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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门篆刻自苏州文彭创“三桥派”(后亦称“吴门派”)以后，在明万历年间盛极一时，当时五大篆刻流派中除休宁朱简一派之外，其余都与吴门有关，其中“雪渔派”、“泗水派”的开派人物何震与苏宣均是文彭嫡传;“娄东派”创始人汪关虽为徽籍，但他久居太仓，亦属吴门。因此，明代吴门篆刻影响广大，意义深远，可谓灿烂辉煌!然而，至清代中期，“徽派”、“浙派”篆刻崛起，印坛曰徽曰浙，从而吴门印学逊位。然文、何余响不绝，继之者亦多可圈可点，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与篆刻及篆刻家的关系凸显特色。本文选三题加以阐述，以窥其一斑。
一、顾苓及其塔影园
清代初期，顾苓是吴门派篆刻的代表人物，也是地道而典型的文人。他是大明遗老，心怀故旧，在其《三吴旧语》中有自况：
“苓生长江南，家传素业，目不辨风云之色，耳不察金鼓之音，足不谙步伐止齐，手不胜干戈矢石，遭时丧乱，放废山阿，采拾旧闻，流连往帙。”
顾荟精书法，工诗文，其行楷仿赵孟(兆頁)，最留心汉隶，凡汉碑皆能默记于心。《虎阜石刻仅存录》载有“松风阁记，顾苓撰并书”，文集有《金陵野钞》十四卷、《三吴旧语》一卷、《卜居集》一卷、《斜阳集)一卷、《塔影园集》(手抄本，不分卷)等。明亡后隐居不仕，购得文彭之子文肇祉的塔影园(遗址在今虎丘山麓)，吟诗作书，茗饮唱酬，萧条高寄，集文国博公(彭)“塔影园”八分书题其上，有诗云:
“篱豆花开香满园，赤阂桥畔塔斜悬。偶思小饮沽村酿，门外鱼虾正泊船。”
因此他的名字总与塔影园相随！他治印一心瓣香文氏，在《塔影园集》中有顾苓为文彭之孙文震亨所作的“行状”，自称“弥甥”。并且顾苓在《先处士府君行状犬》中云：
“不肖因得从外祖(文震孟、文震亨)膝下见诸长者，异日诸长者或为国柱石，或为乡楷模，皆不肖儿时撰杖履、乞枣栗以从者也。”
由此可知，顾氏刻印的家学渊源与文氏家族有关，所以其印风恪守文彭一脉可谓顺其自然。尝作(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文公子传》等，为文氏家族树碑立传。清初周亮工曾求顾苓仿文氏作牙章十余方，见顾子治印之家法。故云:
“今日作印者，人自为帝，然求先辈典型，终当推顾苓……作印得文氏之传。”
而且，清代中期汪启淑在《续印人传》中亦多处提到顾苓的影向。苏州矫毅老篆刻家对吴门印人素有研究，他认为文彭、顾菩二人为“吴门派”的正副二将，确为的评。顾氏尝与清初隶书名家郑簠(谷口)友善研书，又与徐州万年少(寿祺)论印。其论作印云：
“白文转折处须有意，非方非圆，非不方非不圆;天然成趣，巧者得之。”
顾苓(1609年~?)，字云美、员美，号浊斋居士，吴县人。以前一般文章只署其“活动于明末清初”或“活动于清顺治、康熙年间”，现据陈去病《五石脂》:“见有顾孝妇陆氏墓碑文……孝妇陆氏者，吴江(应为吴县——笔者注)顾云美室人也，讳宜，字山淑。长洲陈墓镇人，氏少顾子六岁，壬申年十八，妇顾子。”推之，顾等出生于1609年。此非孤证，又见顾氏《塔影园集》(手抄本)中有“亡妻陆氏行略”一文:
“长洲顾苓妻陆氏，讳宜，字山淑，陈墓镇人……崇正壬中四月来归，年十八，端默闲静，入门上下赞贺，先孺人甚欢。”
而且，在《先处士府君行状》中亦有“乙巳，吾母陆孺人来归并治家，家业日起……乙酉(1609年)二月生不肖”，明晰记其生年。在《塔影园集》中还有顾荟所作诗“丁巳岁朝大雪”，可见其卒年在1677年之后。另外，有些繁体字的文章或书籍中将顾苓的字写作“雲美”。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于1958年6月编辑出版的繁体版《顾云美卜居集手迹》封面上的印刷体书名，及其“出版说明”中皆写作“雲美”，而原迹扉页上有《前尘梦影录》的作者徐康(1814年~?，字子晋)手署的“顾云美自书诗稿”却“顧云美”。今据其《三吴旧语》中自用印(图1)、稿件钤印等确认，应为“云美”无疑。
