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鼒簋
西周
盛食器
鼒簋内有10字铭文，记载周王伐荆，鼒参加了这一战事，并用俘获所得铸造这件青铜簋。铭文中的荆就是楚，也称“荆楚”或“楚荆”。楚在西周时期是南方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对中央王朝时叛时服，周昭王曾亲率大军南征楚国，结果溺死于汉江。鼒簋是“昭王南征”的文物实证。
“长思”青铜编钟
西周 周穆王时期
乐器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高38.5-48厘米，铣宽25.4-27.5厘米，重6.7-20千克
圆甬，有旋，旋上干作方形，腔体较阔，枚、篆间距较大，钲部与枚四周分布乳丁。
钟始见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乐器，奏响在当时贵族举行的祭祀、宴飨等活动之中。青铜钟一组数枚，形状相同，大小相次，此即编钟。与音域的发展过程相关，编钟的组成数目由早到晚不断增加。在周礼之中,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编钟的数目、悬挂方法各不相同。作器者长思正值西周穆王之时，其墓中还随葬4尊青铜鼎、2尊青铜 等礼器。据周代用鼎制度，作器者长思的爵位应为“士”。
禽簋
西周
盛食器
高13.7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15.4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鼓腹，圜底，圈足较高。颈部、圈足饰带状饕餮纹。器内铸铭文4行23字，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守商都，借以管理商人，同时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其加以监督，称为 “三监”。不久，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因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纣子武庚乘机与其串通，并联合东夷中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经过三年东征，周公平定了叛乱。“禽”青铜?铭文中“奄”，其地在今山东曲阜，是周初参加叛乱的方国之一。
禽簋内铭文23字，记载周成王征伐盖侯的史事。武王灭商后，不到二年染病身亡，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当时成王年幼，不能主持政事，由周公摄政，此时，商纣王之子武庚聚集商朝残余势力，串通周朝贵族管叔、蔡叔和霍叔，联络淮夷、徐、奄、薄姑等邦国起兵叛周，周公率军队平叛，经过三年东征，终于取得胜利。禽簋铭文中的“盖”，就是奄，是参加叛乱的邦国之一；铭文中的王指周成王；周公就是率军东征的主帅。
匽侯盂
西周
盛食器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高24厘米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海船纹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7.3厘米，边厚0.6厘米
此镜为八出菱花形。镜背图案以海波纹为底，起伏的波涛中有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船头船尾以及船舱中的人物清晰可见。镜钮上方铸有篆书铭文“煌亟昌天”四字。
宋代海外贸易极其繁盛，传统的对外贸易路线从陆上转移至海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国内看，宋代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全国经济重心已由中原转向南方，东南沿海城市成为新的对外贸易港口。宋代统治者为了扩大税收，也采取政策鼓励对外贸易，积极探索海外贸易路线。从外部环境来看，唐末以来，吐蕃、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阻隔了中原王朝陆上的贸易交通，东南沿海成为对外贸易的必然选择。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东南沿海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广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的成熟提高，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为远洋贸易提供了技术保障。
此类海船纹青铜镜并不罕见，传世的宋代海船纹青铜镜还见有书“天亟安昌”铭文者，与“煌亟昌天”均是祈祷皇天保佑出海者平安的意思。有人认为，带有这种图案和铭文的青铜镜不仅是海船上的生活用具，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祈祷用具。
傀儡戏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边长11厘米、厚0.2厘米
此镜方形，有钮，镜背图案描绘了演出傀儡戏时的情形。图案中央自左至右拉起一道帷幕，幕后一童子手执木杖，杖头挑出木偶，幕前几人盘坐在地，手执各种乐器，配合着木偶的动作奏乐，中间两个童子的脑袋凑在一起，似乎在为木偶配音，青铜镜右上方还有一人坐台阶上，正观看木偶表演。整个画面构图巧妙，虽人物众多，却相互呼应，场景生动。
傀儡戏即今木偶戏，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至唐代渐趋完善，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及城市的兴起，市民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傀儡戏出现兴盛的局面。《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及《西湖老人繁盛录》等书，均载有宋代都城的傀儡戏活动。根据这些记载，宋代的傀儡戏有三种表演形式：一是悬线傀儡，即提线木偶，傀儡头部和四肢均有线绳联结，表演者在上方提线操纵其动作；二是杖头傀儡，傀儡两手用竹竿做支架，表演者用棍举起傀儡并操纵其动作；三是水傀儡，是在水上进行的木偶表演。这面青铜镜表现的是“杖头傀儡”演出时的场景。
蹴鞠纹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0.6厘米、厚0.6厘米
此镜镜背为高浮雕男女四人共同蹴鞠游戏的场景：左侧一个高髻女子正在踢球，右侧一个头戴幞头的男子仿佛正在防守，另有两人在旁观看，场景十分生动。
