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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婚姻市场逐渐开放，婚姻观念日益多元化，青年男女的婚配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自己认识”的自主婚配模式日益普遍(Nancye. Riley，1994：791-803；徐安琪，1997a：44-48；叶文振，1997：35-40；田晓虹，2001：99-101；徐安琪、李煜，2004：14-23；叶妍、叶文振，2005：46-52)。大部分城市居民基本上走出了父母之命的传统，半数以上的人能够依据自己的意见选择配偶(徐安琪，1997b：21-27；Parish & Whyte，1978：64；阎云翔，2009：70-71)。青年男女自主婚配模式比重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都市中产阶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陆学艺，2002：23-25；张宛丽，2002：85-94；周晓虹，2005：47-48；李培林、张翼，2008：1-19)，城市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也出现了急剧变迁。中国城市化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通过教育和就业实现向城市的流动，城市新移民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多，其中绝大多数城市新移民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年才俊，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户籍身份(吴晓刚，2007：38-65；林易，2010：88-108)。 大量农村男性精英也即网络上俗称的“凤凰男”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不仅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婚姻市场和都市青年人群的家庭生活。一项在青岛关于夫妻婚前双方父母社会地位的研究也表明，1996年配偶双方中女方父母社会地位高的比例为12.8％，2006年的比例为9.4％(王回澜，2007：28-36)。可见，城市“80后”青年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男青年和出生城市的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组建的家庭，这种女性职业能力低于男性，而家庭地位高于男性的城乡婚配模式，就是网络上俗称的80后“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也即本文所研究的错位婚姻模式。无论是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还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故事都直指80后“凤凰男”和“孔雀女”所在家庭中的矛盾以及冲突，为什么“凤凰男”透过个人努力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却无法避免与城市女性结合后面临的各类家庭矛盾，尤其是在小孩抚养过程中出现的婆媳冲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本文以“凤凰男”和“孔雀女”所在家庭中围绕小孩抚养出现的婆媳冲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背后存在的家庭地位差异和个体地位差异的张力，从而揭示出社会变迁和市场转型对都市错位婚姻家庭的形塑机制。 二、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中国开放的市场和高流动性的社会扩大了当代青年男女的择偶半径和择偶范围，各种各样的“婚姻藩篱”被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冲淡，尤其是自致性地位获得成为青年人向上流动的基本动力，社会流动、社会包容和政府不干预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青年男女的择偶模式。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青年才俊与城市青年女性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组建新的家庭，这在客观上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流动和城市婚配家庭模式提供了重要场景。 (一)概念界定 在现代社会，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已深入人心，通过自由恋爱和自主组建婚姻家庭成为都市年轻人群的普遍婚恋模式，但婚姻既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结合，也是男女双方的家庭联姻。 因此家庭关系涉及到男女两性和男女双方的家庭出身，这既包括个体层面的职业能力，又包括父辈的家庭社会地位，通过将个体职业能力和家庭社会地位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建立起个人和家庭出身组合而成的不同婚姻家庭类型。因此，将“凤凰男”和“孔雀女”的个体职业能力和家庭社会地位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得到表1： 按照家庭社会地位和个体职业能力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将男女青年区分为四种类型：家庭地位高和职业能力强、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强、家庭地位高和职业能力弱、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弱。如果将这四种类型的男性和女性互相之间进行通婚，可以得到十六种不同组合的婚配模式(不包括同性婚配，仅指异性婚配)。