顾苓是大明遗老，其塔影园是当时文人尤其是明遗民文人雅集之地。虞山钱谦益为其制《塔影园云阳草堂记》。徐州万年少(寿祺)《隰西草堂集》中有《游顾氏塔影园记》一文，描述更为详尽:
“虎丘塔寺西十步……岁在戊子，太原顾苓携妻子来居之。南渡乙酉，苓以经明行修贡于朝，未几，海内大乱，苓以文氏甥向气节，不入城市，来隐于此，名曰‘塔影园’。闭户著书，伏腊辄入松风寝，春秋佳夕，策杖登虎阜，望云气拜跪以为常。壬辰春, 隰西寿道人至吴郡，闻虎丘有园，问之则顾氏。顾苓是道人十年前故人，所谓云美者也。”
“明季三孝廉”之一长洲徐枋又为顾氏塔影园之“松风寝”作记，抒发了顾苓之高志:
“吾盖深有感于顾苓氏之松风寝也。顾氏世著江东，自典午渡江，家声轶乎王谢。苓…当弘光时，以明经廷对，既膺上第，而南都陷，弘光帝逊去，同举者或当再观变，以图去就，苓竞拂衣出重茧而归，且行且哭曰‘吾不忍以祖父清白之身事二姓也’!既得抵里，遂隐居虎丘山麓，奉烈空御书‘松风’二字以颜其寝室，名之曰‘松风寝’，息偃其中，不交世事，若将终身焉。苓之言曰:‘吾寝于斯食于斯，而出入瞻仰于斯，以无刻不觐吾先皇之耿光也。先师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则吾所不违，咫尺者庶几有以自勉，而终身无忘乎故君。可也，徐子盍为我记之。’”
顾苓印风是“吴门派”中坚，白文远师汉私印，朱文传承元朱文。周亮工推其为“求先辈典型者”，吴门印人宗之者最多。乾隆时修撰的《苏州府志》记顾苓:
“少笃学，尤潜心篆隶。凡金石、碑版及鼎彝、刀尺、款识、虫鱼、拼科之书，皆能诵。晚而篆隶益精，临幕秦汉铜章、玉印，见者以为不减吾衍、文彭。”据载顾苓有《塔影园印稿》。清中期汪启淑撰《续印人传》，在吴树萱(少甫)传中称:
“(少甫)工篆隶幕印，师承秦汉，尤爱顾云美塔影园谱苍秀古稚，洵足珍赏。”
可知乾隆年间有此谱，但乾隆距今又两百多年，此印稿是否尚存，已难寻觅矣!至于顾云美所留印迹则凤毛麟角，清代嘉庆时吾吴陈星泉、陈懋淦父子二人觅得顾云美白文“顾荃之印”、朱文“云美”自用印两枚，载《树谖斋集印谱》中;道光年间虞山顾湘(翠岚)收集到顾苓篆刻白文“枫落吴江冷”、“空谷幽兰”，朱文“老树空庭得”、“眇眇兮予怀”四印，钤拓于《小石山房印苑》中。民国高时丰收集到顾氏为昆山徐乾学(健庵)所刻朱文印“传是楼”，后载人《乐只室印谱》。以上各印现在只有“传是楼”一印藏于上海博物馆。“传是楼”(图2)是昆山徐乾学的藏书楼，此印章法宽大雍容，幽雅中有恢宏富华的神趣，圆转处之韧力含蓄在细线之中，瘦而有神采。
顾苓刻印意在仿汉，实则学文氏，刀法兼冲、切，笔画虽圆润而少方折，但仍有古朴之气;章法的虚实处理较得当，繁简对比，疏密穿插，间有玄机，使容易呆板的字形活跃起来，唯一缺乏的是“熟后生”，与文彭印相比，创新的部分少了一些。然而在吴门篆刻史中，顾苓是承前启后者，故后人对他评价甚高，如清人杨复吉《论印绝句》云:
“白石元章著宋元，一灯不坠溯渊源。三桥余韵传吴下，继起端推塔影园。”
在其他文人笔记中也能经常看到类似的好评。
