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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1745年2月25日），曰高氏、高佳氏，大学士高斌之女。她是乾隆所有皇贵妃里遭遇最差的，别的皇贵妃虽不甚得宠，但好歹有子有女聊以慰藉，高氏不仅本人无宠无子，娘家三位最重要的亲人高斌、高恒、高朴均被乾隆所杀。 她生年不详，世居辽阳地，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依照惯例，内务府三旗女子均需参选秀女，入宫当差，作“承值侍应之人”，即使女。雍正十三年前，高家尚为内务府包衣，其家女子自然不应例外，高斌之女应是以秀女身份入选，并被指派给皇四子弘历为使女。高氏就这样为乾隆做了大约十年的低级侍妾，直到雍正十二年，因为雍正帝的一纸谕令，高氏由使女上升为宝亲王弘历的侧福晋，谕曰：“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著封为王侧福金”（福金即福晋）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乾隆为高氏请封侧福晋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乾隆二年，高氏为贵妃，高佳氏也仅是表面风光而已，想那雍正十三年，身为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来京觐见，乾隆帝的批示大气凛凛：“若能勉励，公忠为国，朕自然嘉奖。若稍有不逮，始终不能如一，则其当罚，又岂可与常人一例乎”。而从其后的事情来看，乾隆对高斌一族则真正做到了“稍有不逮，则其当罚”。 网上曾经把乾隆给高氏抬旗作为得宠的证据。那恐怕是没有广泛涉猎清朝史籍的结论。乾隆的仪嫔黄氏也被抬旗了，还有以为怡嫔，本是汉人，全家被乾隆下旨入旗，连父母带仆人都接到了京城，并赐予了官位。慧贤皇贵妃被抬旗只不过惯例而已，令妃也是乾隆抬旗的，乾隆四十年令妃全族被抬旗，并编立佐领，慧贤皇贵妃只是娘家被抬旗而已。而且虽然被入旗，慧贤皇贵妃的姓氏仍旧只是高氏，知道嘉庆二十三年，年已58岁的嘉庆帝才将自己这位未曾谋面的庶母改姓为高佳氏。 乾隆二年，高氏为贵妃，她能获得贵妃封号，多半也是因为高斌。高佳氏也仅是表面风光而已，细查国朝宫史，当时的乾隆将贵妃与妃的器物均定制为黄地绿龙器，不得不认为这是乾隆为了敲打高斌父女的举措。而在慧贤皇贵妃过世不久，乾隆便为新晋贵妃提升了仪仗，加恩将新晋贵妃仪仗中的红缎曲柄伞改为了金黄色，妃与嫔的仪仗则添加了原任贵妃所用的红缎曲柄伞。然而高氏对于这种待遇表面上仍然处之淡如，难怪连乾隆也要感慨她“未怨班姬扇”了。班姬，为汉成帝的班婕妤，在失宠之后写下《怨歌行》（亦称《团扇歌》），乾隆以此来称颂高氏有班婕妤的处境，却没班婕妤那样的哀怨的美德。也正是由于这种善于掩饰自己的性情，，内心极度顾念娘家人的高氏临死前，对于请求母家升官的时期丝毫不提，乾隆美其名曰“嘱我为君难，不作徒背面”，徒背面是汉武帝的李夫人的故事，她在临死前为了让汉武帝优待其母家，不让汉武帝看见病容憔悴的自己，无论是像慧贤皇贵妃这样强忍意念不敢临终让乾隆给自己母家升官，还是像李夫人那样掩面不见君，都是很可悲的行为。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很清楚自己在皇帝心中几斤几两。 乾隆十年正月，贵妃高氏病逝前夕，乾隆一并追封富察氏为哲悯皇贵妃。虽然哲悯皇贵妃生前地位甚低，然身后与当年的侧福晋一起册为皇贵妃并肩而立，而纯贵妃之女（和硕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十月，可见慧贤皇贵妃刚死，乾隆从便临幸了纯惠皇贵妃。 有人曾说她的谥号为慧贤，因此足以和孝贤皇后比肩，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历史依据。 高佳氏不仅本人无宠，就连自己父亲、弟弟、侄子三代得到的待遇也是凄凉无比。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这年，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决口，令河督高斌与张师载堵塞，属员李炖、张宾侵帑误工、河工未成。乾隆命将李炖、张宾正法，责高斌、张师载“ 负恩徇纵”，令将高、张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陪斩，事前并不言明是陪斩，高、张二人以为自己亦判处死刑。尤其是高斌，是皇贵妃的父亲，系乾隆的岳丈、年过七旬。行刑时，高斌、张师载吓得魂飞天外，全身瘫痪，“ 二人昏迷在地”。皇帝还要他们的回奏语言“，醒后奏称：我二人悔已 无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别念”。被乾隆绑到刑场观刑吓得昏倒在地后，还是继续以残疾之身当河工干苦力。一辈子为乾隆的江山鞠躬尽瘁功勋卓著拼尽最后一口气的高斌，去世时没有得到一生为之效命的主子的任何表示，结局未免有些讽刺。三年后的乾隆23年，在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请后，乾隆这才想起给自己折磨死的高斌赐谥号。 其弟高恒：乾隆三十年回京，改任内务府总管，查明他在盐政任内，贪污白银3万2千两，又查现任的盐政普福、原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均犯有贪污罪。乾隆帝亲自处理此案，当下发下谕旨不下数十道，最后判处三人的死刑。傅恒为之求情，乾隆颇感不快，将他处死后还抛尸荒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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