本文主要研究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强的男性与家庭地位高和职业能力弱的女性所结合的婚配模式。其中，家庭地位和职业能力的概念界定如下： (1)家庭社会地位主要是比较配偶双方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户籍身份。在本文中，家庭社会地位高是指女性父辈居住在城市，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班或从事技术、管理的工作岗位，而家庭社会地位低是指男性的父辈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或外出打工经商。 (2)个体职业能力主要是比较配偶双方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工作岗位和收入水平。在本文中，职业能力强是指那些在权力部门、垄断性企业或大型外资企业上班的男性，他们教育程度较高，多数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多数从事相对较为重要的工作岗位，收入水平也普遍高于所在城市居民的平均数；而女性相应来讲，职业类型、工作岗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比男性要低，尤其是承担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资源的能力要远远低于男性。 因此，从个人职业能力来看，“凤凰男”的职业地位要高于“孔雀女”的职业地位；从家庭社会地位来看，“凤凰男”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要低于“孔雀女”的家庭。这种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较高、个人职业能力较低的城市女性和家庭地位较低、个人职业能力较高的农村男性所组建的家庭即为本文中的错位婚姻家庭。 (二)研究对象 新中国的发展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前的30年，一是改革后的30年，而30年恰好跟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人口学意义上的“代”大致相当，也即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大多数已经结婚生育，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80后青年人群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生长环境、教育经历、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跟他们的父辈具有较大的差异，这同样体现在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上。本文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地点，以广州市80后青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和新移民融入成本最低的特大城市，广州市民的家庭婚姻结构为我们研究错位家庭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场所。 本文的访谈对象包括哺乳期的家庭，小孩在上幼儿园的家庭和小孩已读小学的家庭，并且所有家庭都是婆婆跟年轻夫妇同住，当然有时婆婆也会间歇性离开，但同住时间必须在半年以上。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获得 本文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获得研究资料，在控制行业类型、职业岗位、家庭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婆媳相处时间的基础上，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被访对象。由于大部分被访对象不愿意接受访谈，因此成功的几率不高，并且很多被访对象中途中断，最后成功访谈了5位媳妇和3位婆婆。在访谈过程中，笔者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与媳妇或婆婆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交谈过程中主要倾听媳妇或婆婆的叙述，并且注意媳妇或婆婆所描述的事实和所附带的情绪，并且重点记录了事实性或行为性的资料。此外，在整理访谈资料时会结合所了解的背景资料适当进行调整，从而剔除一些不合理的情绪宣泄和价值判断，保证研究资料尽可能真实可靠。 三、文献回顾 在现代都市社会，“80后”青年白领可以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依然依赖家庭长辈抚养小孩，一方面，从传统道德伦理来看，婆家父母双方(或者父母一方)照顾孙辈既是义务也是责任，在从夫居和儿子养老的文化背景中，公公婆婆(或者公婆一方)帮助儿子抚养小孩是“天经地义”的家庭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化小孩抚养模式并不成熟，再加上对社会的普遍不信任，职业化和高水平的保姆缺失，导致大多数都市白领阶层选择传统的家庭养育子女方式。因此，女性怀孕和小孩出生往往成为错位家庭矛盾和人际冲突的重要导火线。从农村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来看，爷爷奶奶抚养孙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公婆或公婆中一方过来帮助抚养小孩，使得原本简单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婆媳冲突频频出现。徐安琪和叶文振的研究指出，14％的夫妻矛盾是由婆媳等亲属关系引发的，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和广州因婆媳等亲属关系引发的夫妻冲突比例明显高于欠发达的哈尔滨和甘肃(徐安琪、叶文振，2002：254-279)。 婆媳冲突作为家庭内部的人际冲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一直存在。只不过，传统婆媳关系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建立在“婆尊媳卑”的基础上(卓意雯，1993：37)。