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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八月，身无分文、足踝受伤行动不便的常玉，在工作室瓦斯中毒而死，终年六十五岁。随后常玉的作品成捆地出现在巴黎拍卖市场，售价仅数百法郎。 如他所说， “我们的步伐太过时。我们的躯体太脆弱，我们的生命太短暂。” 晚年落魄潦倒客死异乡的常玉不会料到，半个世纪后，他会成为一个神话，被人们反复解读。 在2014年香港苏富比的春季拍卖上，常玉的画作再次成为焦点—— 这幅曾在1958年参选法国“Jansonne三年展”的《聚瑞盈馨》，画的是一株高耸挺拔的万寿盆菊，用色典雅浓艳、碧翠交辉。
2014年3月13日，香港苏富比预展常玉画作《聚瑞盈馨》，估价超4000万港元。 1950年画下这幅画时，常玉经历了漫长的郁郁不得志。但贫穷困顿并未折损他笔下五色缤纷的喜乐、温暖清简的安逸——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在简陋的画室里，常玉端详画作的神情：在他漂亮的嘴唇上，浮起一丝宠溺的微笑，怡然自得。出身富家贵公子，他骨子里的那份闲云野鹤的潇洒、不谙世事的纯真，从未稍离。 假若常玉知道，《聚瑞盈馨》在半个世纪后被预估出远超四千万的成交价，想必也只是在嘴角浮起同样无所谓的弧度。 如他所说， “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他的世界里，没有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也没有忧国忧民的教育梦想，没有辗转腾挪的左右逢源，更没有迎合消费主义的恶俗趣味。女人体、静物、小动物是常玉笔下永恒的主题，他像一个梦中人，一个浪荡子，永远趋近于直觉、幻想、与世无争的童心和繁华落尽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也许，比起同时代的刘海粟、徐悲鸿，常玉活得更纯粹。 因为，他是一个画家，仅此而已。
有人说常玉是中国的梵高、莫迪里阿尼， 但也许，他更像游荡法国的曹雪芹。 1901年10月14日，常玉出生于四川顺庆城内书香世家。父亲常书舫为当地画师，母亲乔氏是当地商家女儿 。常玉排行第六，14岁即随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赵熙习书画，耳濡目染，起点甚高。 常玉的长兄常俊民经营着四川最大的丝厂，二哥常必诚早在1910年左右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牙刷厂——“一心”牙刷厂，由常玉负责设计包装和广告。 1920年，因为大哥常俊民的支持，常玉赴法学习绘画。巴黎画派也可以说是荡子画派，艺术家们都是在巴黎的异乡客，莫迪里阿尼来自意大利，苏丁来自立陶宛，奇斯林来自波兰，藤田嗣治来自日本……常玉没有执著于自己的中国身份，天性的轻盈让他和巴黎无缝对接。 1929年，常玉笔下的巴黎大茅屋工作室。与徐悲鸿、林风眠不同，常玉来到法国并未进入正统的美术学院学习，而是在“大茅屋画院”中不受拘束地对模特进行速写。 当徐悲鸿在达仰教授的工作室刻苦作画练习基本功，渴望以西方的训练改革中国绘画的时候，常玉却穿着考究，和美丽的法国女友坐在圆顶咖啡馆讨论蒙帕纳斯的气温会不会比枫丹白露高那么几度。 常玉画《金瓶梅》彩漆屏风，画盆花，画裸女，但他从不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艰难考虑。这个富贵闲人甚至很少跟朋友谈论艺术和自己的画， 他最喜欢的，就是用毛笔画素描引得女同学倾慕 。 1930年代，常玉与约翰·法兰寇。荷兰作曲家约翰·法兰寇在常玉困难时期伸出援助之手，是常玉后半生的知己与赞助者。 放浪形骸的常玉也有极其文静的一面，画画时他读《红楼梦》，拉小提琴。他和贾宝玉相似，敏感、任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迷于美和纯粹。 如果说徐悲鸿的改革意识来源于改变命运的强烈诉求，那么常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则让他无需去刻意颠覆和重建什么。 朋友王季冈这样回忆道：“（常玉）住St.Michel街边旅馆三楼一斗室……外出随带白纸簿和铅笔。坐咖啡馆，总爱观察邻桌男女，认有突出形象者，立即素描；亦课外作业自修也……有时家中汇款未到，无多余钱，辄啃干面包，喝自来水度日。惟一值钱的照相机，时常存入当铺，或向我告借几十万。待家款到，再赎再还……其人美丰仪，且衣著考究，拉小提琴，打网球，更擅撞球。除此之外，烟酒无缘，不跳舞，也不赌。一生爱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 然而剧情急转直下，到法国的第十个年头，常玉长兄常俊民经营的丝厂受到日本生丝倾销中国的巨大影响而倒闭，次年慨而离世。 失去经济来源，常玉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按照很多人的逻辑，常玉应该就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负起对家庭的责任。但他没有。继承遗产之后，常玉如常挥霍，过了一段富足的生活，然后才尝试开始养活自己。 《沙发椅上穿黑丝袜的裸女》 1920-1930年代。水彩纸本。徐志摩在与友人的信中称常玉的裸女画有一双“宇宙大腿”。 某种程度上，常玉拒绝长大——你很难评判，他是太笨拙还是太天真。 1929年常玉结识了巴黎大收藏家侯谢，在侯谢的经营之下，常玉开始大量参与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展，特别是在欧洲地位很高的法国杜勒里沙龙（Salon des Tuileries）让常玉在巴黎声名鹊起 。 侯谢非常欣赏常玉，至1931年，侯谢已经收藏了常玉的111幅油画和600幅素描。正是这一年，常玉遭遇家庭变故，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甚至不得不靠绘制彩漆屏风和器物谋生。 