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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陈省生虽然在伯克利的第一年失之交臂，但在第二年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尽管那时我们还没在学术上有过合作。我在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时候在三维几何学上曾经有过一些学术研究，他看过之后说道：“我们可以在多维几何上合作，这个方向非常赞”。所以我们开始了学术合作，共同发表了几篇论文，这就是我们获得陈氏-西蒙斯不变性理论的开始。后来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但我们当时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个数学问题非常有趣，因此加以研究，并未曾想到它还可以用于很多其他领域。我们曾想十年后也许它在物理领域也许会得到应用，但现在它已是普遍规律。比如说，它可以用于凝聚态物理学领域，可以用于高能物理领域，可以用于宇宙学领域。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可以用来干嘛，但是基础数学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领域，你潜心研究这个基础学科的一小个分支，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最后的结局就是，它给其他应用学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麦克斯韦发现了麦克斯韦等式，他就立即被电视曝光出名了吗？肯定没有，他只是对他的领域有强烈的探知欲望。我也是一样，我和陈省生一起研究数学，后来又加入了Jeff Cheeger。我们的成果当时叫做微分因子，现在已经是微分上同调这个学科的基础理论了。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其中有理数和定量数，以及他们到底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的问题，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最后的解决灵感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投入最终有了回报。
后来，公司卖了一部分股权，我也有了一些回报，我父亲拿了大头，我自己也有了一些储蓄。我那些哥大的朋友就说，你既然有钱了，给我们投点资吧。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咋想的，宁愿投资他们也没有把钱拿到美林证券去买股票，我说，那好吧。我那时有个朋友，当时是个数学家，现在是个大宗商品交易员，我觉得他做得不错，所以我就说：“查理，我有点钱，你能帮我们管理吗”他说：“当然可以了，我很乐意”。事实上，那笔钱是他从来都没见过的一大笔钱，他当然很开心啦。我与查理谈好了条件，他的目标是赚取25%的利润（除去费用后净利润率），如果他损失额达到25%时，那就是我们的止损线。当我走出他办公室时，我又想到，如果赚得太多，也得停止交易。他问我什么样才叫赚得太多。我说，如果扣掉给你的佣金，我们还能赚十倍。他当然答应了，毕竟十倍实在是太高了。不过最终他真的赚了很多倍，大概13倍左右，扣掉其他费用，我们大概还是赚了10倍，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完全是靠运气。
不过接下来，我就有点钱了，我还继续做投资，只不过我会紧密地追踪他的投资过程。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投资水平究竟怎样，我说，我来买点书，每个星期我们评估一下投资结果。他说：“这很好啊，我不用费心去关注投资收益了”。所以我就学了一些投资理论，这些思想开始慢慢在我脑中发芽。数学简直使我疯狂。我那时刚刚离婚，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出现裂痕，后来认识了我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我的现任妻子。当时我正在纠结事业上的事实，要不要去投身金融，做个交易员。最后我下定了决心转行。我学习的金融知识开始发挥效用了，拿到了投资人的钱，并且从国家密码局招到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密码破译员。他非常擅长建模，他精通鲍姆韦尔奇算法和EM算法，非常非常聪明的小伙子。我对他说“我们要做大宗商品交易，我们要交易的东西背后都是资金的流动，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完全无规律的，你建个模型来研究它们”。最扣我们一起开发了模型，模型预测的结果很不错。但我们还是根据基本面来进行的交易决策，小伙子跟我说他不喜欢建模，他喜欢基本面预测，比如说看新闻，看股票行情。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没有把模型用起来，那段时间的交易成果也很好。