在传统中国家庭的父权体制下，婆媳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威和冲突性的关系(Hsu，1971：102-105)，“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是这种冲突关系的真实写照。普通女性成长为婆婆可以获得对大家庭的控制权和主导权。沃夫以台北农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子宫家庭”的概念，指出在父系家庭体系下，女性为了巩固在夫家的地位，在生了儿子之后，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控制媳妇，从而巩固自己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Wolf，1972：43-74)。不过，现代工业社会中婆媳之间的权力结构不同于传统社会，媳妇由于女权意识的高涨和两性平等观念的普及，再加上工作机会增加，其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媳妇，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成长起来的媳妇，逐渐发展出现代化自主、主动、坚强与独立的人格特质，同时也更加强调自我的发展(李美枝，1987：3-52；胡幼慧，1995：178)。婆媳关系慢慢朝向扁平化的平等关系发展，而非传统社会中等级化的上下关系，平权主义价值的普及使得都市社会中婆媳冲突的概率大大减少。此外，随着中国传统家庭主轴从纵向的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代内的夫妻和姻缘关系转变(唐灿，2008：1-32)，夫妻关系成为都市核心家庭的主轴，并且现代媳妇既不想附属于男人，也不想再附属于婆婆，传统家庭伦理发展因而逐渐松动，使得婆媳间关系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婆媳冲突比例也日渐下降(林淑玲、蔡易霖，2006：1-12；王留静，2010：58-75)。因此，现代都市社会中平权主义价值观的普及、夫妻关系和姻缘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以及核心家庭比例的增加，大大减缓了婆媳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只有当严守“主从关系”的婆婆碰上了有主见的现代媳妇时，婆媳冲突才会在生活细节中累积愤怒而爆发(孔祥明，1999：57-96)。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子女抚养问题作为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婆媳冲突的重要根源。2008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双面胶》就全面展示了来自东北农村的丈夫和出身上海的妻子所组建的家庭中，由于公公婆婆介入小孩抚养而导致的婆媳冲突最后造成家庭解体的悲剧。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小孩抚养会引发和增加都市家庭内部的婆媳冲突，樊欢欢指出孩子出生会导致夫妻关系出现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双方父母参与孩子抚养而引发的婆媳冲突(樊欢欢，2007：9)，并且城市夫妻因子女发生冲突的明显高于农村(沙吉才，1995：238-262)。 可见，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和家庭变迁，传统意义上的婆媳冲突在不断减少，但是围绕小孩抚养而产生的婆媳冲突成为很多“80后”都市白领普遍面临的难题。因此，围绕小孩抚养而产生的婆媳冲突与“凤凰男”和“孔雀女”所组成的错位家庭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必将产生更大的紧张和冲突，这也是网络和影视作品中大量渲染“城市女不要嫁给农村男”的重要素材。本文将结合实地访谈的资料来理性分析“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围绕小孩抚养所出现的婆媳冲突的产生机制，并试图探讨宏观的结构变迁如何影响“凤凰男”与“孔雀女”家庭中的婆媳冲突。 四、媳妇眼中的婆媳关系与婆婆眼中的婆媳关系 本部分计划利用访谈资料来分析和讨论围绕小孩抚养出现的婆媳冲突现象，分别分析媳妇眼中的婆媳关系与婆婆眼中的婆媳关系。因此，访谈资料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资料是访谈媳妇如何看待婆媳关系，后一部分资料是访问婆婆如何看待婆媳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媳妇眼中的婆婆和婆媳关系 1.小孩定位问题 现代都市社会中的年轻父母重视小孩竞争能力培养，愿意投资为小孩创造向上流动机会，而上一代父母则关注小孩的生存问题，把小孩看作“小大人”和计算抚养成本。 宝宝刚满1岁的时候，我就在“金宝贝”早教中心花1万块钱为我家宝宝报名学习早教培训。36周早教课程要1万块，还不包括开车接送的费用、大人陪同吃饭的费用等等，她(婆婆)认为不值得，太花钱。我每周都要带小孩外出活动，比如逛公园认各种植物，去动物园认各种动物等等，她(婆婆)就觉得太早，小孩看了没有用。其实，不管是培训还是逛公园、动物园都对小孩很有用。为此，我没少跟她(婆婆)闹矛盾，有时候两人在家里几天都不说话。(个案C：吴) 在婆婆眼里，小孩只是作为家庭附属成员，而不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给小孩吃饱穿暖，保证小孩睡好和玩好就行，小孩只是家庭照顾的中心，而不是与父母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出身城市的年轻媳妇倾向于将小孩看作平等的家庭成员，小孩的存在不仅仅属于父母的私 有财产，而是需要参加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父母的责任是在确保小孩生存基础上为他(她)们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及时带小孩体验社会生活和进行情感培训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2.