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我和在座的同仁一起讨论一下明版小说的盗版和假托的问题。 我们今天投入市场上的书有很多混乱的情况，有些书是盗版的、抄袭的、侵犯著作权的，这方面的官司很多。比较大的案子，像季羡林先生的诉讼案。季先生他们一些作家的散文，没经过作者的同意就被使用了，这是一种侵权的行为。还有抄袭的现象，比如，有些外国文学的名著，有人用别人的翻译，别的出版社出的书，稍微改动几个字，换了一个翻译者的名字，就又拿去出版了，这都是侵犯著作权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有，从明代起就有这种情况，而且也相当严重。当时也作为一种问题，但是没有法律保护。有的盗版也的确手法多样，不容易看出来。 明代是出版业一个很兴旺的时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主要方面。但是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像盗版呀，抄袭啊，假托啊，伪造啊，这种情况很多，造成一些混乱。就同样一本书，有人改头换面，换了书名，就又拿出来了，读者不知道，有可能就买了伪书，拿回家一看，就是别的一本书，不过稍稍有些改动，或者前后次序颠倒了。而对于后世的人来说，要想研究中国小说史，就造成了很多疑案，出现了很多谜。明代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些谜。就拿作者来说吧，像《金瓶梅》的作者，今人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就有三十多个，但是谁也不能够定案。这当然跟出版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整个小说不被社会重视，也就是所谓“鄙视”有关系。作者自己不大愿意署名，就用了一个笔名，像《金瓶梅》的作者，署的是兰陵笑笑生。像这样的笔名很容易被人家冒充，一会说是这个人，一会又说是那个人。有的书改名换姓、改头换面的出版了很多。 我今天谈的就是小说的著作权的问题，假如说侵犯了著作权，这就是盗版。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陆人龙的一部叫《型世言》的书，最早发现的这部书是郑振铎先生所收的叫做《幻影》。《幻影》这部书是残本，只剩下七卷，作者名字叫梦觉道人和西湖浪子，也是笔名。郑振铎先生考证了一番，找不到作者的真姓名。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燕山出版社也出了一个不同的版本。《三刻拍案惊奇》跟《幻影》内容相同。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刘修业先生到法国去工作的时候，她发现了法国巴黎图书馆有一部书叫《拍案惊奇二集》，其中有十卷和《二刻拍案惊奇》相同，十六卷跟北京大学所藏的《三刻拍案惊奇》相同。这个情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并进行反复研究，几十年下来也没有最后判定原来的作者是谁、什么时代出的，直到前十几年法国有位华裔学者叫陈庆浩，他在韩国的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了一部书叫《型世言》，这部书有序言，有插图，并且每一篇都有小序，很有特点，文献价值很高。经过研究才断定，《型世言》是最早的版本，编著人是陆人龙，这才得出最后结论。再看那部《幻影》，我请国图善本部把馆藏的《幻影》复制出来几张书影跟《型世言》版本做一比较，这里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型世言》的署名是陆人龙，而《幻影》的署名却是梦觉道人、西湖浪子，作者名字改变了，书名也改变了，书中的回次也倒乱了。一般的说，这是一种盗版行为，但有一个特殊情况还不能做出最后判断。我看了一下，例如《幻影》这个本子的第二回跟《型世言》第二回内容一样，只是第二行第三行作者暑名改变了，第四行回目改变了，原作“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改成“千金苦不易、一死乐伸冤”。可是从第五行到第九行的正文来看，字体完全一样，原来书的眉批上面评语（《型世言》上面是有眉批的）删了，版心（现在叫中缝）书名改了，原来叫《型世言》，现在叫《幻影》，回目都改为五言句。这种特殊现象有可能是这部书的版片被后来印《幻影》的人拿到，他把第二行到第四行挖改了，把中缝挖改了，但还用这个本子来印刷，改名叫《幻影》。后来又有人拿来改名叫做《三刻拍案惊奇》；《三刻拍案惊奇》是凌蒙初的作品，现在他也改了，只有一个梦觉道人编辑。更晚一些又出了一部《拍案惊奇二集》，不叫《三刻拍案惊奇》了，有的人就称之为《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巴黎的《拍案惊奇二集》三十卷，前面十卷是从《二刻拍案惊奇》拿过来的，后面二十四卷就是从《幻影》或是从《三刻拍案惊奇》拿过来的，回目又改了，编者写的是凌蒙初的别号即空观主人。这部书就我想决不是凌蒙初本人做的，是刻书的人改的。由于凌蒙初很有名气，所以就冒了即空观主人的名，主要为了推销。同时，这部书又叫做《二刻拍案惊奇》，其实那时候《二刻拍案惊奇》也有了，它是《二刻拍案惊奇》的另一种版本，就是说只有十卷是《拍案惊奇》。可能是刻书的人拿到《拍案惊奇》又加上《幻影》的一部分混在一块，目的是为了推销、牟利。就这部书的版本源流来说，经过几十年研究，最后才揭开这个谜底。法国一位华裔汉学家在台湾把它影印出来，由此，大陆上好多出版商就根据这个版本出版了好多铅印本。因为这是新材料，前人都没有见过《型世言》的作品，在韩国保存了下来。