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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一本荐书的文章下面留过言，对里面推荐的钱穆某几本书里“温情”的历史观表示过“无法接受”。记得看过李敖写的《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里一段话：
 李敖的这个观点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钱的一些书，比较通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国史新论》读起来必须小心，钱的书里历史叙述还是可看的，但是对政治学，经济学的论断就明显感情用事，大有问题。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评价钱穆“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 仔细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会发现钱穆仿佛带着很大的怨气在为古代制度辩护（或许是演讲录的缘故）。当然，在那种矫枉过正的疑古氛围下也能理解，钱是对矫枉过正的矫枉过正，作为一本历史著作，让人很难接受。由于独立思考的人总是少数，大部分人看到钱穆的大名鼎鼎，往往以为其说的就是真实，其实书中不少中西对比的结论都是不靠谱的。 比如钱穆在《得失》里一直强调皇权和相权的分立或者说分权是中国非专制统治的证据。这个看法就有很多问题，首先什么是分权，按照政治学的解释：权力分立是国家统治模型的一种，其设计将各种国家公权力分散，不使其集中在单一机关内。所谓三权分立是三种权力互相制衡，平行关系，可是皇权和相权明显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只能说是皇帝的放权，此“分权”和专制对应的“分权”明显不是一个概念，用张君劢的评论就是"其制度之忽此忽彼,其人之忽黜忽陟(如萧何之入狱),皆由君主一人之好恶为之,不能与今日西方国家之内阁总理与文官制相提并论"。钱穆用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来为专制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再比如《得失》里唐代皇帝的命令需要通过中书门下两省下发，如果皇帝私自发出， “斜封墨敕”，这样所封官员被称为斜封官，遭人轻视，钱穆评论是“据此一例，也不能说中国人全无法制观念”。这里就大有可商榷的地方，这种经过中书门下发出命令的规矩算是法制吗？至多只算是祖训，传统而已。书里所说的武则天和中宗都轻松的突破了这个限制，这种近乎道德规范的东西和法制观念做对比真是不知所云。 还有在唐代科举制度那节里，钱穆说“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这真是对人事制度，政治制度没有什么了解，黑白混淆一团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总之，在看钱穆的一些普及类型的书，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国史新论》，对现在的人来说真的是必须谨慎小心的事情，钱穆偏见强烈，且对他反对的制度基本又没有什么了解，在书中又要频繁对比，导致书里的各种评论看着“温情”满满，而又错误百出，对现代人真正了解历史和政治坏处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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