消费理念分歧 上一辈精打细算的消费观、注重积蓄的理财观与都市年轻一代的超前消费观、追求透支享受的理财观严重冲突，并且这种消费观的代际差异渗透到小孩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平时喜欢去正佳、天河城等中高档购物消费中心给宝宝买东西。每次给宝宝买衣服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挑选各种各样的儿童品牌衣服，虽然价格比较贵，但是只要适合宝宝的，我都会买。可是，我婆婆就不高兴了，总喜欢唠叨，说就这么点布料，要那么贵，还不如她在菜市场买的好，既耐洗又耐穿。(个案A：李) 在小孩日常消费过程中，城市媳妇受消费主义影响较深，注重品味和偏好品牌，在小孩的吃穿上也不例外，较高水平的消费理念可以提升小孩的消费品味。而农村婆婆注重里子而不看重表面，认为小孩作为纯粹消费者，应该节俭和省钱，过多注重品牌消费等同于浪费金钱。 3.生活方式冲突 生活习惯与生活理念的冲突贯穿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家庭生活细节的意见不统一经过长期积累逐渐演变成无法调节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阶层地位差异的冲突，婆婆由于农村生活的落后而盲从城市生活，媳妇面对城市的现实而崇尚健康生活。 广州的天气比较湿热，人很容易上火。在一日三餐做饭时，我喜欢少油、清淡和无味精，而婆婆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多油、辣味重和味精多，跟她讲过很多次了，可是婆婆总是忘记，当提醒婆婆的时候，婆婆总是说“事情太多，疏忽了”。其实，小孩的饮食习惯在3岁之内就形成了，跟着婆婆吃这样口味的菜，我总觉得对宝宝的身体不太好，可我要上班，有时候是照顾不来，提醒次数多了，积怨却深了，关系也就很难处理了。(个案B：侯) 婆婆作为农民阶层，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固有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带有农民阶层的特征，而媳妇作为市民阶层，城市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与农村居民存在较大差异。表面上来看，城市媳妇和农村婆婆因为生活习惯不匹配，实质上却是阶层差异不可调和，也是城乡现代化程度差异太大的结果。 4.代际看重父辈显在的资源，代内看重丈夫潜在的能力，而来自农村地区的“凤凰男”只具备个体潜在的能力而缺乏显在的家庭资源，因此都市媳妇家庭与农村婆婆家庭相遇时，冲突一触即发。 其实，我跟我老公之间还算般配，我跟他是同一个大学并且是同一个专业毕业的，他比我高一个年级，论辈分看，他是我师兄。就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来看，我老公在广州都算可以的！可就是跟婆婆没法相处。以前两个人过日子的时候都挺开心的，自从有小孩之后，我跟我老公都要上班，我爸妈又没有退休，婆婆就过来帮我们带小孩。自从婆婆过来之后，我跟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没有消停过，主要是她家跟我家的差距太大了。我父母从买房到带小孩，都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买房给了我五十多万，带小孩从来不花我一分钱，可他父母买房没有出一分钱，带小孩说是帮我们的忙，可钱都是我们出的。(个案E：徐) 在城市媳妇看来，她嫁给的是丈夫而不是丈夫的家庭，丈夫的出身家庭只不过是另一个家庭，而在婆婆眼里，“孔雀女”嫁给自己的儿子，她就是自己家的儿媳妇，在自己家庭内，儿媳妇有义务赡养自己。从家庭出身来看，城市媳妇的父辈为其家庭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而农村婆婆的家庭为其家庭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和责任，这种“一进一出”的关系自然对婆媳之间的相处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5.媳妇眼中的平权家务劳动分配模式和婆婆心日中的“女主内”家务劳动模式造成婆媳两人在家务劳动分配上长期存在冲突。 周末在家的时候，经常因为做家务而闹矛盾。周末刚好老公在家，我经常半命令半撒娇地要求老公多做家务，要多疼老婆。可婆婆就不乐意了，她每次见我命令我老公干家务的时候，就自己抢着干，生怕累着自己的儿子。好像我是外人，应该多做家务，她儿子工作很辛苦，周末理应在家里休息似的。其实，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都跟我老公分摊家务，有时候老公做的更多些，但婆婆来了就不乐意了，她总觉得我应该多做家务。我才不干呢！(个案D：罗)。 现代都市社会中家务劳动的平权模式非常普及，做家务不再是女性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在农村婆婆看来，媳妇在家做家务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城市社会中长大的“孔雀女”从小到大就受到父母的庇护，再加上受男女平等主义的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期望自己的丈夫与自己共同分担家务劳动，这种关于家务劳动分配的代际观念差异和行为差异自然会严重干扰婆媳之间的正常相处。 (二)婆婆眼中的媳妇和婆媳关系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倾听了很多媳妇拼命“倒苦水”，数落婆婆的不是，因此，笔者也尝试着去访谈婆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婆婆的访问都不太成功，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交往，笔者最终成功访问到了3位婆婆，她们分别是个案A、个案D和个案E的婆婆。 1.孝道的衰落与婆婆的家庭边缘性角色 以前我儿子在家里的时候很孝顺我，现在娶媳妇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媳妇不是对我不好，她给我买衣服，带我出去玩，但总觉得不如在家里自在。我的儿子是我带大的，并且考上了名牌大学，我儿媳妇老说我带孙子的时候，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好像她什么都是对的！她(儿媳妇)有时候做事太过分，老指挥我干这干那的！