蹴鞠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和《战国策》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十分流行蹴鞠。到了汉唐，这项运动开始兴盛起来，这在史书以及唐诗等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蹴鞠得到了极大发展。鞠球的制作工艺大大提高，由原来的六至八张尖皮缝合发展成十至十二张牛皮缝制而成，内充以吹气的动物膀胱，球体更圆，更容易操控，踢起来观赏性更强。宋代的蹴鞠开始向杂耍方向发展。流行范围也更广，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市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以蹴鞠为乐。随着蹴鞠的普及，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踢球组织—球社，如史书记载的“齐云社”、“圆社”等球社有严格的社规，教授专门的踢球技艺及道德规范。城市中还有蹴鞠爱好者专门的运动场所，一些大的宴会以及店铺促销等活动经常伴有蹴鞠表演助兴。当时还出现了很多由于球技水平高而闻名的“球星”，如《武林旧事》中就记载了范老儿等五位高手的姓名。现存有关宋代蹴鞠场景的文物也有很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都收藏有宋代的蹴鞠纹青铜镜，还有一些地方出土有反映宋代妇女和儿童蹴鞠图案的瓷枕等。
柳毅传书铜镜
宋 金 公元1115年-1234年
照面用具
1964年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
直径10厘米、边厚0.2厘米、重100克
此镜圆钮，无钮座，宽平缘，钮一侧有一棵大树，树枝向一边延伸，树下站一对男女，拱手见礼，脚下花草丛生，河水扬波，河边一侍者牵马立于一旁。这是表现洞庭湖龙君小女儿牧羊道旁，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的情景。这个故事取材于唐朝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
金代青铜镜有自身的时代特点，由于官府铜禁甚严，合金成分中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铜量增多，锌的比例也增大，因此金镜青铜质发黄。与宋镜相比，金镜形体大，厚重，镜钮多为尖平顶圆钮，镜缘多为宽素缘，制作手法上采用高浮雕和粗线条的手法。金镜最突出的特点是镜缘刻有官府押记，此为前代青铜镜所未有。
在纹饰上，金初青铜镜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多具唐宋镜遗风。至大定年间（公元1161年－1189年），金镜创造出反映女真人审美和思想的纹饰，人物故事纹青铜镜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具有独特的风格。金镜中的人物故事镜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写实性人物故事纹镜，它以金代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如出游、观景、渔猎、耕作、嬉戏等，在画面处理上以风景为主，树木、山石、水波比例大，人物比例小，如黑龙江省绥棱县宝山公社出土的人物故事镜；另一类是神话、传说故事镜，这类题材有八仙过海、钟馗捉妖、牛郎织女、伯牙抚琴、吴牛喘月、许由巢父、柳毅传书等，其特点是人物在青铜镜构图中比例较大。柳毅传书纹饰为金代所创，所见样式有两种：一种是钮右上方有一大树至顶，树旁一男与一女作对话状，女子身后有一侍女，钮下站一牵马侍者；一种是钮左一大树，树下一男一女作交谈状，身边有不同姿态的小羊，钮右一侍者牵马而立。金代的人物故事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复杂，给人以美的享受。
西夏文敕牌
宋 西夏
通高18.5厘米、直径14.7厘米
此敕牌为青铜质，由两个圆形青铜牌组成，以牙口咬合，两片之间形成空腔，上端附扁方形提钮。一片青铜牌外侧刻回曲花卉纹，纹内双线阴刻西夏文“敕”，另一片刻有四个西夏文字，译作“敕燃马牌”，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疾驰”。
目前已见的西夏符牌有二十多面，多为传世品，大体可分为三类：1、“敕燃马牌”，除此牌外，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也收藏有一面，其形状、文字、花纹与此牌基本相同，仅直径略小，文字笔画也略有差异。“敕燃马牌”或即“信牌”，西夏文辞书《文海》中汉译为“信牌”的西夏文是由“面”和“信”两个西夏字的各一部分组成，意即见面相信，注释为：“此者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也。”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敕牌赞歌》也说明此种符牌就是西夏王朝传递紧急文书、命令的信牌。2、“防守待命”牌，现传世6面，均为圆形，直径5厘米左右，正反面皆有文字，正面是西夏文“防守待命”四字，背面为佩戴者西夏文名，是西夏军营中守御者的标志。3、“内宿待命”牌，传世多面，一般为长方铲形，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文字多为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面为西夏人名或“番号”，也有形制较大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长9.5厘米，宽6厘米的青铜牌，正反面皆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与“内宿待命”牌都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除上述三种外，还有其它西夏符牌传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马蹄形青铜牌，一面无字，一面刻有四字西夏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长方形青铜牌，两面分别刻有西夏文“限置依”和“苏铁黑”字样。
天亡簋
西周
盛食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
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
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是西周初年的典型器物。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述天亡助武王祭祀，武王赏赐天亡之事。
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羊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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