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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到哈尔滨的《教学研究》，是在大约三十年前。它扩大了我的视野，帮助我提高了教学效果。我一册一册地珍藏着，后来调到外地工作，也还是把它带在身边。直到文革时期要追查我究竟写了多少毒草文章，而把我保存的报刊杂志抄走的时候，它才跟我分了手。每当想起它，想起那白底红字、朴素大方的封面，我常常涌起一种亲切的怀念良师益友的感情。 记得那时《教学研究》正在开展关于“语文规律”的讨论。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讨论。那意义主要并不在于讨论的成果如何，而在于它讨论的是语文规律。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在音韵、训访、文字三个领域的研究曾经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语法——组词成句的规律方面，对比起来却不免黯然失色。古人很讲究写文章，探讨写文章的论著数不胜数，可惜大多是谈“气”谈“势”，讲“风骨”讲“神思”，虚无缥缈，令人难以索解。西晋的陆机在《文赋》里提到“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这无疑接触到遣词造句的问题了，可是接下去并不谈如何“按部”，怎样“就班”，却讲什么“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总之，古人并没有一套科学的语法描写，使人能够按照语法规律迅速地掌握和准确地驾驭语言。千百年来，学习写作只能靠不断地诵读，这叫做“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至于高下如何，则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为写好文章付出的代价，至少是十年寒窗，甚至是老死牖下。直到清末，才有一位有识之士马建忠决心来改变这种状况。他到过西方，发现“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末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元不明习”，但是“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因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这原因并非中文难学，而是“西方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于是他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写成了一部中闷最早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在1898年出版。这部著作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缺点，但是缺点再严重也埋没不了它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它第一次为解决阅读写作问题而系统地揭示了古汉语中的“语文规律”。遗憾的是，从《马氏文通》问世到全国解放、这整整半个世纪里，语法研究虽有长足的发展，但在语文教学中真正运用语法知识来提高教学效果的，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远在三十年前，《教学研究》为了用科学方法来改进语文教学而开展语文规律的讨论，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 建国之初，由于党中央重视语言教育， 《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了社论，一下子掀起了语文学习的高潮。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进，逐渐加强了语言教育的比重。发展的结果便是1955—1957年中学语(汉语)文(文学)的分科。这种措施的得失如何，因为实践的时间太短，这里不去说它。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循序渐进地给孩子们一些比较系统的语言知识，变“神而明之”为有规律可循，这应该是一个进步，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形式主义的倒退。 但是，从五八年教育战线“拔白旗”开始，语文教学就向“左”倾斜下去，而且角度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急。以后几年的“文”与“道”的讨论，使语文课不停地向政治课靠拢。有人主张：“道”本身就包含着“文”，有了“道”自然也就有了“文”，决不许语文跟政治闹独立!这是一种潜伏着杀机的“论点”，它的背后是高高举起的棍子。结果当然是“舆论一律”。在以后的十年浩劫中，语文教学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何止语文教学，整个教育事业已经是不绝如缕。青少年除了学得一些假大空的帮八股滥调之外，腹内空空，一无所有，中学毕业而不能读报、不能写信的，大有人在。目睹斯文沦丧，广大教师谁不忧心如焚! 灾难终于过去，现在可以真正自由地探讨语文教学问题了：回顾过去，为的是今天。只要稍加搜索，就会发现今天也还有“左”的阴影在明明暗暗地挡着我们。新编语文教材在选篇上小心翼翼，突出“思想教育”，不敢以“文”为主，可能就是由于害怕那“左”的阴风有一天会再度猛扑过来。如果不把思想教育简单地看作政治说教的同义语，那么任何一个学科都有思想教育的任务。语文更不能例外，但是必须寓“道”于“文”，于潜移默化中获得思想教育的效果。令人昏昏欲睡的说教，应该毫不犹豫地从教材中汰除出去。语文课同数学、物理等课程一样，有它自己的任务，从前有人提过，叫做“读书，识字。写文章”，看来还应该加上多年来被人忽略的一项，就是口头表达的训练。 如何完成这些任务?说来话长，需要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来总结。这里只根据自己的体会冒昧地提出一点：努力探索科学的方法，决不再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老路。近来有一种“多读，熟读”的主张，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把这个任务放在每周几节的课堂上来完成，怕办不到。听说有的老师只通过师生问答就能在一节课内讲完很长的一篇文章。这种办法恐怕值得研究。多和熟需要时间，靠课堂上那点时间是绝对不够的。课堂上应当强调精——精读精讲，争取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效果。从前朱自清、叶圣陶诸先生写过《精读指导举隅》，记得读后真是豁然开朗。精，就要抓住规律性的东西。孔夫子讲，“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责怪学生，我们却要反躬自问，何以会“不以三隅反”?大概是讲得不精，没有把规律性的东西交给学生。 什么是规律性的东西?拿语文课中的语言教学来说，应该是语法。确切地掌握住虚词的用法以及组词成句的规律，对于提高阅读写作的能力大有益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讲的这套语法对指导语言实践并不十分管用。当年刘半农嘲笑《马氏文通》“可以引导通得文义的人去看古书，但他决不能教会一个不通文义的人写一张纸条”。这话虽近于抬杠(因为《文通》讲的本来就是古文)，但要求语法必须能指导写作却是正确的。今天讲语法一定要有实用价值，不然便是浪费。要求有一部好的“学校语法”(也叫“规范语法”)的呼声已经喊了许多年，却至今未能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近来常常想，可能就是广大的语文教师没有投入“学校语法”的研究中来。这种研究如能引起在第一线的教师同志重视，肯于深入钻研，必将使这项工作大大改观。专门从事语法研究的语法学家，毕竟并不直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什么东西对青年更有用，怎样讲对学生更有效果，我们教师大概更有发言权。在结束这篇地地道道的“漫”谈的时候，我热切地希望同行们深人地研究语文教学的规律，特别要把研究“学校语法”的责任肩负起来。 (哈尔滨《教学研究》197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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