二、沈德潜的印缘 沈德潜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他是否刻过印，不得而知.但他的经历却与篆刻多有缘分。因其晚年文运亨通，在吴门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地方文人篆刻家及其他印人也多乐意攀附，所以他的言行、用印品位以及对篆刻的评点等对吴门篆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沈德潜(1673一1769年)，字镐士，后改字归愚，长洲人。少时贫苦而有志于诗，22岁中秀才，之后时运不佳，直到66岁始中举;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人翰林，从此平步青云。因深得乾隆帝赏识和青睐，并受赐匾额“诗坛耆硕”，从而名满天下。 沈德潜青年时曾受到诗坛前辈王士祯等人称许，27岁时拜大诗论家叶燮为师，先后组织“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推动了家乡的诗歌创作。晚年掌教苏州紫阳书院，培养出王鸣盛、王昶等突出人才。沈氏作诗论诗讲“格调”，与王士祯主“神韵”、袁枚主“性灵”构成当时诗坛鼎立的三大诗派。清代中后期文学界盛推沈德潜，如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奉之为“托塔天王沈归愚”，列为第一，可见其总领诗坛的地位。同时期的袁枚在《赠归愚尚书》诗中也称颂道: “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 沈德潜在文坛的声望隆高，与印章的缘分也不浅。一因其时文人用印已相当普遍(如信札、书画作品等)，而且颇有考究;二因许多文人自己刻印已成为一种雅好;三因刻印者集拓印谱乐意请名人作序写评论等。具体说来，沈氏印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名字与古印有关。据《长洲沈德潜归愚自定年谱》记载: “(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二岁。周岁日，先祖(祖父沈钟彦)买图章二方一‘沈潜之印’，一‘玉堂学士’，心窃喜，于潜字上增一德字，因命名日德潜。” 文人嗜印，由来已久。自唐代收藏印广为应用之后，宋元文人多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除了自用印要备多枚以外，如有人获得古印，则必邀同好共赏，甚至为其吟诗作赋。如元于吴郡陆友仁得白玉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为汉物，著名文人、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赋卫青玉印诗》，礼部尚书泰不华作《卫将军玉印歌》，还有侍讲学士揭溪斯也作《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曰: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识得卫将军。卫将军，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时塞。将军功业汉山河，江南陆郎古意多。” 又如元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杨维祯专为吴门篆刻家朱珪作《方寸铁志》，说朱珪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外史张雨，外史赐之名“方寸铁”，张雨亦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期间还有元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昆山顾阿瑛的题记，之后又有天台元鼎,河南陆仁、淮海秦约、陇右邾经、钱塘陈世昌、云间陆居仁、云门张绅、吴门吴宽等所作赞美朱珪篆刻的诗、颂铭。