，我们也要用正确的历史观点予以公正的评价。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莲池书院中兴桐城古文学派，使桐城散文雄踞直隶文坛。这绝不仅仅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权势所能奏效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于桐城古文学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从而最终在直隶保定形成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在桐城古文学派发展史上，在直隶文化的演进中，在保定莲池书院的文化积淀里，直隶总督曾国藩无疑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非盈利原创文章，拒绝抄袭） 编辑：吴蔚 杨蕾 微信：13011927956（府河沧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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