所有这些混乱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官司就打不清了，这也是一个侵犯著作权的问题。现在看来，原作者是陆人龙，他的书被盗用了，后来刻的《二刻拍案惊奇》不仅盗用他的作品，还盗用了“即空观主人”这个别号，但这决不是凌蒙初的作品。放在现在来看，这就是侵犯了他的“署名权”，就是一个大官司。 明代书坊主刻的书很多，最有名的一位刻书家叫余象斗，是福建的一个书商，他刻过好多书，继《西游记》之后又刻过简本的《西游记》加上东、南、北编成《四游记》。最初《四游记》是四部书：《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西游记》采用的是阳志和删节本的《西游记》，很简略。余象斗在《东游记》的前言里指出：别人翻印他的《南游记》，（《南游记》的原名叫做《华光天王传》）他就很生气。他的前言里说的非常激昂慷慨，他说，我刻了华光传（就是《南游记》），都是出了我心胸之编集，非常辛苦，也花了很多钱，但是现在有很多射利者（就是牟利的那些书商）照我本堂的样式照猫画虎，翻刻我的书，现在书坊里有很多人翻刻我的书，……无耻之甚。把人家骂的狗血淋头。余象斗骂别人翻印他的书是无耻之甚。他是知道应该尊重作者的权利，应该尊重版权，但就是这位余象斗也翻印了别人的好多书。比如：明代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刻书家叫熊大木，也是福建人。他编辑的一部书叫《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余象斗就拿过来了，改名为《大宋中兴岳王传》，把编者改为红雪山人余应鳌（余象斗有很多别号，人家搞不清楚），实际上这部书是熊大木编的。他甚至于照抄了熊大木的序言。又署了一个名字叫三台馆主人（余象斗刻的书很多都是用三台馆这个名字刻的，因此三台馆比较有名）。他翻刻的《岳王传》序言也改了，又改了一个著者笔名，书里又改成了余应鳌编次，这就使我们对余象斗的声誉不敢恭维了（虽然他刻了很多书，对我们研究小说史方面有贡献）。他虽然说的正大光明，说他的书被盗版了，事实上他也盗用了别人的书。还有一部书《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这是一部讲唐代的历史演义。这部书原来在清江堂刻本里面写的是：金陵薛居士的本。最早的编者应该是薛居士，下面是熊钟谷（也就是熊大木）编辑，熊钟谷编辑的《唐书志传》。余象斗的三台馆又把它给翻刻了，改了名叫做《新刻按鑑演义全唐通俗志传》，不仅它的书名改了，作者也署名叫做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很明显地抄袭了熊大木的版本。下面我再谈一谈有关《列国志传》的一些情况。《列国志传》是现在《春秋列国志演义》的前身。三台馆刻本说是余邵鱼编辑。（余邵鱼他在前言里说是他的族叔）但是那也很值得怀疑。这个版本刻的一年又有他叔叔的序言，序言说他已经死了的先族叔编的，怎么在刻印的那一年又写了序，所以后来又有人翻印《列国志传》就根本不提谁是编者，就加上陈继儒重校。陈继儒是明朝有名的作家，“重校”已不是他写的。还有一部《全汉志传》，讲的是汉代的历史演义，现在我们见到的有清白堂杨氏刻本，原来也是写上鳌峰后人熊钟谷，就是熊大木编的，但是书上又刻上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行。这也是可能的，编的是一个人，出版的又是一个人，编者是熊大木，出版是姓余的；但是也很可疑，因为余世腾就是余象斗的一个化名。这回他没有把熊钟谷的名字抹掉，比较老实的，但是西汉部分（《全汉志传》有西汉部分，有东汉部分）的第一页上“文台是余世腾”五个字略小，像是挖改的。后部分也就是东汉部分又署名爱日堂刘世忠梓行，这部书前后不一样，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这个余世腾（也就是余象斗）刻了这个版，印了几版以后，又卖给那个姓刘的—— 刘世忠，而刘世忠在后面又挖改了。他为了省事，在第一页上挖了一个刻印的名字，在其它各卷还保留了余世腾的名字。这种书商就是为了赚钱，不注意名，不象余象斗既要利又要名。余氏三台馆《全汉志传》（现在影印本都有了）可能在当时，这个版本卖掉了。这部书已经占领市场了，他又出了一个新招，把它删改一番，改名叫做《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把编者改为汉朝的蔡邕了。蔡邕是东汉末期人，他怎麽可能编二十四帝演义呢？这完全是标新立异欺骗读者。底下是“三台馆元素订梓”这又是一个谎言，荒诞无稽。当时通俗小说的读者比较广，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出版商都来出这部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全汉志传》它也不是熊大木一个人编的。可能在熊大木之前就有一部《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的历史演义。这部书和熊大木的《全汉志传》详略不同，但是从它的内容来看有很多重复的地方，而相同的地方又来源自更早的元朝人的平话。元朝人刻的全像平话现在有5种保留下来，现在保存在日本。这是根据当时说书的讲史话本经过删改以后编成的一套书，其中有部书上刻着“至治”年号，可以肯定，这是元末刻的。它保留下来的《全汉书平话》只有一个续集，而这一部分现在被这两种书（《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和《全汉志传》）都吸收了，改编了。所以熊大木这个人还比较老实，一开头他就说是编次，就是编撰一下，并不是说创作的意思，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明朝初年的通俗小说中的历史演义特别多，这些历史演义绝大部分是从元代甚至宋代的话本（就是讲史平话）改编而成的。