留下千古佳话，并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前有人根据所得古印而改名的，如明代汪关，原名汪东阳，因于吴市得“汪关”铜印，遂改之;也有因古印文字内容而取斋室名号的;还有“名同古印的，如朱象贤在《印典》卷第三中记载: “徐元懋云:予家藏古铜印，有一龟钮者，其文曰‘子实’，古且拙，意其为汉物也。嘉定一友潘士英，字子实，以此赠之。吾苏刘尚书缨号铁柯，杜御史启偶得一古印，亦曰‘铁柯’，因以赠之，往往有相同者。” 但像沈德潜这样取名时直接与古印有关，较为少见。日后沈氏后为施一山作《古铜章歌》，或与其因印取名有关，歌曰: “云烟过眼十七朝，此印苍凉阅人代。应有精灵永护持，历透尘劫常不坏……鸿文高隐师往哲，人与古印同千秋。” 其二，与部分印人交往密切。 沈德潜除了纳印史专家朱象贤为弟于以外，在其《归愚文钞》中记录印人徐夔、袁三俊踪迹最多。 徐夔(1676~1725年)，字龙友，长洲诸生，清汪启淑《续印人传》中第一人。龙友素性伉爽，能面斥人。年四十余，孑身走京师，不屑时趋，不向贵人门投刺，时论高之。龙友既目空一世，世亦目龙友为狂生，群起而毁之。独居旅邸，至炊烟不续，困而归，乃自悔其北游之大谬也。龙友生平于学无不窥，喜览典籍，诗文卓著，慷慨有燕赵声。著有挹爽亭诗集》遗存，沈德潜为之序。沈氏23岁始与龙友定交，定交12年又与龙友等在吴门结“城南诗社”，后忆起每以为荣。故曰: “予交徐子龙友垂三十年.中间略无阙忤。道既同，又以交最久，不相垂隔也。乙已年(雍正)三年，七月，闻徐子龙友殁于广南，失一良友矣。”’ 沈德潜对徐夔比较推崇，又曰: “龙友天分高，学古歌诗、杂文在予后，而成就远出于予……古文骈俪语皆得体。金石篆刻独出冠时，无识与不识，皆知其工。然予恐世以艺人目之，而忘其学殖之厚也。” 袁三俊，字籲尊，号抱瓮，吴县人，居苏州；葑门，著《篆刻十三略》。其生卒年，以前论著均署不详，或注“约活动于康熙到乾隆记载，袁三俊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原文曰: “(乾隆)十八年,81岁。八月，袁君籲尊来，予谓予生平知己惟徐子龙友、李子芥轩、翁子霁堂、周子迂村……暮年常聚惟吾两人矣。时月之晦日，乃别去三日而籲尊暴卒。” 沈德潜又作《祭袁籲尊文》: “呜呼哀哉!人之痛伤莫如长别，或暌经年，或隔累月，而我与君分襟三日，消息传来，伊人奄忽……君才多能，篆刻尤工，出入秦汉，追琢金铜。顾苓擅长，艺中犹龙，君得正传，仰希前踪。此虽余事，亦足称雄。” 接着便回忆两人少儿时比邻而居、“我忧君忧，君喜我喜”的生活情景，情真意切，语气感人!最后写道: “十载归来，重经阡陌‘我已耄龄，君亦头白。我怀故乡，经营新构。如鸟归巢，地惟其旧。旧人无存，惟君同臭。钓斯游斯，童时今又。而胡溘然，遽辞世宙。鸣呼衷哉!” 由此可推知，袁三俊生年与沈德潜不上下，应在1673年前后。 沈德潜与吴江篆刻家张锡珪(字禹怀)也有交往，而且深为赞赏禹怀印，作《题张禹怀印谱序》，并推崇文彭,顾苓一脉。据现有资料统计，沈德潜为篆刻家或文人裒辑印谱作序的还有:《飞鸿堂印谱序》(汪启淑辑)、
《坤皋铁笔序》(王玉如刻，鞠履厚补)、《西京职官印录序》(徐坚刻)、《阴骘文印谱序》(邢德厚刻)、《墨花禅印稿序》(释续行刻)等。 其三，以诗之“格调说”论及印学。清初周亮工在《与济叔论印章》中有“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之论，说明了篆刻艺术的变化必受到同时期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周氏认为，漳海黄子环、沈鹤生以《款识录》人印，完全不顾古法，以变文、何旧习，可与诗之‘公安派”相比;而”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到一世”则可与诗之“竟陵派”相比。