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是一篇考察性的游记。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夏天，苏轼送长子苏迈赴任汝州的旅途中。文章通过记叙作者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说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必须“目见耳闻”，切忌主观臆断的道理。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是为因事说理的千古名篇。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骊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fú）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钟者。侍僧使小童扶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kōng）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hú），闻人声亦惊起，磔磔(zhé)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guàn)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zēng)吰（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此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ǎn)坎镗(tāng)鞳(tà)之声，与向之噌吰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骊元之所见闻，殆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骊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本文记叙作者夜游石钟山的情景，通过实地考察，探究出山名的由来，说明凡事不可轻信传说或妄加臆断，而要注重“目见耳闻”，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作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认真对待问题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的求实精神，无疑是可取的。但应当指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仍不免带有主观片面性。后来考察石钟山的人认为，石钟山之所以得名，是由于石钟山有容纳数百人的大溶洞，而山形又似覆盖的钟，这种说法也许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一篇通过记游来发表议论的别开生面的文章，它既有记叙文写景状物形象生动的特点，又有议论文剖析事理，探讨问题的性质。它善于把记叙和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时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有时在叙事的基础上阐发议论，有时则夹叙夹议，叙议融为一体；议论因叙事而显得有理有力，叙事因议论而得以深化升华，使文章既有感染力，又富有说服力。作品的语言也很精练生动，写景则绘形绘色，形象逼真，使人仿佛亲临其境；论理则用词精当，轻重有别，极有分寸，能准确鲜明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感情。全文前后照应，首尾贯通；层次井然，脉络分明；布局谋篇，极为细致周密，结构十分严谨。
61、《留侯论》 苏轼
《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荆轲，聶政之计，以侥幸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创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留侯论》译文
在古代称得上豪杰之士的人，一定具有超越常人的气度和节操。普通人遇到了难以忍受的事情时，就会拨出剑来，冲上去捞斗，这算不上真正的勇敢。天下有大智大勇的人，对于意外事件的突然降临一点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对他加以侮辱能够不被激怒，这就是因为他的抱负十分宏大，志向特别高远的缘故。
张良在圮上接受一位老人赠兵书的传说，这件事确实太怪诞不经了。那怎么能知道不是秦代隐居的君子，特意出来考验张良的呢？看他们各自都有不便道破的深意，是有大智者在相互进行着揣摩和试探。世俗之见把圮上老人看作鬼神本来就已经错了，还把老人的用意看作是向张良授书就更不对了。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处在强盛的时候，秦国用刀、锯、鼎、镬等种种酷刑，来对付天下有才能的人。平白无故道到杀戮的人，真是难以计其数。那时即使有古代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本领。像秦始皇那样施行严刑峻法非常急切的人，他的锋芒的确势不可挡，但是等到他疲惫的时候却有机可乘。然而少年张良却不能忍耐一时的激愤，想用个人的力量，在一次阻击之中逞强。张良虽然侥幸没有死，但实际上生死之间连一根头发也容不下，那是何等危险呵！贵族子弟，不愿死于盗贼之中，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懂得生命的可贵，不屑于在同盗贼相斗中死去。像张良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去深谋远虑，却只想采用荆轲与聂政那样行刺的小计谋，企图在侥幸中保存性命，这正是圮上那位老人为他感到深深惋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老人才故意在他面前摆出高傲无礼的姿态，让他受到狠狠地刺激，如果能够忍受下去，他才可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他真的忍受下来了）所以老人才说：“这小子是可以教好的！”
楚庄正在宣公十二年讨伐郑国时，郑襄公曾袒露着上身，牵着羊去迎接他以表示臣服。楚庄王说：“一国之君能这般屈己尊人，他的百姓必定信服他并为他卖命。”于是他下令退兵言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困于会稽山上，被迫带着臣妾到吴国去做人质，在那里整整三年没有流露出任何厌倦与不满。少时张良虽有复仇大志，却不能屈己尊人，这不过是凡夫俗子的勇猛。那位圮上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但担心他缺乏度量，所以才无情地挫伤他那年轻气盛的刚强暴躁的脾气，让他能够忍受那些微不足道的愤怒，而去实现他远大的谋略。圮上老人与张良平生素不相识，突然在荒野相遇，却傲慢地命令张良去替他干奴仆所做的事，而张良却十分坦然地去做了，一点也没有惊诧愤怒的情绪，这就说明张良已经成熟了，秦始皇已经不能惊扰他的谋略而使其盲动，项羽也无法使他激怒而去冒险了。
现在来看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最后刘邦之所以能胜，项羽之所以失败，完全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虽然所向无敌，但他滥用武力任性暴怒终归失败。刘邦却能够忍耐，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等待时机而最后消灭项羽。这完全是张良给他谋划的结果。后来当淮阴侯韩信夺取齐地之后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时，刘邦大怒，立刻从言语和面部表现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还是不善于忍耐，要不是张良及时劝阻他能最终获得胜利么？
司马迁曾想象张良是一位高大奇特的人物，后来才知道他长得相貌和妇人女子一般，觉得相貌与他的志向和气节一定也不相称，其实这正是张良的过人之处。
扇面 苏轼《留侯论》
《留侯论》背景：
北宋嘉佑六年（１０６１年），苏轼２６岁，在京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最后仁宗在崇政殿御试，苏轼入第三等（宋开国以来，入三等者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试前，苏轼献进策、进论各２５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文是进论的第１９篇。
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留侯，指张良，字子房。五世相韩，韩为秦灭，寻秦复仇，破家散金，求得力士沧海，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大索天下十日，弗获，匿迹下邳。后佐高祖定天下，辞官归隐，从赤松子游。史有留侯世家。良为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高祖平定天下，大封功臣，而良无战功。刘邦说：“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良辞不受，后封为“留侯”。留，城名，在今徐州市，有一种说法，具体在今睢宁境内。
本文是一篇进献给皇帝的史论，目的在于应试求官，向考官和皇帝显示才华，所以写作时很用力，是苏轼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之一。
留侯一生事迹很多，可论者不少，作为一篇史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有重点、有所侧重地选择材料，苏轼则是紧紧围绕题旨——“忍”。作者在留侯一生丰富的材料中，只选取了两件最能体现留侯能“忍”的典型材料，一是圯上老人授书教“忍”，一是留侯佐高祖定天下并教之以“忍”。前者是留侯之“忍”的来源，即“得忍”，后者是留侯之“忍”的历史作用，即“用忍”。
63-1、《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苏轼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时所作。这首词以月起兴，与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为基础，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又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词作上片反映执著人生，下片表现善处人生。落笔潇洒，舒卷自如，情与景融，境与思偕，思想深刻而境界高逸，充满哲理，是苏轼词的典范之作。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至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词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