讲史平话除现在保留下来的全像平话五种以外，还有《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关于它是不是说话人底本，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是说话人的底本）。它有繁简两种，一种是很简单的一个提纲，一种是比较详细的记录本。这种记录本最早也不是为了出版，有的是为了师徒传授，有的是为了自己说书用。到明朝前期就有一些书商根据这种话本改编成历史演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在见到的嘉靖刻本是最早的。它前面冠有晋史臣陈寿史传。他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史书加以解释发挥而来，所以最早的作者都说是编次，这样才比较符合史实。明初编写历史演义的作者，原创的很少，几乎没有，只有少量如《英烈传》，据说这是郭勋为了要宣扬他祖先的功绩而编的（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他的祖先立了大功，所以要编《英烈传》）。《英烈传》最初的本子上还讲它还有旧本。当这部书编完以后，他把它拿到宫廷里请人去讲，目的是让皇帝听到这个演义故事以后，就会顾念到郭勋祖先的功劳，多施恩于后人。所以像这种情况从历史演义的角度来说，大概明代前期绝大部分都是用说话人的底本来改编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盗版，因为它有删、有改、又有增加。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应该说改得最好，他编的这个本子决不是只靠《三国志平话》，因为《三国志平话》极其简略，而且其中删节掉了文字，造成语言不通，前言不搭后语，元代《三国志平话》决不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场上由说话人讲这个故事是非常丰富的，但有些离开史实太远。元刻本《三国志平话》非常简略，显然是删节本，这是因为出版者为节省成本，有时候拿到底本以后删掉一部分篇幅。另一版本《三分事略》中最后少两页，上卷少掉两页，中间少掉两页，下卷也少掉两页。这种情况都是书商有意骗人，降低成本，故意删掉。现在看到的《三国志平话》是很宝贵的一个文献，它保存了元代之前的三国故事，但是它却删节的前言不搭后语，远远不是罗贯中见到的那种底本的样子。罗贯中见到的《三国志平话》要比它丰富。当然罗贯中或根据正史或根据戏剧或根据其他的书补充了很多材料，才能成为这样，所以像罗贯中这样不能说他是盗窃了元朝人说话人的本子，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改编和盗版是两回事，有的盗版书是全文一字不改的拿过来，书名改了，作者改了。像《型世言》最早的作者是陆人龙，以后的版本就有各种不同的署名，主要是为了牟利。 《全汉志传》是根据元代的《全汉书续集》的平话改编的。《全汉书》正集失传了，但是从《全汉志传》特别是《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还能看到正集部分的内容，跟他后面部分相连系（故事相连，风格也是一致）。前半部分也是有来头的，它的来头就是宋代人、元代人说书的话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失传的正集的大致轮廓。《后汉书》的话本也失传了，但可以在《全汉志传》和《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看到它的基本内容。这是一种改编。到了《全汉志传》还没完，一个是余象斗改编成的《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冒名是蔡邕编的。后来又有人把它修订了。西汉部分是由一个叫甄伟的人修订为《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部分是由一 个叫谢诏的人修订为《东汉通俗演义》。现在我们承认他有部分著作权，因为他是根据前人的改编的。但是，从现在著作权法来看，他也是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因为他改编没有经过原著者的同意，没有署上根据什么来改编。但在当时就不一定起诉，因为这种事太多了。东、西汉演义就是后来的《两汉通俗演义》，最后就没有再编的了，再编就是新编的了。一直到民国初年，蔡东藩编了一部《汉朝通俗演义》，那是新编的了。从《两汉通俗演义》往前看，它是一个中国小说史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逐步修订、逐步扩大的过程。这样的情况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特点之一。但是还有很多删节本，或者是把作者的名字去掉了。比如《西游记》这部书也很复杂。早在宋代就流传唐僧取经的故事，还有壁画，元代瓷枕上就画有《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元朝有《西游记平话》。 到了明代初年编《永乐大典》时（永乐五年之前就有《西游记平话》）只保存了一回：魏征梦斩泾河龙。从保存在《永乐大典》中那一回《西游记平话》来看，比较简略，和现在见到的百回本《西游记》差别很大。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刻本是万历二十年刻本，万历二十年刻本的作者现在大家定为吴承恩，这个作者至少他不是原创者，是改编者。