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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文物出版社推出了两本重要的图册性考古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编著的《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介绍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历年发掘的墓葬情况和初步的研究成果，公布了已经完成修复和保护的文物。《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公布了清水县可能出自白驼刘坪遗址的西戎文物。
马家塬墓地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清理墓葬32座，祭祀坑2座，出土44辆马车遗迹。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其族属与秦人羁縻下的某支西戎有关，墓葬的规格和等级较高，应是戎人首领及贵族墓地，出土的随葬车及金属器物等，对研究中国古代车乘制度和冶金工艺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为探寻秦与戎的关系及西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西戎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考古学家对这个部族却知之甚少，马家塬墓地发掘逐步揭开了西戎的神秘面纱。此发掘举世瞩目，学界翘首期望，都希望能全面了解到这批重要的发掘资料。这两本书的出版，加上之前的简报，让大家在正式的考古报告出版之前，能及时了解和利用马家塬战国墓葬的发掘材料以及清水县白驼镇刘坪遗址发现的文物。
《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和《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两册图书前面都有编者综述性的研究文章，介绍了遗址的背景、考古发掘基本情况、出土文物及研究成果。后者还加入了科技考古专家对出土文物金银工艺、青铜镀锡工艺的研究。《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按器物质地分类，每类都有一个简短的综述，每件器物有名称、出土单位及编号、尺寸、描述，有的器物还有出土时的现场照片。稍感遗憾的是墓葬线图不够丰富，特别是墓主人骨及随葬品所在的墓室部分，没有局部放大的清晰线图，另外23页图版一三所说M6应当为M16。《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则按器类进行介绍，每件器物有名称、馆藏号、尺寸和描述，有的器物除了图片外，还有线图。总之，这两本新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前有综述及研究，可以了解发掘墓葬的全貌和研究的最新进展。
彩色图版为主，线图为辅，图片清晰、印制精美，利于欣赏，也利于研究。
文物介绍全面、准确、清楚，符合专业标准。
通过这两册图书以及已经发表的简报和相关研究文章，我们发现马家塬战国墓地以及刘坪遗址等西戎的考古发掘的确是中原先秦时期边地文化中特别重大的发现。无论是考古材料本身，还是规范的考古发掘工作，或是文物出土现场及过后的保护、修复、复原和深入研究，或是相关资料的公布和展示，其工作都值得称道。
马家塬墓地和刘坪遗址所见文化总体上属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也称为长城地带或者中国北方地带）的牧农混合文化，但出土器物所见的动物风格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整个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中可以算为一种独特的范式，是欧亚草原上具有自身特点的一支区域文化。就动物风格艺术而论，有一组独特的器物和造型风格，其鲜明的特征使之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甚至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带中彰显出来，成为一个具有自创文化特色的、稳定的游牧文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行进或伫立状的大角羊、虎、狼、鹿形金银饰片，这些饰片有的为墓主带饰、身饰部件，但大部分用来装饰随葬的车辆。发掘者已经指出其具有剪纸艺术的风格，和巴泽雷克文化较为相似。这种样式当然不是首创，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的动物风格艺术，更早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俄罗斯图瓦阿尔然1、2号冢所见文物，时代均为公元前7世纪以前。马家塬墓地和刘坪遗址发现的此类动物形象，显然是在借鉴了之前或周围文化的类似艺术形象基础之上，重新创造出来的动物风格艺术。其特点是：先以剪纸风格表现轮廓，在金银片表面通过锤揲、冲模、錾刻、刻划、冲孔、锥刺等手法表现动物五官及肢体不同部位，以及不同部位皮毛的方向和质感，利用锤揲折棱的方法，使平面的金银箔片产生不同的光线反射，形成阴阳相间的立体视觉效果，而不同方向和数量的折棱处理也生动地突出了动物角、耳、头、颈、身、四肢和尾等不同的部位。这种加工方法在流失海外的秦公大墓出土金箔上已经出现，有可能影响了西戎文化。还有一类是在此基础之上加上镂空技法来表现。这支西戎文化中的这类动物形象古拙健硕，或低头行进，或昂首挺胸，或伫立张口咆哮，表现尖牙的虎凶猛威武，没有表现尖牙的虎则有些憨态可掬。其特别的动物风格艺术迄今仅见于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西戎遗存，加上对兽面纹带环、马蹄形项饰和臂钏等因素，构成了这支西戎自身独有的文化基因。
这支西戎文化来源具有多元性，在文化互动方面表现出多层性和多维性。在战国晚期，如果以马家塬墓地为中心，根据距离远近，比西戎时代早一阶段和大约同时的主要有三大牧业文化圈。首先是周围最为接近的文化，主要有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宁夏的杨郎文化和藏彝走廊上的石棺墓文化，在这个文化圈中，马家塬墓地和刘坪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和北部同属于戎人的杨郎文化最为接近；第二层次是稍远一些的文化，比如焉不拉克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玉皇庙文化以及西南地区的大波那文化，在这一层次的文化圈中，马家塬墓地和刘坪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关系较为密切；第三层次是更远地区的文化，如蒙古高原的石板墓文化、图瓦和蒙古西北的萨格利文化、蒙古西北的昌德曼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阿尔泰山地的巴泽雷克文化、新疆的诸考古学文化和西南地区的石寨山文化等。这些文化大致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呈“X”形纵贯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边地文化传播地带。马家塬正好位于这个交流网络的核心区域，多多少少和以上多元的文化都有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巴泽雷克文化是一个影响力能穿透三个文化圈的强势文化，其在西戎文化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格里芬的鹰头形象、鹿角变形纹和阿堪色斯植物纹。通过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诸文化和遥远的古波斯、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间接的联系。如果再加上同秦、楚等国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互动，则更容易理解战国晚期西戎文化面貌的多元性、多层性和多维性。 2015.2.13 中国文物报 郭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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