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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词评家目之为“真野狐精”。探讨“真野狐精”的有趣来历，有助于了解苏轼对词的开拓与创新。 以变法著称的王安石，作词虽不多，但《桂枝香》（金陵怀古）却为词家所称道：“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杨湜《古今词话》）“野狐”为何？ 据《五灯会元》载，从前有一老人谈因果，因错对一字，即把“不昧因果”对为“不落因果”，就五百生投胎为野狐。后禅宗把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称之为野狐禅。 随着禅学影响的扩大，野狐禅被引申为外道、异端，如《儒林外史》借鲁编修之口传达当时士人对八股文的推崇，批评“欠讲究”的八股文为“野狐禅、邪魔外道”。 《桂枝香》与野狐有何关联？这与《桂枝香》表现出的新气象有关。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受《花间集》的影响，词创作的基本面为男欢女爱、离愁别绪，艺术风格尚纤细绮靡。 而该词上阕通过“澄江”、“翠峰”、“征帆”、“酒旗”、“彩舟”、“鹭起”，构成一幅雄伟壮丽的金陵晚秋图；下阕则在怀古中，揭露了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奢侈生活。 故《桂枝香》在题材、立意、风格方面都迈越了词为小道艳科的藩篱，正如南宋王灼所言：“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自雍容奇特。”（《碧鸡漫志》）因此，苏轼称王安石为“野狐精”，其“野狐”之意乃为《桂枝香》对词领域的多方面突破。 颇为有趣的是“野狐精”这顶帽子也被后人戴在了苏轼的头上：“世谓少游诗似曲，子瞻曲似诗，其然乎？至荆公《桂枝香》词，子瞻称之。此老真野狐精也。”（赵师艿《〈圣求词〉》序） 北宋词坛，异彩纷呈。这为不同嗜好的词评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南宋赵师艿从文体的越界来比划秦观、苏轼、王安石之词的不同，见解确实独到。显然，在赵师艿看来，苏轼比王安石更配“野狐精”之殊誉，而其所谓“真”不外是苏轼在“曲似诗”方面走得更远。 事实上，“曲似诗”不过是“以诗为词”的延续：“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如此一来，王安石、苏轼词之“野狐”，实质就是“以诗为词”，不守词之本位，搞文体跨界之行为，背离了词从哪里来的旧有传统，使举凡诗人所惯用的题材，如咏怀、怀古、感旧、赠别、写景、游记，以及爱国思想、农村生活、说理谈禅等，皆可入词。 苏轼词的“野狐”味，劲道十足。择其要而言之：首先是其继承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之豪放词风，并把其发扬光大，使被目为小道薄伎之词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如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上阕描写了猎场的壮观和自己英勇豪迈行为，下阕则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保卫边疆、杀敌报国的激昂壮志。 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虽有自己遭诬被贬，白首无成的沉重苦闷，但从其对周瑜的赞美钦慕中仍然可以看到他要求为国建功立业的爱国热情。这种豪放的底色源自于苏轼“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孤馆灯青）》）的远大政治抱负。 其次，把农村生活引入词中，使词在题材意境的开拓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如在徐州太守任上写了组词《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其四），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为词的表现内容开辟了新天地。后来辛弃疾《清平乐》（茅檐低小）、《鹊桥仙》（松岗避暑）等名篇，都是这种词风的继承。 第三，苏轼议论为词，经营得有声有色。议论为诗，始于杜甫；议论入词，端倪肇于王安石。苏轼承其绪，大加发展。夹叙夹议，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开大合，亦他人所不能”（王闿运《湘绮楼词选》）；通篇议论，如《满庭芳》（蜗角虚名），“识见高明，居易俟命，而不役于蜗名蝇利间矣”（李攀龙《草堂诗余》）。此风遂开以词论文、论政、论禅、论道之先河。 即便就词的言情而言，苏轼也能抒他人所未抒，如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开后世悼亡词之先声；怀念恩师欧阳修的《木兰花令》（霜余已失长淮阔），被人誉为“一片性灵，绝去笔墨畦径”（沈际飞《草堂诗余续集》）。贺铸的悼亡《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辛弃疾的吊友《感皇恩》（案上数编书），衍其绪而广大之。 苏轼词的“野狐”味，带有其词学理论的烙印。“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答陈季常》），这种张先（字子野）婉约词与陈慥（字季常）豪放词皆诗的认识，廓清了词为卑体的浅陋识见，也为其勇于词的革新奠定了基础。而“句读不葺之诗尔”（李清照《词论》）的讥评从侧面验证了苏轼“野狐”创作路数的成功，也从“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感知到苏轼本人的自得。 要之，词至苏轼，其体始尊。究其原因，在于苏轼词学观视野开阔，不拘一隅，以及“野狐”味的丰实创作。就此而言，赵师艿称苏轼为“真野狐精”，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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