这部书到底是不是吴承恩编，还是个疑问，因为只有一条材料，地方志说他编有《西游记》，但是根据《千顷堂书目》说这《西游记》是属于游记，不是小说，放在游记这一类里。所以到现在学术界研究《西游记》有两种看法。但至少有一条是对的，他不是原创者，是改编者。早在元朝就有《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里就收有《西游记平话》。据各方面的有关材料来看，在吴承恩之前肯定有好几种版本的《西游记》，所保存的资料，有比吴承恩多的东西，一个是朱鼎臣刻《西游释厄传》，其中就有唐僧的父亲陈光蕊遇难的故事。唐僧有81难，出生时就有4难，刚一出生就被抛在江里漂流，朱鼎臣刻本删的非常简略，有的地方读不下去。另外还有一部叫《唐三藏出身全传》，刻印的年代可能晚于万历二十年，编者叫阳至和，删的也非常简略，“阳”字在明刻本里是太阳的“阳”，到后来改成“杨”。在明刻本阳至和的《西游记志传》里，也把陈光蕊遇难的一段删掉，但他还保留一点，就是杀陈光蕊凶手的名字叫刘洪，但到了通行的《西游记》里，把刘洪也删掉了，他只简单地讲了一句：刘洪把唐僧母亲抢去以后，幸亏刘洪的母亲是好人，让唐僧的母亲出家修行了。就这么一句话，极其简单。但是在后来的《西游记》里把这一段也删掉了，没有唐僧出世这一段故事。这也是《西游记》版本上的一个问题。像这一类书在中国通俗小说历史上是什么现象呢？删节是一种情况，增补是另一种情况，续书又是另一种情况，但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史料。就阅读来说，当然是修订到最后的才是最好的本子，但作为小说史的研究和版本史的研究来说，就要充分掌握这些材料加以全面分析。比如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话说吴承恩》，该书的作者在《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否定了作者是吴承恩，但是所论证的一些论据很多人都讲过了，说是李春芳的根据也还是不足。原书上并没有署名吴承恩，所以并不存在吴承恩自己要冒别人的名，盗别人的版的问题。世德堂刻本也没有说是吴承恩，现在我们看到《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这是后人考证出来的。现在我讲盗版的问题，这是另一种情况，出版社用你的书删节了一些内容，就把你的名字抹掉了，又加上别的什么名字（有的还好，加上了编次，有的连编次都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 另一种情况就是抄袭。书坊这些老板总是想方设法的降低自己的成本，加快出书，标新立异，起个书名推销出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公案小说，现在叫侦破小说。这一类书（以内容来看）案子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它改头换面，把海公案换成包公案，再把人名一换，故事情节基本相同，把内容中原告、被告这些名字换了张三或李四，主人公的名字也改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包龙图判百家公案》，这部书是万历二十二年刻本，这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刻本。这部书的目录前三十回都加增补二字，此书原来只有后七十回，后来加上前面三十回的增补。这是根据别的小说来加的，其中有很多是根据文言小说改编的，比如说第一回是从《剪灯新话》里的文言故事《永州野庙记》改编的。人名换了，故事情节也有所改变；《百家公案》的第二回是从一部文言小说《花影集》的故事改编过来的。但是他改的比较多，后头还改了一个结尾，原来跟判案故事毫不相干，在这里他改编了一个包公判案的故事；第五回也是从《花影集》里改编的，这里要特别的谈一谈：第五回讲的是包公和狄青的故事，狄青家里来了一个梅花妖，作了狄青的妾，包公去了狄青家，狄青让他的妾出来相见，而她躲起来不敢出来，她说包公是正人，我是花木之妖，不敢见他。这个案子看起来有点奇怪，不属于判案一类。这个故事来源于最早的唐代小说《甘泽谣》，讲的是武三思家里有个妖精，狄仁杰要上他家去，这个妖精躲了起来，她说狄仁杰是正人，我不敢见他，这跟判案没有关系。到了明朝就有人改编了。在祝枝山（祝允明）《志怪录》里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柏树妖精的故事，主人公叫石亨，来的客人叫于谦，这个妖精说于谦是正人，我不敢见他，就躲了起来。还有一个人叫侯甸，他编一部书叫《西樵野记》。同样一个故事，只不过是侯甸把这个妖精改成桂花妖。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出了一部书叫《古今清谈万选》（也是文言小说）把这个妖精改成梅花妖了，又多了两首诗，石亨也写诗，梅花妖也会写诗了。再晚一点，有部叫《幽怪诗谈》的书，是明朝末年崇祯刻本，这部书和《古今清谈万选》故事一样，书中的妖精也叫梅花妖。从唐代的花月之妖变成柏树妖，变成桂花妖、变成梅花妖，到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里的案子，基本上没有改动，又抄到包公案中去了，其中第五回就是。这个故事非常典型，流传的比较久。《古今清谈万选》据王重民先生考证，最早是刻在万历八年之后，而《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是刻在万历二十二年，抄袭的痕迹很显然，100个故事都是东抄一个西抄一个，有很多是把文言小说抄来稍微改动了一些字，并没有把完全它改成口语，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明代小说在发展期间往往改编话本，但其中有改编的好的，有改编的不好的，这个阶段在万历之前，拟话本还没有完全成熟，到了冯梦龙、凌蒙初时期，文人写成的拟话本口语化程度比较高，艺术水平也比较高了。