(个案A的婆婆) 笔者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较有意思的现象，能够培养出比较优秀儿子的农村婆婆通常性格比较坚强，在处理事情上也比较干练。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强大的市场力量双重冲击下，来自农村地区的婆婆显然存在诸多不适应，她们只能复制传统的生活经历和利用曾经的生活经验来解决在城市生活中遭遇的问题，这与“孔雀女”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存在严重的冲突，她们依据市场的理性“对事不对人”与婆婆依据乡土情感和“面子观念”的行事方式严重对立，据此，婆婆认为媳妇不孝和不尊重长辈，心中的怨恨在不断累积，不满情绪的增加进一步恶化了婆媳关系，造成婆媳关系的恶性循环。 2.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冲击改变了家庭生活的主轴，也改变了 婆媳关系 现在在广州生活真不容易，他们两口子(指自己的儿子跟儿媳妇)再加上一个小孩生活，每月的生活支出都在一万块以上(主要包括房贷、生活费和小孩抚养费)，不像我当年，我跟他父亲拉扯大4个小孩一年的开支都不到一千块，我儿子赚钱辛苦呀！现在一谈小孩教育就是讲花钱，就是要去哪里逛公园，去上什么早教班，上什么幼儿园，贵得很！哪有什么小孩的教育，就是如何花钱，想着法子花钱。我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婆，也没有钱，只能听媳妇的，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个案D的婆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中国都市家庭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都市家庭的权力格局。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采用科学抚养方法来培养小孩，从小培养小孩全方位的能力和素养，但科学抚养的代价和成本都较高，这与农村婆婆节俭的小孩培养观相差甚远。可是城市生活的高房价和多样化的成本支出又导致没有收入能力的农村婆婆的“话语权”缺失，因此，在“土地财政”造就的高房价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冲击下，纵向的婆婆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被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婆媳关系逐渐变得日益扁平化，婆婆权威的丧失也就顺理成章。 3.婆婆认可“从夫居”和养儿防老观念，这有别于崇尚平权主义的都市媳妇 小徐(指儿媳妇)跟我儿子结婚后，(我儿子)越来越没有主见了，什么事情都要跟小徐商量，家里购置什么东西，哪些地方都要花钱，都是夫妻俩商量。我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老头子(指被访谈的丈夫)决定，他赚钱养家，我自然要听他的。我们两个人把儿子养大不容易，儿子以后就是我的依靠，小徐是嫁给我的儿子，不是我儿子嫁给小徐，可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媳妇的，我怎么放心得下呢！小孩的教育、小孩的抚养，我们老人家都说不上话。(个案E的婆婆) 城乡分割不仅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塑造了看待代际关系的不同观点。在婆婆眼里，养儿防老，儿子不仅跟自己是一家人，而且也是自己今后养老的基本保障。在很多城市女性看来，父母的责任不在于向子女索取，而是给小孩投资，为小孩向上流动创造机会。因此，婆婆需要儿子反哺的代际观念与崇尚平权主义的城市女性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种价值冲突不仅受制于代际差异，更主要的是城乡分割背景下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所塑造的。 总之，城市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凤凰男”从农村流入城市改变了个体的命运和生活，“孔雀女”通过自由恋爱与“凤凰男”组建家庭符合现代社会的自由选择价值，小孩的出生及其衍生出来的抚养问题改变了原本简单与和谐的夫妻关系，围绕小孩抚养衍生出了大量的人际冲突和家庭矛盾，这些看似简单的矛盾和冲突虽不涉及暴力和流血事件，实际上却折射出国家因素和市场力量对家庭发展和个体行为的影响，作为现代角色的都市媳妇和作为传统势力的农村婆婆因为国家变革和市场转型同住一个家庭，也因为国家因素和市场力量的塑造和干扰而面临着各种行为冲突、观念冲突、价值冲突和心理冲突等等，最终交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网络上关于“孔雀女”和“凤凰男”家庭矛盾的热论。 五、国家、市场与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多数的家庭矛盾和婆媳冲突都根源于物质短缺和生活贫困，但是简单的物质短缺论并不足以解释都市社会中“80后”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婆媳冲突。此外，西方学者提出的和谐论和冲突论也不足以解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中“80后”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与夫妻关系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小孩的出生确实稳定和巩固了夫妻关系，笔者的观察显示，即使很多被访妻子有再多怨言和不满，她们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丈夫和小孩；另一方面，小孩的抚养问题又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围绕小孩抚养和教育问题，婆婆和媳妇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因此，简单地讨论小孩出生和小孩抚养对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都具有局限性。