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丁堡流浪
杨好
古老的苏格兰被重新拉入时髦人士眼中，得归功于发生在2012年冬末的大事件——在爱丁堡西郊林利斯戈宫举办的香奈儿2013早秋高级手工作坊大秀。这座15世纪的古堡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诞生之地。卡尔·拉格菲尔德说苏格兰给了他灵感，也有人看到这位老佛爷游荡在圣安德鲁斯的街道上。或许，苏格兰给了他一个流浪的理由。 我曾听说爱丁堡有一位流浪的中国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一次旅行中来到了爱丁堡便再也不想回去，终日在爱丁堡街头，靠卖画维持生计。每一次去爱丁堡，我都要留意一下街头的流浪者们，希望能够发现他的身影，可是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如果见到他，我不会问他任何问题，只想看看他笔下的爱丁堡，是否能让人无惧无畏去流浪。 爱丁堡的天气有超过一半时间阴霾不散，冷风习习。和伦敦人一样，爱丁堡人也偏爱将黑色风衣的衣领竖起，匆匆穿越那些灰黑色的石制建筑。但这里永远弥漫着苏格兰风笛的声音，传统世俗，又忧伤难耐。 爱丁堡是一个容易让人着迷的城市。在这里，历史被放大到这个城市的每一处转角和每一块砖石。市中心那座巨大尖顶的黑色哥特式方尖碑，只是对作家司各特的纪念。这几乎是世界上最恢弘、最堂而皇之的对一位作家的致意。爱丁堡人也喜欢谈论天气，一点点文学和一点点艺术；在寒冷的冬日，金发女子会在路灯下寂寞地吐着烟圈；每到夜晚降临的时候，有着古老或崭新历史的酒吧便花枝招展，成为流浪者们一日的终点。 从某种角度看来，苏格兰被并入大英格兰的版图太像是老伊丽莎白女王预谋已久的绝妙手段。这位十七世纪的“童贞女王”没有结婚，没有生育，便自然没有留下子嗣，抑或，这位伟大的女王只留下了一个孩子：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冠。她把这顶王冠亲手戴在了一生又爱又恨的女人——玛丽女王的孩子詹姆士柔软敏感的头顶上。当十八世纪大不列颠王国正式诞生的时候，爱丁堡中心那座绘满彩色玻璃的圣吉尔斯却响起了《为什么我在结婚的日子会难过》的曲调。 灰白色的冬日，没有飘雪的爱丁堡似乎更让人不寒而栗。冬日，却是喂食天鹅的最好时候。荷里路德宫背后有一处不算大的湖，紧挨着传说中“亚瑟王宝座”的山脚。女王每年会在她的苏格兰的行宫度过几个月的时间。这里没有太多的游人，只有成群属于女王的天鹅。这种动物洁白美丽，总是昂着高贵的脖颈，其实却凶猛果断，精准地抢去你手中的面包，划入冰冷的湖水中，而你只能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悄悄赞叹她是如何不露痕迹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美妙的掠食行径。 荷里路德的天鹅大概已在爱丁堡度过几百春秋了吧。这座城市，这个王国把自己的历史保存得如此完整，正如从十七世纪开始兴旺的大贵族汉密尔顿公爵一支，至今依旧把守着荷里路德宫的钥匙，即便随国王共赴断头台，即便所有直系子孙战死沙场，他们从未松开这把钥匙，也因此牢牢巩固了自己在英国贵族中的优越地位。 汉密尔顿公爵的大宅隐藏在爱丁堡远郊哈丁顿地区，与高山相接，辽阔空荡。现任汉密尔顿公爵并不在这里居住，英国的贵族们总是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居住之所，随着天气变化，随着社交季变化。我在这里的地下室曾亲眼见到玛丽女王死去面容的石膏覆膜像。这样的石膏膜像全英国也没有几个。画像上的玛丽女王有着花瓣一样的嘴唇和俏皮的眼角，然而女王临死时的容貌却散发出一种致命的美——她明白一个王者该如何庄严地死去，也再清楚不过一位女性该如何高傲地死去。她生来便担负着苏格兰的命运和王者的尊严，在断头台前也不会把它们抛去。她花了两个小时更衣，穿着最精细柔软的天鹅绒，走向断头台，就像走向她曾经的加冕王座。历史是一盘巨大的棋局，我很怀疑玛丽女王的死是因她的表妹伊丽莎白女王的嫉妒而起，但我更愿意相信玛丽女王的死是历史中必要的一步，是大不列颠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一步谋划已久、由偶然到必然的棋子。 汉密尔顿公爵大部分的藏画早在十七世纪便分散欧洲各地，看画也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那天下午阳光正好，我坐在公爵家的花园里凝望着眼前这幢大屋。一幢永不坍塌，永不腐烂的大屋。当天传来消息，伦敦国家美术馆和爱丁堡国家美术馆从萨瑟兰公爵手中以一亿英镑的价格买下了提香的《戴安娜和卡利斯托》。又是一场关于艺术品的买卖。我极爱画中卡利斯托惊慌难掩的眼睛，还有戴安娜圆润动人的身体，她们与玛丽女王的死亡一起，构成了一座不是爱丁堡的爱丁堡。 希望下次再来爱丁堡的时候，依旧大雾不散。或许喝杯金黄色的苏格兰威士忌，听听爱丁堡人吹嘘苏格兰人的勇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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