最初都是抄来抄去的，有的完全照搬文言小说的文字。《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流传到后来就改编成《龙图公案》，《龙图公案》也是100回100篇，其中有48篇完全是从《百家公案》里抄出来的，主人公是包公。其它52篇经过研究者考证也都是有来源的，都是其他公案集里有的，只是名字改一改。这些公案小说现在都被淘汰了，因为互相抄袭。现在古本小说集成都印出来，以前没人看，根本不知道，藏在国外。为什么没人看，因为是大同小异，就是判案的官换了一个名，有时是郭公，有时是包公，有时是海公，同一个故事，稍微改动一下，就成了包公案了。最晚出来的《龙图公案》到底是刻在什么时候，我还不敢肯定。它大部分内容是把前面的公案故事抄来，把所有审案的官改成包公，当然也有一些细小的修正。这种抄袭的手法很不高明，仔细一看，情节相同，但这个情况很难查实，因为他是改编，作者、原告、被告或者罪犯名字都改变了，情节稍稍有些变动，恐怕包公自己再生也判不了这种侵犯版权案。《龙图公案》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一个评者，这里头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没有著作权法，版权观念也不强，随便谁都抄，谁翻印都可以。 现在的政策是作者如果去世五十年以后，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谁都可以出版他的书了。古人的著作，即使作者去世不到五十年，谁都翻印，就是当时出的书过不了几年，就像现在盗版光盘一样马上就出来了。这个选编，那个选编，就没有什么顾忌。比如三言二拍，后来就有人选了。《今古奇观》选的比较好，比较精，选的有特点，它选的是明代故事，不选宋元话本，大部分都是明代文人的拟话本著作。《今古奇观》流行以前，我们见不到三言二拍时候只能看《今古奇观》。以前《今古奇观》最流行，该书作者也是一个笔名，也没说是他自己写的，像这种选编当时有很多，如《警世奇观》、《删定二奇合传》、《新选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明末清初这种选本很多，但都不能超过《今古奇观》，都被淘汰了，没人看了。而现在三言二拍又大量出版，哪个出版社都可以出三言二拍，所以人家都直接看三言二拍，谁也不去看《今古奇观》了。因此连《今古奇观》都被淘汰了。书的出版和市场很有关系，这种情况在明代已经形成了。我上面讲的几种是通俗小说，明代的文言小说也是如此。文言小说这个名称，我们就是随便这么说。实际上，文言小说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文言小说界限不太明确；另一方面，通俗小说里面也有很多用文言文写的。像《三国志演义》基本上还是文言文，很少有白话文，我们不叫它白话小说《三国演义》，叫它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也就是这个原因。《三国演义》这部书你说它是白话吧，它基本上不是白话，说它是文言小说吧，又不完全是文言小说。因此文言小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的。 文言小说在明代也有很多盗版现象（还不能叫盗版，那时候因为作者已经去世了），有很多唐宋小说被假托、伪造。鲁迅屡次讲这个问题，曾在一篇《书的还魂与赶造》的文章里谈到：“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这就是说，目录很丰富，洋洋大观，而内容删减了。“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对这种书深恶痛绝，屡次加以揭露。在鲁迅那个时代，这些书大致都被淘汰了，只有《唐代丛书》流毒很多，很多人还在使用。因为唐代小说当时的选本只有《唐代丛书》是最多的。到了今天，我们的出版业中有些同行们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为了要多出点书，又把一些经过删节或伪造的书重印出来推销给读者，有的不是足本，有的重排的本子错误很多，这类书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其中唐代小说最多。鲁迅自己编有《唐宋传奇集》，他的主旨就是因为以前丛书有很多是伪造的，作者是伪造的。“妄制篇目，改题撰人”。一是杜撰出来篇目，二是改变了作者。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破唐人说荟》，就是揭破《唐人说荟》这部书，这是很早以前他写的文章。他列举了这部书里那些胡闹的例子：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把年代改错了，把唐代作品改成了宋代，宋代改成唐代，或是把明代改成唐代。这些情况，鲁迅在二十年代就特别注意了。但是从鲁迅以后，一般不太注意文言小说，所以有很多包括学者写的学术著作里仍然信以为真地称引《唐人说荟》，《唐人说荟》有些作者是错的，篇名也是杜撰的。说明不重视小说，不重视小说的著作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鲁迅提出来的最早的刻本是《古今说海》这部书。《古今说海》是明代嘉靖时期刻本，刻的比较早。这部书以前是很难见的。清代有翻刻本，前几年也有了排印本，流传更广。其中的问题是鲁迅说这部书是最早乱改作者的，话说的苛刻了一些。这部书的作者还比较忠实原作。他的做法是：唐人小说单篇的、没有题目的，他拿出来以后加上一个题目，一般不加作者。只有很少几部有作者，一般没有作者。