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政府与发达的市场并存，国家力量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也影响了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今天中国都市社会中婆媳矛盾并不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婆媳矛盾的历史重现，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人际关系冲突，而是受制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而呈现出的家庭现象，是国家力量和市场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 首先，国家的制度倾斜塑造了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生活逻辑和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居民代际之间的独立、平等的生活方式逐渐建立，而农村父母依赖子女养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仍在延续，导致农村婆婆和城市媳妇在小孩抚养上严重的价值冲突。 一直以来中国就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城乡差异和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区隔。“城市中心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大量的资源和力量向城市倾斜，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方式赋予了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的制度性倾斜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在差异巨大的两种社会环境中，并且这种差异的生活环境塑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完全不同的家庭价值和子女教育观， 出生农村的“凤凰男”肩负着家庭的希望和改变个人命运的双重使命，从“凤凰男”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必然承担着反哺家庭和回馈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他既是父母的家庭成员，又是自己家庭的成员，这是“凤凰男”的基本责任结构。而国家的制度性倾斜使得农村的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处在短缺状态，公共养老体系尚未建立，市场化养老方式成本太高，依靠子女养老尤其是儿子养老是大多数农民的朴素愿望，也是最可靠的选择。 出生城市的“孔雀女”则不同于出生农村的“凤凰男”，在城市社会平等主义价值的影响下，具有稳定工作的父母和崇尚独立主义的子女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不紧密。在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下，大多数城市父母并不将自己的养老交给后代负责，而是依靠国家养老和制度养老，他们对子女的物质反馈渴求自然就比较低。父母较低的养老回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孔雀女”的养老责任观和改变了她们对待子代反哺家庭、回馈父母的传统养老观的态度。此外，大多数城市“80后”在独生子女家庭中长大，不仅不需要承担养老责任，而且不像农村多子女家庭需要承担支持兄弟姐妹的责任，这使得大多数“孔雀女”的家庭价值中缺乏互助感，这与“凤凰男”需要过多承担家庭保障形成强烈的对比。 因此，在小孩抚养的过程中，城市出生的媳妇秉持平等主义价值，小孩不仅仅作为家庭成员，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竞争，抚养小孩的目的是为后代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小孩进行投资本质上 是培养小孩的公共品格和社会竞争意识；来自农村的婆婆视小孩为自己的私人产品和家庭成员，将小孩视为“小大人”，在小孩抚养方面精于成本计算，重视在小孩抚养方面节省成本，从家庭利益来考虑小孩的成长行为，忽视了小孩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因此，城市媳妇培养小孩向上流动的抚养价值和农村婆婆将小孩当做“小大人”来培养的模式存在严重冲突，这种价值冲突又根植于“城乡二元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逻辑，本质上却是国家力量和制度性资源在城乡社会中的不均衡分布而造成的。 其次，市场瓦解了传统孝道，也改变了反哺式隔代养老观，促成了都市社会平等主义的扁平化代际关系的建立，这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婆媳关系本质上属于等级关系，在从夫居的大家庭里面，媳妇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内部平等的人际关系逐渐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不断下降。市场边界的不断拓展和居民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为个体摆脱家庭的资源约束和利益整合提供了条件，家庭不再是个体唯一的、可获得生存资源和情感支持的单位，这在间接上瓦解了父母的权威和家庭对个体的吸引力。此外，家庭权力的重组和具有高学历、更加适应市场社会的青年人群在与上一辈的权力博弈中处在上风，进而破坏了长期以来建立在家庭整体主义基础上的父代和子代关系，也影响了一直传承下来的反哺式隔代养老观。具有强烈个人主义价值观的“80后”青年人群逐渐建立了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代际关系的平等化，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传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的衰落。 