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楷书：提按笔法的形成与弥散
唐代楷书的出现显然是书法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唐楷这种书体所对应的提按笔法以及相对均衡的空间结构，对于唐代及以后的书体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笔画线条以及空间结构相对匀称的节奏处理，与之后的雕版印刷字体有着深刻的关联。唐楷以及雕版印刷字体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视觉审美惯性，对于人们的书法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楷书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古代文献中关于“隶书创于程邈、行书创于刘德升、楷书创于钟繇”的记述与其说是历史真实，倒不如说反映的是经典化和规约化的一种知识生成方式。因此，探讨楷书的形成，不能局限于名家楷书，民间书法比如写经、墓志、造像等同样也是重要的参照系。 一般认为，从书体来看，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从笔法来看，提按笔法是从摆动笔法而来。但这之间的变化，并非是暴风骤雨的革命式，而是春风化雨的改良式的。魏晋到隋唐的名家书法显示，钟繇《宣示表》中的摆动笔法已然不见，但起笔和收笔的提按都不明显，转角大多数还是顺势转笔，捺脚的处理微有提按。王羲之《乐毅论》《曹娥碑》摆动笔法已无，但转角已经有明显的溜肩加按的笔触，字的造型已由钟繇楷书的宽扁变为修长。《龙藏寺碑》（586年）中，转角处出现溜肩下按。欧阳询《虞恭公碑》（637年）起笔收笔的提按则极为明显，转角处也以溜肩下按为主。虞世南《孔子庙堂碑》（633年）转角处也多为顺转，提按并不明显。褚遂良《雁塔圣教序》（653年）起笔略有提按，收笔处（比如钩画）提按明显，但很轻盈。而颜真卿的书法，从《王琳墓志》（741年）起笔收笔提按较少，到《郭虚己墓志》（749年）的横、竖画弧线增大，再到《多宝塔碑》（752年），横、竖画弧线，起、收笔的提按变得更为规律，反映了提按笔法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颜真卿个人风格不断演化的过程。到柳公权时，提按笔法已然发展到了极致。 因此，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也是摆动笔法不断减弱、笔画连接之间的停顿增多，进而对笔画的两端不断强调，并进而增加提按的过程。同时，也是字形由横向取势的宽扁形，转为竖向取势的修长形或偏正方形。 相比名家书法的数量之少、多是碑刻而言，敦煌写经数量庞大、且是墨迹，从中更能发现笔法演变的清晰、细腻、悠长的轨迹。从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集要经》到正始元年（504年）的《胜髣义记》的两百多年之间，数千上万件魏晋以来的写经就已经充分地展示了笔法的丰富变化：从横画的半摆动顺势凝结的收笔，以及转角的顺势折笔，到起笔、收笔、转角、捺脚强烈的提按笔法，以及由隶书意味极强的书迹到楷书书体的变化过程。唐咸亨、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提按笔法的圆熟精到可谓已经到达极致。如果再进一步细致描述，这个演变过程是这样的：早期写经以摆动为主，之后摆动的动作逐渐削减，先是增加了收笔的停顿，之后强调了收笔的提按，再由轻微的提按到明显强烈的提按，由仅仅尾部的提按增加到首尾的提按。可见，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变过程。 而从民间非名家所写的墓志来看，南朝齐永明五年（487年）的《刘岱墓志》中已经基本看不到摆动的笔法，横、竖画微有弧度，转角皆为溜肩加按。北魏神龟二年（519年）《穆玉容墓志》横画收笔的提按、转角凌厉的提按起笔，以及捺画的一波三折都非常强烈鲜明。《董美人墓志》（597年）和隋仁寿四年（604年）的《苏慈墓志》都是墓志楷书名品，其典范意义与欧阳询等名家的名碑相比已不遑多让。 纵观从魏晋到隋唐书法的演变，从墨迹的写经，到碑刻、墓志的名家书法和非名家民间书法，都经历了笔法从摆动到提按的演进过程，以及结构、空间乃至书体的重大演进。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往很多论著所认为的名家影响民间式的，而是名家从民间书写中汲取养分之后的融汇创造，进而卓然成家，之后的书风则大多在名家的笼罩之下。 唐楷成熟之后，其标志性的提按笔法开始逐渐弥散在唐以后的几乎所有的书体之中。以米芾为例，在这位自负天才书法家眼中，唐代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均成了他批判的对象，甚至柳公权被他视为“丑怪恶札之祖”。然而遗憾的是，他行书中强烈的提按顿挫，显然与唐代楷书笔法不无关联。至于他的草书，以《论书帖》为例，尽管其帖中谈及“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并批判了张旭、怀素等唐代草书名家，但此作整篇基本上是以提按笔法书写的草字，而不是草书笔法书写的草书作品。 因为对于起笔收笔提按笔法的过度重视，康有为等人所鄙薄的“中怯之弊”在祝允明的草书中已然相当明显，不断抖索的线条中部正是他对于“中怯”下意识的补救，而这种情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宋代，黄庭坚的行草书中已经初现某些端倪。 提按笔法的形成和弥散还有着诸多社会史、文化史的外在逻辑，比如居室、家具、坐具以及执笔方式等多方面的历史变迁等。显然，这是个外延相当广阔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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