我见到过几个版本，像明刻本、四库本《古今说海》绝大部分没有作者，比较晚的书加上一些作者名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朝小说》。什么是五朝呢？魏、晋、唐、宋、明，这是五朝。这部书问题很多，来源都不清楚，鲁迅说的“有时还流毒”，这个流毒没有清除。从出版方面来说，前几年，有好几家出版社重印了《五朝小说》。这种情况，我今天还要提一提，因为鲁迅早就讲，这部书害人不浅，因为它的流毒很广。有的出版社印了《五朝小说》，只有魏晋两朝小说；唐、宋、明都没有了，书名还叫《五朝小说》；有的出版社所印的《五朝小说》，他选了一个比较晚的版本，就是民国十五年扫叶山房的石印本；石印本一般根据手抄本复印的，抄手有时出的错误很多。扫叶山房印出来的不叫《五朝小说》，改个名叫《五朝小说大观》。这个石印本是一个很差的底本。有的出版社还把《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明人百家小说》分卷来出版，这倒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五朝小说》里有很多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比如魏晋部分，他把宋人集里头一些没有题目的故事加个题目，加个作者。比如有一篇《楚王铸剑记》，署的作者名是汉朝的赵晔。这一篇本在《搜神记》卷十一里，署名是干宝，但也不一定是干宝自己写的，也可能是搜集了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或是根据前人的记载而来的，但决不可能是汉朝赵晔写的。还有一篇《西王母传》，署的作者是汉朝的桓驎，这个故事的文字见于唐朝一个道士杜光庭编的《墉城集仙录》。杜光庭是晚唐人，他编了很多神仙故事，特别是女仙故事，其中有一篇就有《西王母传》。他当然也有资料来源，但最后写定者是杜光庭，《五朝小说》把它收了进去，署名是汉朝的桓驎。《太古蚕马记》它写的是张俨；《丁新妇传》他写的是殷基，多个作者。而这些作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见过这个作者有这样的作品。而现在跟《搜神记》里头的故事、文字基本相同，所以造成了混乱。有人引用《五朝小说》，作为出处就上了当。唐代部分，我们知道《红线传》是《甘泽谣》里的一篇，袁郊写的，他就改成杨巨源撰。《枕中记》是很有名的，作者沈既济，《全唐文》里别的小说都不收，但收了《枕中记》，可是《五朝小说》却把作者写上李泌。李泌是唐代的名人。像这种情况很多。还有一些书，不是传奇了，是小说集。有一部书叫《耳目记》，作者也是有的，是晚唐五代的刘崇远。《五朝小说》的《耳目记》不是原书，它用了《耳目记》的名字，而内容是从张 的《朝野佥载》里抄的一些东西。唐五代部分叫《唐人百家小说》，《唐人百家小说》有一篇叫桃源居士序，也是个笔名，无从追究。鲁讯揭露的《唐人说荟》根据《唐人百家小说》又稍做补充，编者叫莲塘居士。《唐人说荟》比《五朝小说》影响大。因为以前容易买到的是《唐人说荟》，或者它的改名叫《唐代丛书》。《五朝小说》明刻本很少人见到，没有什么影响，而现在是比《唐人说荟》名气大了。好多出版社都印了《五朝小说》。《五朝小说》的来源也很多，《五朝小说》指的是魏晋百家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明人百家小说四个部分，每一朝刻的年代不同，好像先刻魏晋百家小说，又刻唐人百家小说，又刻宋人百家小说，又刻明人百家小说，刻的年代不同，以前有很多藏书家书目上都有这《五朝小说》，说是根据《说郛》的残本改编的。现在见到的《说郛》有三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其中100卷的排印本是张宗祥编的，重校的，比较可靠；120卷的《说郛》是宛委山堂本，伪书很多，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五朝小说》根据《说郛》残本编的，但是有很多问题。一个是其中《唐人百家小说》有更早的版本（北大图书馆有部《唐人百家小说》就比《五朝小说》的《唐人百家小说》篇目多）。我曾专门为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其中，比如把明朝人写的《中山狼传》（这是明朝人马中锡的作品）在《唐人百家小说》早的版本上他写的作者是唐人姚合。所以有的书就根据这个把《中山狼传》算成是唐人小说。《丛书综录》里头也根据《合刻三志》这种书，因《丛书综录》没有用北大的《唐人百家小说》这部书，就用的《合刻三志》，作者唐人姚合。包括修订版的《词海》中某一版里，写的《中山狼传》作者有三说：唐人姚合，宋人谢良，明代马中锡。这三个说法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唐人百家小说》来的，我现在见到最早的是《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也收了《中山狼传》（我说的《宋人百家小说》就是北大藏的那本，现在《五朝小说》里有的没有收）。又说宋朝人谢良是《中山狼传》的作者。现在研究者都认为是马中锡写的，但也有不同说法。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有人写下来，马中锡把它改编的，另外有个人也把它改编了，这是个改编性的作品。但是《宋人百家小说》呢，里头有很多新的东西，其中有些篇目现在《五朝小说》也有的。有一篇《龙寿丹记》，作者叫蔡襄，其实呢，原文是从沈括的《梦溪笔谈》抄出来的。还有一篇署名是沈括的《惠民药局记》，《五朝小说》也收了，《宋人百家小说》也收了。实际上是从宋末元初周密撰写的《癸辛杂识》里抄出来的，给它起个名叫《惠民药局记》，又加上作者名——沈括。真正沈括的东西，他又改成别的名字。像这一类东西很多，不改作者，只给它起名的那就更多了。