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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成都，耳朵里就被朋友们灌满了“方所”两个字。广州的方所我去过好几次，开业之初，它的名字也是经由朋友的口碑而来，让人难拒诱惑。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过我明白，我的不喜全然因为自己主观的感受，于旁人没有任何可资的价值。
走进那身处繁华商厦的店面，总让我有一种恍惚。或许是照明设计的原因，也或许是太高太阔的尺度，方所的灯光不投向全局，也照不亮整个空间。明亮的是货架上精致的盆栽，高雅的服饰，以及书架上整齐的书籍。这些明亮的物品，形成了一种高亢的压力，不由分说地将读者推入那剩余的、大块却不值一提的幽暗之中。我甚至觉得在方所，明暗不是对比，而是一种秩序，两个等级。当然我看得出，它营造的这种氛围，并非仅仅通过空间照明这一项设计来达到的。
一度我将方所的设计理念与艺术展厅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地展示作品，艺术展厅的空间照明也需要特别的设计。例如将较强的光线留给作品，较暗的光线则留给观众。但是仔细一想，展厅设计与方所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在展厅之中，观众固然不及作品明亮，但他们依然有充足的照明。接近自然光源的柔和光线，能使环境不至过于冷清、空旷，从而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的欣赏。至少在我看来，方所的读者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如果非要做比较，我觉得方所的气质类似博物馆，尤其与历史博物馆近似。为了营造神秘感、权威感，启发观众的敬畏心理，明暗的对比往往十分强烈。在那样的照明设计下，观众只允许保留一个轮廓，一个剪影。尽管没有这么极端，但是我认为方所的设计与之接近乃是无疑的——我那步入其中的恍惚，与走进古越王墓或王建墓的穿越感区别不大。
然而成都的方所与广州又有些不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被大门口一位漂亮的女士拦住了。原来那天是方所开业庆典，非请勿入。我看了看门口的位置，瞄了一眼门里的情形，更有古墓派的感觉：它在太古里的地下一层，电动扶梯下去，眼睛要适应那昏暗的光线需要好一阵。两天前我终于走进去了，结果发现这个方所与其说是古墓，不如说像教堂。不，是教堂与迪吧的结合体。
没有教堂的肃穆，也没有迪吧的喧闹，我说的当然还是空间照明。成都方所尺度更大空间更高，这可能对设计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起码，要在气质上完全复制广州方所估计很难，大概也不是设计者的想法。走过大门那一小段黝暗的甬道，眼前那横亘在头顶的金属架梁反而显得不那么压抑。两侧像船舷似的夹层上，是一排排书架，其照明的亮度远超中央的空间，形成了与广州方所相仿的逼压合围之势。但那夹层上突然站出几个迪吧领舞的靓女，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惊讶。难怪方所的老板表示，他希望以后有乐队到这个空间来表演，还有更多能持续到深夜的夜场活动。
一束斜光从右上方向左下方射来，将正对大门的整壁墙面划分成明暗两个三角，极像教堂玻璃窗的效果。再看空间里悉悉索索的人群，就觉得他们不可能在这个迪吧里起舞，而只是来这里寻求庇护的难民了。
可是再仔细一点观察，却又不像。在广州方所里的人有着读者一贯的专注，而这里没有。逡巡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认真看书。多数人心不在焉，甚至不愿意用手拿起书，而仅仅伸出食指与拇指，将台上的书随意捻开。这是典型的成都人，喜欢热闹，爱瞅稀奇，骨子里却慵懒散漫。
书与人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关系？令人不适的明暗让我的内心浮起一种近乎乡愁似的东西。在这团情愫中，我能忆起的、最具像的就是爷爷家的小阁楼。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阁楼，而是屋顶下的一个小夹层。我对明暗的体验，对书与人的看法，那里给了我最初的场所与最初的教育。五六岁的我，从阳光灿烂的屋顶花园翻进一个既不像窗也不是门的幽暗入口，在竹篾条编成的地板上往捆成摞的旧书堆爬去。那个场景，依然藏在我的记忆深处。与今日方所的明暗呈现根本对立——人在明处书在暗。那样的明亮意味着无知的童真，而那样的幽暗，则意味着甘美的禁忌，意味着独特的价值。尽管那些书如今看来都是垃圾：毛选、红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倡议书以及赤脚医生手册。
在我的印象里，书店和图书馆在明暗关系上也具备小阁楼一般的心理诱惑。每当我从明亮的大门迈入幽静的走廊，再进入光线柔和的图书馆内，我就有一种潜入者的欣快感——去过万圣书园的朋友一定也有同样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大概是方所最不想给予人的。就像他们的创始人说的那样，方所不仅是书店，还是一个剧场。将生活转换成表演，我相信方所的理念正在实现。只不过，就我的了解，成都人历来有自己的剧本，不大配合别人的导演。
春节后回广州，说不定哪天我还得去去方所。也就在近一两年，广州的实体书店出现了一股倒闭潮。文津阁关张，必得书店迁址，红枫叶老板去世，学而优也在调整经营。
将明暗关系做了彻底颠倒的方所，真是书店业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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