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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时期到1955年，白话文中的结构助词de，大抵有四种写法：的、底、地、得。这四种写法，应当说大体上是有分工的，但分工并不明确，并不严格，也没有“深入人心”。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大家尊为“语言大师”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那几十年里所写的作品，就不难发现，de的写法没有公认的可以遵循的标准。  1956年，教育部正式推行《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中学语文课开始重视语法教学。大凡1956年至1986年这三十年间的中学生都知道，“的”是定语的标记，“地”是状语的标记，“得”是补语的标记。但这一说法1984年出现变化。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以下简称《提要》）公布。《提要》是在《暂拟》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修订的内容之一便是把结构助词“的”和“地”合二为一，都写成“的”。这项重大的变动，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1987年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正式推行。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有关方面又提出“一纲多本”（统一的教学大纲，多种多样的课本）的口号。于是“诸侯”纷起，全国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超过十套。其中有的讲一点语法，有的“淡化语法”；有的继续贯彻“的”和“地”合二为一，有的根本避而不谈。其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的”和“地”的使用十分混乱，让人莫衷一是。 以上是“的”“地”使用情况的一个简单回顾。实际上，几次变动都是事出有因的。《暂拟》规定“定语后用'的’，状语后用'地’，补语前用'得’”，看似标准明确划一，可是执行起来问题多多，矛盾多多。几年后，第一个建议将结构助词“的”和“地”合二为一，一律写作“的”的，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吕先生在1965年的中华函授学校“语文学习讲座”中就提出了“的”“地”合并的主张（参见商务印书馆《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四）》第180页）。1981年，他又在《语文学习》第3期上重申这个主张。为什么要合二为一？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是为了帮助解决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小而顽固的问题。什么地方要用“的”，什么地方要用“地”，学生弄不清，常常用错，学生头痛，老师更头痛。如果两者合一，这个矛盾随之解决。第二，吕先生认为“的”和“地”的分工是从“五四”开始的，主要是由于翻译上的需要。而在汉语里，“的”和“地”并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那么文字上也就没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1980年到1984年，也就是在反思《暂拟》、拟订《提要》、颁布《提要》的过程中，《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以及《北京晚报》等报刊都曾先后发表文章，热烈地讨论吕先生的倡议。当时，赞成合并的人很多。不过，反对合并的人也不少。比如《语文学习》1982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列举了若干语言实例，证明“的”和“地”确实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并且指出，分工是汉语书面语言发展的客观需要，若将二者合而为一，则是一种倒退。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鉴于语文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提要》采取了慎重而灵活的态度。在《提要》的末尾，加了一个“注”：这里不区分“的”“地”，都用“的”。过去曾经不分，并未引起混乱，而通行的分写办法在教学上不无困难，事实上也确有疑难情况，所以根据许多教师的建议，提倡不分。但是目前报刊文章和许多著作中大都是分写的（虽然分得不妥当的屡见不鲜），因此不作硬性规定，愿意分写的尽管分写，只要分得对就行（定语用“的”，状语用“地”）。 《提要》的“注”告诉我们：①提倡不分；②愿意分写的尽管分写，分写的标准是——定语用“的”，状语用“地”。然而，人们要问：定语用“的”，状语用“地”，这个标准靠得住吗？在这一点上，《提要》重蹈了《暂拟》的覆辙。状语有两类：动词前边的状语，带de的话，大都用“地”；形容词前边的状语，带de的话，却未必用“地”。在现今的书面语言中，“状语＋de＋形容词”当中的de，写“的”与写“地”，势均力敌，尚未“约定俗成”，成为一统。比如“天也是这样de黑，也是这样de冷”，其中两个de，大概不能说非用“地”不可，也不能说非用“的”不可吧？即使“状语＋de＋动词”当中的de，也不是个个都得写成“地”的。比如：“他真地来了。”“总地说来，今年的物价稳中有降。”乍一看，完全符合状语用“地”的要求，可是多数人都会感到很不习惯，只有把“真地”改为“真的”，“总地”改为“总的”才合适。  任何语法规律都要从语言实践当中归纳出来，才有科学性，才有可行性。强扭的瓜不甜！当前，广大教学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应该怎么对待“的”“地”的用法呢？笔者个人的意见是：第一，愿意分，愿意合，“悉听尊便”，不宜硬性规定，更不宜横加指责。第二，如果“合”，一律写“的”。第三，如果“分”，定语写“的”，完全可行，而状语则要充分考虑语言习惯，不能死扣“状语用'地’”这一条。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0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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