但是后来发生过惨痛的经验。有时你走进办公室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第二天你走进办公室发现交易失败你又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埋怨自己怎么能这么决策呢，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你的决策并没有规律可循，你只是把手放在空中，试图去感受风是往哪边吹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解释一下这种疯狂。曾经有一次，黄金价格是在持续上涨的，我们与Lenny Baum 达成了一个交易。虽然我是老板，但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账户，我们每人都往自己的账户里买入了黄金。本来这都是独立的交易，我们都想要买黄金，而金价确实也在上涨，从200到300到400到500美元地这么上涨，当金价上涨到500美元的时候，我说：“金价看起来已经到了高位了，我要卖出”。于是我卖了一半仓位。但是Lenny认为我们不知道金价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可能还会到更高的价格。所以他一直持仓，金价继续上涨到600、700 甚至是800美元。那天，我正好与一个股票交易员朋友在聊电话，它是我的股票经纪人。我问他情况怎样，他说：“还行，不过今天早上我的妻子清空了衣柜，把我所有的黄金制成的领带针和袖扣拿去卖了，都是纯金的。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就问：“难道是你家里遇到了财政危机？所以你妻子才去变卖家产？”他说：“因为她是个珠定商，所以她只看短线交易”。我又问他那短期怎么看，他说“你难道不觉得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排队卖黄金吗”。我说：“我是真不知道啊，太感谢了”。我们后来又打了一次电话，那时候的电话是特制的，只要你一拿起话筒，就会直接拨到交易室去。我把Lenny叫到了办公室，拿起电话对他说：“下单卖出黄金”。Lenny死不同意，我说：“我才是老板，把所有黄金仓位都出清”我强迫他在约810美元的价位把黄金卖掉了，他简直都要疯掉了。第二天，金价开盘涨到了830，Lenny很崩溃，他说你看我早说过要涨的。但是下午收盘时，已经跌去了25%，一天就跌到了600美元，而且再也没有反弹。所以，这是一个用常识获胜的例子，如果我没有打电话给经纪人我就不会平仓，最后金价又跌回到200美元了，这只是碰运气赚到的钱。当时只是觉得如果所有人都在卖黄金，那金价怎么可能还要上涨，价格本来就是由供需决定的。
如果我是一个基本面交易者，便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让人很痛苦。所以Jim来我们这里工作了，他是一个著名的代数学家，他对Lenny开发的模型很感兴趣，并且又带来了一个很棒的程序开发员。我们组建了一个更强大的团队，开发了许多模型，Jim向我们证明了这些模型用于商品交易的可行性。于是，我们在基本面交易之外，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量化模型，在八年后，才开始全面使用模型化交易，在这段时间内，模型一直在迭代完善。最终，我们开设了文艺复兴基金。
这是一个伟大的公司，我们叫文艺复兴基金是因为用技术支持交易是前所未有的。我们300人的团队里有90个博士，100%的程序化交易，并且在长期内保持了可观的利润率。现在来了一些数学家，比如埃尔温、亨利劳弗等人，他们加入公司后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家都说，我们这是一家非常神秘的公司，有很多隐秘的程序和工作机制，有很多绝顶聪明的人才，他们不断地想出新的主意并用程序去实现它们。当把这些人才聚集到一起时，我发现我们有了无穷无尽的新想法，并且这些想法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我们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大家所谓的秘密配方其实就是我们公司里这些聪明脑袋。他们都有强大的学术背景，我们能辩别哪些是优秀的科学家，哪些不是。虽然我是数学家，但我们也招聘信息科学家，统计学家，实验物理学家，宇宙航空专家。我们有五个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对数学分析极其专业，而且也用数据做许多实验。总之，是这些优秀的科学家成就了我们。
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计算机人才非常出众，我一天需要运用10T的数学，这些数学都要存储，组织，清洗后才能供专家使用，所以，IT数据系统非常关健，它就像是大气层一样基础而重要。我们的氛围是开放的，大家知道别人都在干嘛，每星期我们召开研究会议，如果你有好的研究成果或者研究有进展，你可以在会议上进行展示。如果大家都赞同这是一个好方向，我们会召开更高级别的会议进行讨论。人们会很小心谨慎但不会偷偷摸摸地私下里组成小团体去做自己的研究。这就是我建立的研究系统，未来我也还将继续坚持。我认为做研究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建立合作机制，每人都能分得一块利润，高层人员每人都有一块自己的业务领域，我们的人才流动性很小，各种策略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测试，这些程序都是每天24小时运行，一周五天到七天。
我们还有一条规则是：人工决策不能优先于电脑程序。没有人能够说“虽然程序化显示决策应该是这样，但我认为不对，应该是那样的etc”。因为没有人能够模拟计算机。人不能够能够历史行为来猜测老板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坚持用数量化交易来指导决策。我在1974年和我妻子玛莉莲赚到了钱，我们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把钱捐献出去。这是一个女性基金会，在她的更衣室，她有一个小箱子放着账单，她虽然拥有统计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并不懂会计学，所以她要学习会计知识，报了一个会计课程夜校。我们的基金会把钱捐献给了社会组织，大学，以及很多其他公益领域。