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幼教产业的发达，削弱了婆婆在小孩抚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使得在现代化城市社会中长大的都市媳妇掌握了小孩抚养上的话语权，而都市媳妇深受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大多数都市媳妇不再恪守传统家庭价值中传承至今的等级关系，她们更多的是依据平等主义原则来与婆婆交往，而恪守男权主义原则的婆婆则希望媳妇依附男性和家庭，从而造成了都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强烈的价值冲突，两代人的价值冲突进而通过日常生活中小孩抚养的具体事件得以展现。可见，都市媳妇与农村婆婆之间的婆媳冲突本质上是因为市场力量改变了代际关系而导致的价值冲突，而政府主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加大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这就使得代际差异和城乡差异叠加在一起扩大了都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的行为差异和价值取向，造成了都市社会中城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持续的、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 再次，多元化社会和市场转型促成了个人主义利益观的流行，“80后”青年人群遵循个体主义的“就事论事”家庭价值与上一辈恪守统合主义的“夫权至上”家庭价值存在明显的代际冲突。 国家权力的收缩和市场转型促成了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也加速了农村人口向都市社会的流动，改变了中国人口的阶层结构和社会分布，因此，都市社会中出现了大量家庭地位高、个人地位低的都市女性和家庭地位低、个人地位高的农村男性之间的结合，这种错位家庭婚姻既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影响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在传统的强国家和弱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婆婆恪守统合主义的家庭价值，她们骨子里都会坚守“男权至上”，视已婚儿子为自己家庭的成员，将自己的家庭和儿子建立的家庭当作一个家庭，而将媳妇当作夫权体系下的家庭成员。 在现代强国家和强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都市媳妇，她们从小就受到都市平等主义的洗礼，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家庭的独立性，看重核心家庭，而忽视联合家庭，在核心家庭内部，她们更多按照平等主义逻辑来对待自己的小孩以及上一代。因此，媳妇信奉的平等主义和婆婆恪守的等级主义在家庭内部的小孩抚养上经常发生冲突，年轻的“80后”媳妇在平等主义价值指导下，喜欢“就事论事”，这是一种具体的个人主义利益观；而农村婆婆则在统合主义影响下，强调夫权至上，这是一种模糊的团体主义利益观。因此，两种不同传统、不同逻辑的代际价值进行互动时，冲突和矛盾也就无法避免。 总之，“80后”家庭中围绕小孩抚养而产生的婆媳冲突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历程，这是一种暂时性冲突，也是一种代际价值更替的紧张，这既是中国社会变迁导致的产物，也是当代都市家庭适应社会环境而演化的结果。都市社会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本质上并不因为小孩出生家庭人口结构改变所致，而是国家变迁和市场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地区的缺位使得农村居民普遍依赖子女养老，农村父母供养小孩读书暗含着强烈的“养儿防老”思想，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达大大缓解了城市子女赡养父母的顾虑，城市父母供养小孩普遍期望为小孩创造向上流动机会，因此，国家力量和公共产品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分布间接地加剧了农村“凤凰男”的养老负担和降低了城市“孔雀女”的养老责任，从而导致同一家庭内部代内和代际之间不同的家庭价值的冲突；另一方面，市场力量造就了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扁平化关系，婆媳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强大的市场力量冲击下迅速瓦解，而新的适应现代市场社会的扁平化的婆媳关系尚未建立，婆婆和媳妇在变动的婆媳关系中都无法准确进行自我定位和关系界定，媳妇占据市场优势，婆婆依赖道德高地，遵循不同规则的两代人在处理同一类型家庭问题时必然会面临严重的价值紧张和行为冲突。 无论怎么说，国家变迁和市场转型造就了后天的姻缘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但这不意味着先天的家庭代际关系可以忽略，“凤凰男”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向上流动，但他无法改变出身农村家庭的社会地位的事实，“孔雀女”选择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凤凰男”，但她不得不面临丈夫农村家庭社会地位和其出身城市家庭社会地位存在较大社会差距的矛盾，因此个体社会地位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不对称严重影响了“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凤凰男”自致性的高职业地位与先赋性的低家庭出身地位无法割裂，转型社会过程中“凤凰男”自致性个体社会地位和先赋性家庭社会地位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决定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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