沈德潜倡导作诗讲“格调”，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之“中正和平”的作品即以儒家诗教作为最根本的诗歌品格的标准，以人之品格、学养决定诗之品格。这与此前诗坛的“公安派”、“竟陵派”不同，也与其同时期的“神韵派”及稍后的“性灵派”有别。沈德潜论诗的“格调”说，强调“学古”和“论法”，成为主盟，故而其品印亦归之于有法可循。他在几篇印谱序中多次提到: “谈篆刻者必以秦汉为宗，犹论文者必准则左史，论诗者必讨源风骚，论书画者必问途钟张吴顾诸家也。近日篆刻家但工妍媚，不及淳古，而故作怪异者，又橅形似于剥蚀坏烂，致尽失古人之由”之类。 我们观其自用印亦当略知一二(图1)。 沈德潜68岁以后恩荣皆至，诗名远播海内外，97岁段后10年，却因“一柱楼诗案”而被牵连,遭毁祠、仆碑之祸。然道光八军(1828年)，沈氏被贬后50年，他的肖像又出现在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题曰:“诗坛耆硕，黜浮崇雅;福过灾生，埋忧地下。”(图2)
 三、郑文焯与“江南二铁”著名诗人、南社社员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云: 艺似禅家最上乘，骎骎篆法退斯冰。江南二铁当时论，大鹤遗文信有微。 “江南二铁”，是指吴昌硕(苦铁)和王大炘(冰铁)。“大鹤”即郑文焯(1856一1918年)，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别号瘦碧;晚年别署大鹤山人、鹤翁、老芝、樵风遗老等。大鹤为奉天(今辽宁)铁岭人，自称高密郑氏，其父兰坡公曾官至河南巡抚，公暇涉笔诗书画，鹤幼染家学，好文翰，六岁即知临摹事，年十三，能以指作画，年二十中举后会试屡不售，遂绝意科举。光绪六年，吴子健(元炳)中丞抚苏，闻叔问先生名，聘至幕府，先生偕张宜人来苏州，卜居乔司空巷;光绪十二年二月，移居庙堂巷汪氏壶园;光绪三十一年，于孝义坊购地五亩(即吴小城故址)，建筑新居，榜曰“通德里”。因爱苏州山水幽胜，遂客居三十余年以渊明自比。‘他在王冰铁所刻“吴小城东墅”印下题记曰: “吴小城，见《越绝书》，阖闾所筑，案之志，乘合。城中口鱼桥迤东，冈峦起伏，峭若岫壁，俗所谓高冈子者，即其故址也。鹤翁卜居其东，苍烟五亩，空翠回环，屏障天合，直几案间一研山耳。” 辛亥革命后，清史馆聘大鹤为纂修，不就;民国六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聘大鹤为金石学教科主任，亦婉辞不就。而以鬻画行医为业，甘老食贫固其素。常往来于苏、沪之间，劳劳于陶渊明所谓“倾身营一饱也”。大鹤博学多才，凡训诂考据辞章之学，以及音吕、医经、谶纬诸秘籍，金石书画鉴赏，无一不精。刊著有《大鹤山房全集》凡十种: 《说文引群书故》二十七卷 《扬雄说故》一卷 《高丽永乐好大王碑释文纂考》一卷 《医故》二卷 《词原校律》二卷 《冷红词》四卷 《樵风乐府》九卷 《比竹余音》四卷 《苕雅余集》一卷 《绝妙好词校释》一卷 尚有数种未刊行，多散佚。据《郑叔问先生年谱》编订者戴正诚回忆“壬戌年得先生手写所著书目凡三十九种”。 鹤翁于印，少即游心汉制，研习六书，虽不常作，然嗜之至老不倦。25岁迁居苏州，时桐城篆刻名家吴康甫(廷康)居杭州，大鹤夙慕其名，访之，晤谈甚欢。又与吴缶翁(苦铁)同寓吴门，闲谈往往投机;其时吴县王冰铁移居上海，亦受鹤翁推崇，从《冰铁戡印印》可知其中鹤翁题记、序跋最多，故鹤翁与“江南二铁”交谊甚密。