《唐人百家小说》比《五朝小说》多；《唐人小说》收的比如《杜子春传》是从《玄怪录》里抄的（或是《续玄观录》），有不同的记载，但是他呢，收到《五朝小说》里作者名字就改为郑还古。像有一篇叫《墨昆仑传》，是五代人刘崇远写的，收到这里给个作者叫冯延巳。《墨昆仑传》是从《太平广记》里抄的，他不知道作者是谁，按了一个作者名字。像这一类书在《五朝小说》里是比较多的；唐人小说比较有名的像杜牧的《扬州梦记》，他在《五朝小说》里给起了个作者名字叫于邺，这个故事比较完整地记载在《唐阙史》里。大概大部分《五朝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从《太平广记》里抄出来的，抄出来以后，他也没考证原作者是谁（也不想考证），随便给他按个名字，像鲁迅所说的就表示他收罗之广。人们以前受他的蒙蔽经常引用，比如引用的《人虎传》（包括清代很有名的《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他引用书的时候就引用了《人虎记》），这个故事也是从唐代小说《宣室志》里抄的，他给按个作者名字叫李景亮（唐代有这个人）。有很多学者写的学术著作里都引用《人虎传》，而作者是李景亮。还有一个故事叫《袁氏传》，这是从裴硎的《传奇》里抄出来的，他给起个名字，又加个作者叫顾 ，因此造成很多混乱。 “假托”在《五朝小说》中非常严重；再一点就是年代不明比较多，包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里著录了一部《明人百家小说》，《存目》中说是根据《说郛》残版编的。我们现在看，作为一部丛书的《五朝小说》之前，已经有了《唐人百家小说》的单行本，有《宋人百家小说》的单行本，而且内容比它多，开始我以为就是从这个本子来的。一看里头字不一样，说明不是翻刻的，而内容不一样，前人认为，《唐人说荟》里莲塘居士说过，他根据的《唐人百家小说》144种，而现在他又扩充了增加了多少种。但是《五朝小说》中《唐人百家小说》是104种。我开始以为104种唐人小说是它的前身。现在看来，他说的144种大概是有他的根据的。在《五朝小说》之前的《唐人百家小说》，肯定有一种版本是144种的，莲塘居士的《唐人说荟》是根据这个144种的《唐人百家小说》来的。《宋人百家小说》也是这样，他现在收的《宋人百家小说》传奇类只有十篇，而单行的《宋人百家小说》是195篇，比它多的多。所以《五朝小说》没有必要再从《说郛》里找这些书，因为在它之前就有《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可以依据。《魏晋百家小说》是不是有更早的刻本，没有发现；《明人百家小说》有单行本，我见到的是比较晚的了。《四库全书存目》里著录的一个本子，说是根据《说郛》来的。现在见到的120卷《说郛》是顺治三年刻的，如果用的是这残版的话，那就是说比顺治三年晚多少年编的《五朝小说》，那不大可能，而且他的《五朝小说》的明代部分，原来刻本是《皇明百家小说》，后来挖改了，把“皇明”二字挖掉了，明朝人称明朝为皇明，清朝人不可能叫皇明。还有一个情况，根据内容来看，现在120卷本的《说郛》里面有很多挖的空框，这个空框如果从它的前身，更早的比如说《绿窗新话》来对，其中有些字都是“胡”啊、“夷”啊这种字，人们都知道清朝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当时最忌讳用“胡”、“夷”这种词，这是一种情形。有的地方有很多空框，没有字，如果要找到更早的版本来看，都是跟“胡”啊、“虏”啊一样，跟这种字有关的。说这部《说郛》是“顺治三年刻”，我看是假的。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把“胡”啊、“夷”啊这类字挖掉，说明是清朝人干的事情。 关于《五朝小说》与《说郛》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现在看来，还是一个问题，我个人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因为有很多丛书是根据《说郛》的本子来的。《说郛》中一种书一个页码，要抽换它很容易，这里抽掉几篇，那里加上几篇，汇合120卷。在这之前，是不是有100卷的《说郛》？台湾人昌彼得有个《<说郛>考》考证，说这部《说郛》有一个刻本，现在不存在了，它的特点，他说，根据书目注录，下面都有某某人校阅，因为根据其他的丛书，根据《说郛》改篇的丛书有很多，现在有的还可能看得到，他的本子和现在《说郛》有的一样，有的也不完全一样，现在见到的都是善本了。《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八公游戏丛谈》这些书，有一部分书有一个特点：作者一行里保留了校阅者的名字。现在我见到的《宋人百家小说》里有的作者一栏里都保存了一个是谁辑，一个是谁校阅的字样。《宋人百家小说》有很多种书都是陶宗仪辑，陶宗仪是《说郛》的编者，元末明初人。还有一些书是陶宗仪阅。在现在的《说郛》里没有的；在《五朝小说》里也没有；在早一些的《宋人百家小说》、《唐人百家小说》中有这种记录。这部《说郛》跟陶宗仪自己编的《说郛》可能关系更近一些，更密切一些。昌彼得的考证是说这部《说郛》早一些有一个刻本，现在见不着了。它的特点应该像其他丛书一样，其中就保留陶宗仪辑、陶宗仪阅或者说某某人阅的字样，现在的120卷《说郛》有影印本，可以见得着，它里面保留有某某人校阅的只有第六卷的一个地方。 刚才说到《皇明小说》。《皇明小说》是明朝人刻的说法。（因为郑振铎著录《明人百家小说》，好像就说是一个明刻本），我见到的版本比较晚，但在一本《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有注说，毛主席看的《明人百家小说》是万历元年刻本。这本书大约藏在中央文献研究所，我们看不到，他根据什么判断《明人百家小说》是万历年元年刻本？没有根据。编者年代也都是明朝的。《明人百家小说》编者是沈庭松。