幼年大家庭的关爱让常玉习惯了被宠溺。他对侯谢的依赖越来越强——在致侯谢的信中，常玉说：“现在我口袋里只剩下不到十块法郎。” 而侯谢回信说：“好像我们彼此都要多占对方一点便宜。”1932年侯谢断绝了与常玉的合作关系。 《马上英雄》 1930年代 油画纸本裱于木板。常玉早期的作品，受巴黎浪漫情调的影响，画面大都由白、粉红、赭黄等浅色块构成主调并且运用书法性的线条，传达出愉悦的情感。 常玉不能容忍画商凌驾于自己之上，但他要的“平等关系”很难实现。庞熏回忆说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的线描画人物，他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时常有人请他吃饭，吃饭他不拒绝。请他画像，他约法三章：一先付钱，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后拿了就走，不提意见。 “不合作”态度使常玉和画商乃至整个艺术市场渐行渐远，日渐潦倒和困窘。但他像杜尚一样，“即使要饭，也不回国”。 也许他和贾宝玉一样，认为世间人们争名逐利、汲汲营营是“禄蠹”之举，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梦想也不过是庸人自扰。常玉早早窥见了生命的虚无本质，宁愿游离在现实之外做一个永恒的旁观者和体验者——于是他宁肯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里，沉醉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绝美，也不肯因现实惊扰了梦境。 《枯枝》 1950年代 油画木板。晚期的常玉受到漆器的启发，作品中大量融入民俗艺术，在深色的背景中勾勒出简单的线条。乌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木三分，不再是迷梦。 1966年8月12日凌晨，人们发现常玉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工作室中去世，因煤气泄漏，胸口还横放着一本书，生前经常戴的一只通体碧绿翠玉指环随着主人去世也神秘消失。 常玉结束了怀才不遇、贫病交加的异乡人生，死后十几年间也默默无闻 。 一直到上世纪80 年代，欧洲和台湾艺术界才逐步发现常玉的价值，重新整理建构他被遗忘的人生经历和艺术作品。 八十年代，台湾的不少画商因为常玉的遗作而暴富，后来有良心大大的不错的画商，专门到巴黎的贫民墓地里找到草草埋葬的常玉坟墓。 因为巴黎的墓地有年限限制，常玉死后，朋友们凑钱给他所买墓地的年限，也恰恰就到这一年。 恰恰在这一年， 台湾画商到了巴黎，出资为常玉的墓地又买下了二十年的使用权，一生孤苦潦倒的常玉才免去尸骨无存，终究瞑目。 《鸟与盆景》 1950年代 油画木板 常玉像艺术的稚子，触动人心中对柔软的底色——生前不乏成名的机会，但他从未挺身相迎。 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是他的心性——“一生爱好是天然”、纯真而不染尘滓的襟怀。 没有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没有腹黑的精明和算计。没有自我对峙、自我剖析和自我欣赏，甚至没有一张自画像。
上右：猎鹰 1940-1950年 下左：仰躺的豹 1940年代 下右：荒漠中的豹 1940年 贾宝玉说“我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同样，常玉也对女性抱有永恒的欣赏。超越世俗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衡量标准，超越了生理需求和粗暴占有，上升到纯粹无功利的审美。他热爱描绘裸体模特，无论是《四裸女》还是《坐着的裸女》，都一气呵成、清新诙谐，流淌着纯真的爱欲和幽默的想象力。 常玉去世前一年，他绘制的金瓶梅彩漆屏风被潘玉良晚年男友收藏，装饰在其开设在圣苏尔必斯街上的中国餐馆里 。那屏风背后，常玉用小楷写满了《金瓶梅》诗句以及男女之间媾合的私情。
《碎花毯上的粉红裸女》 1930年代 油画木板 红楼梦曰“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常玉两者兼美。人们说，他是情僧，是荡子，是梦中人。 可是，也许你不知道，梦中的常玉，有着罕见的清醒。 1946年接受法国艺评家皮耶·祖弗（Pierre Joffroy）采访时，他说， “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当中包含了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以及各色肉类。我的作品则是蔬菜、水果及色拉，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位。当代画家们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我不欺骗，故此我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接受的画家之一。” 面对天才的潦倒命运，我们擅长怜悯、同情和悲叹。但谁又知道，“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常玉，不是活出了生命最纯粹的喜悦？ “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生命不可逆，艺术是条不归路，而他甘之如饴，向死而生——这，也许才是对抗虚无的终极方式。
常玉，约1932年
《盆菊》 1950年代 油画纤维板
《五裸女》 1950年代 油画纤维板
《红衣女子》 1940年代 油画画布
《枯树/双马》 1950年代 油画木板
《磁州窑瓶内的白莲》 1950年代 油画纤维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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