在2004年，也就是十年前，我们决定基金要专注于基础领域研究，其他领域的捐助要独立于公益基金以外。我们发起了一个对自闭症的研究课题，想要研究清楚自闭症的成因，它需要基因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支持。此外我们也一直支持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David Eisenbud先生帮助我们组织了对各个项目的研究支持计划。前几年我们开设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合作计划，有：由10-50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合作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一个相同的课题。比如其中一项课题是生命的起源，没有得到过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没有支持，全美卫生研究所也没有支持。但这个课题真的很有意思。我们还有个项目叫做“很多电子”，这是一个材料科学的问题，物理学试图去模拟材料中的电子云。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电子通常情况下是互斥的但有时又会混杂结合，这在量子物理学中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要把大规模的电子云模拟出来是非常难的，但这又怎样？这个项目我们依然支持并且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还有个项目是生物海洋学的，研究海洋中无数的微生物细胞的相互作用关系。总之，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复杂而生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可能成为这些研究成果的受益者。
还有人没有得到我们的资助吗？哈哈，没关系，你们都坐在第一排。坐在后面的同志们欢迎坐到前排来，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姑娘们（大笑）。我以后老了还要回归到数学领域的研究中去，在2004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令我们家庭都非常悲痛。在这种人生挫折下，我开始重新考虑数学问题，重新回到头脑完全沉浸在数学中而忽略其他的事情。我当时考虑的问题现在叫做微分上同调。这个问题我以前曾思考过，但现在我开始严肃地研究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德国科学家也在研究相同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了解决思路，但我需要拓朴学知识，所以我又去找了一位朋友，名叫Dennis Sullivan，他是一位优秀的拓朴专家，我们一起合作研究并超越了德国的研究成果。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自从与Dennis合作了几篇文章之后，我又重回数学界了，因此我从文艺复兴基金退休了，大约是2009年，五年前。但我依然是主席，参加每月例会，我的同事们自己也依然把工作进行得非常好，Peter Brown 和 Bob Mercer是20年前从IBM出来的，他们从IBM带来了不少精英份子到文艺复兴基金，现在他们把文艺复兴基金管理得很出色。所以，我的主要精力现在在慈善基金方面。在我们慈善基金投入基础科学的研究部分，我们在纽约有一个“美国数学”项目，John Ewing是项目负责人，他的正式身份是美国数学协会的执行董事。这个项目吸纳了很多非常有竞争力的教师，并且在纽约的城市大学和州立大学给予他们奖励。
几年前我有过相似的演讲，我妻子说：“你应该多演讲，宣传你的价值理念”。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的价值理念是什么，或者说并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我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共有五条原则，所以项目的运行不会脱轨。我们要做原创研究，但有时候，比如说在数学领域，通常来说每个人都在研究一些相同的基本问题，如果你的速度非常快，或许你就会成为优胜者。但是更好的是你去研究一些别人都没有在思考的问题，原创性的、创造性的问题会更加有意义。我现在就与许多人合作，但是我挑的合作伙伴都希望是上述类型的优秀人才。我上述提到的，陈省生，Sullivan，John Ewing，DavidEisenbud等人就是这种杰出人才，他们仅依靠自身的能力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只有和比自己更聪明的人合作才是有益的，这也是我的研究和处世之道。另一条原则就是循美之道，我们都是数学家，我们觉得数学非常美，当发现一种公式的时候，这种美就会成倍地放大。在数学之外，这种审美也是存在的。比如说经营企业或者很好地运营基金。如果所有事情都运行有序，有机地组成一个完美的组织，这也是非常美的。倒数第二条原则是不要放弃。有时候谨慎的判断优于勇猛的决心，坚持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有时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耐心，付出更多的时间来等待收获。如果你坚信某项目标并坚持不移，那我的最后一条原则就是，祈祷更多的好运气。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文章来源于“赣江汇之博译小组”，主译：贞珍）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 西蒙斯：数学、常识和好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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