有“文焯私印”、“叔问”二印蜕题记为证: “吴人常称余书画押尾之印靡不精妙，谓小者皆出之巏山(冰铁)之手，大者非缶庐(苦铁)所刻不以上纸。其实亦未尽然，但得好篆刻便用之。若古之名迹，则未尝钾一鉴藏印。虽印人如文(彭)、何(震)萃之工，亦必不欲加之法书名画也。”(图1) 鹤翁61岁刻“铁尊者”(图2)，印跋云: “惜昔壶园邻柳巷(苦铁之苏州寓所)，过门呼酒相从。巷寒云壑满奇胸，高怀常伴鹤，妙手本雕龙。而今偕隐淞滨老，故庐都付秋蓬，书师樗散两心同。不逢青眼答，还对黑头翁。调寄临江仙，斫此以博缶翁道兄拊掌一笑。” 鹤翁在题记中还录有与冰铁把盏论印两则。其一日: “甲辰(1904年)中秋后二日，放舟石湖，登千岩观，看越城桥下串月之游。明日从胥口探桂邓尉山中，归泊木渎下沙，与巏山论古篆刻之义例，有会而凿此印(朱文‘琴西侍儿可可典图书记’)，剧有笔虎之神，亦非兴到者不能手为心使也。”(图3) 其二，白文“郑文焯印”题记曰: “是印为光绪甲辰年十月刻于沪上高丽闵园丁寓斋，时大雪没径，有出无车之叹，彻夜作书，狂歌极饮，巏山为凿印二石，涩刀冻指，剧有奇致。” 高丽闵园丁，即清末朝鲜国贵戚闵泳翊(号园丁)，字养泉，国亡避地沪上，筑“千里寻竹斋”与中国书画印家切磋艺术，鹤翁与“江南二铁”是其座上贵宾。如郑大鹤题冰铁所刻“郑文悼长幸大吉大利”印云: “闵有印癖，旅沪廿余年，凡印人皆获交手，而于缶庐、巏山之技独心折焉(‘此印亦刻于东海里闵氏斋中’——大鹤注)。” 吴苦铁与阂氏交谊也非常深厚。1914年7月7日，闵泳翊在上海逝世之后，吴昌硕写了一首题为《挽兰匄》的长诗，序云: “匄闵氏，朝鲜人，善写兰，自称东海兰匄。客沪上，交卅余载，嗜予刻印，为之奏刀三百余石。” 我们在《吴昌硕印谱》中能看到不少昌硕为闵氏所刻之印，如“竹趣园丁”、“千寻竹斋”、“园丁书画”、“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等。而王冰铁也为阂氏刻过一些印，如“竹洞旧门楣”等。1888年11月16日，吴苦铁为阂泳翊刻“石尊者无垢”印边款曰: “戊子八月，养泉先生自蜀来游沪上，偶以七十金购得玉虎符半具。脊文一行云:汉与阜陵王，虎符弟五。越一月，古董家又持虎(符)半具来，与前所得合苟处毫发无间。养老再出百金，购归。闻之前代造符，当发兵时用之，半留于内，半给于外。故后世藏古家，亦罕见有得全具者。养老获此，岂非金石奇缘耶!属刻是石，为识缘起如此。十月十三日。仓石吴俊卿。第四行虎下夺符字。昌石为石尊者改作是印，属冰铁记。” 韩国黄相喜先生认为，这方印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吴昌硕为闵泳翊所刻的印章。而且，其边款是王冰铁所刻。因此，这方印既是吴、闵珍贵友谊的象征，也是“江南二铁”友好合作的真实记录。 从以上资料记载可知，郑文焯与苦铁、冰铁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并为这“江南二铁”的声名远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三题，折射出清代吴门篆刻史中文人士大夫对篆刻艺术的雅好。历来文人总是以文为尚，视篆刻为余事，故而晚明以前的职业刻印者极少受到历史的眷顾，即使有，也多是生卒年不详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文士也摒弃成见，从而躬身印事或乐意与印人交游，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篆刻艺术才得以跻身于高雅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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