刻书是崇祯七年，现在我们见到的《明人百家小说》是崇祯七年刻的；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那本书有一个注：他讲，毛主席看的《明人百家小说》是万历元年刻本，这是个疑问。由于现在有很多书都分散在全国各个大图书馆，不可能拿出来进行版式对比，也就是比较比较行款是否一致，是否一个版本，是清楚还是模糊，哪个印次。因为同样是《五朝小说》，《说郛》也是如此，它印次有好多次。往往《说郛》各个地方藏的卷数都不一样，就是说，这次印的可能多几卷，那次印的可能少几卷。要用这种书来比较才能说明它的前后关系；现在掌握的材料还不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五朝小说》不是《说郛》的残版编起来的，它应该在崇祯七年之前就有，而《说郛》里面有的挖改都是清朝人干的。鲁迅把宛委山堂120卷本《说郛》称之为假《说郛》，真《说郛》是100卷。而现在流传的60卷、60几卷的本子的只有抄本，有人想整理，曾经咨询我，我说，我很有兴趣，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有一部抄本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据说很有特点，有一个抄本在临海博物馆，是汲古阁抄本，都见不到。国家图书馆藏的几个抄本也都不一样，要整理它，需要花很大工夫。那也不一定是陶宗仪原本的100卷的书。张宗祥所编校的100卷铅印本是比较接近原书，但后三十卷也不是原书，因为用到了明朝人的书。陶宗仪活到了明代，但是他的书不可能用到明代很晚的书，后面三十卷用到明代很晚的书，因此也不可靠，但是把100卷本作为研究资料，还是可靠的；120卷本《说郛》是不可靠的。 《说郛》之外还有一部明刻本比较重要。明代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很有名气，后来有一位名叫自好子的人编了一部书叫《剪灯丛话》，《剪灯丛话》是董康从日本买回来的；董康是位藏书家，他非常重视这部书，他说其中137篇文言小说有很多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可是仔细一看，内容都是见过的，作者名字很多都是假造的。有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讲12卷本《剪灯丛话》里伪造的东西。我在写给《文献》里的一篇文章谈到12卷本是伪托的书。这部书影响不大，因为现在没有人再去印这部书了。 清朝有一个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叫顾之逵，他编了一部书叫《艺苑捃华》，转抄了《说郛》这类书，其中也是有很多作者是假的。还有一部叫《龙威秘书》，清朝人编的，编者叫马俊良，是从《说郛》中抄出来的，又给它起了个名，更是伪中之伪。很奇怪，商务印书馆印《丛书集成》时候就收了这一部书，这部书是不够资格收进去的，说明对小说不够重视，对小说作者著作权还没有认识，因此这类还能够流传。这一类书有时还有用，像《唐人说荟》，相当长一段时期被人家利用。现在人家不引用《唐人说荟》了。《太平广记》有铅印本，其它早就有石印本，人家不重视，《太平广记》没有作者，没有人去研究，现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些错误就能发现了。明代小说刻本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有的改编对小说艺术的提高起着很好的作用，像罗贯中改编的《三国志演义》比《三国志平话》不知要提高多少。改编和盗版不是一回事。但是有的照样翻印，或者是假托作者，由此造成的混乱给我们研究小说史造成很多困难，有很多疑案到现在没有解决。四大小说、四大奇书、或六大小说也都有这个问题，作为研究者一定要注意版本，作为读者也要了解这种情况。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看可靠的版本，就是说经过整理，经过学者严肃、认真点校的！现在一些书像通俗小说的出版就比较昌盛，书出的很多，像三言二拍，就有上百种版本，三言二拍是比较可靠的，但是也有排印的问题、注释上的问题。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言二拍比较严肃，但是注得比较简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三言二拍的注本比较好。有的出版社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照印出来，特别是有的书装潢很好，礼品书，但内容未必好，排印的错误比较多（笑）。我忠告读者，要先了解一下，出版社是否可靠，注释是否可靠。比如《西游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本身很好，但是有些地方是整理者改字改错了，本来是不错的字，他给改错了，他说底本就是国家图书馆藏本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世德堂本是最早的了，但本身有很多错字，你根据别本来改它，当然应该改，他说了，我根据什麽什麽版本改的，还是说得过去。有的出版社照抄了文学出版社出的，他说我是根据世德堂本，世德堂本不是这样的，人家改过了，人家改错的地方，你又照样出，这也可以说是盗版。所以买书不要贪便宜，买盗版和太次的书，也不要看礼品书装潢很漂亮。装潢漂亮有什麽用？为了装点门面，（有的人就怕房子空）就买部豪华的礼品书放上，实际上他不看，那还不如放上酒瓶！（笑）古人就有这样的，不足为怪，但是读书人要慎重。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