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辉柄谈当前瓷器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当前瓷器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元瓷的发展与明“三朝”瓷器

李辉柄

我匡陶瓷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在瓷器未发明以前，人们广泛使用的是陶器。瓷器是中国吉代重大的发明之一，是对人类文明史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一向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视。

一、从文献研究到考古发掘阶段的主要收获

近代瓷器研究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文献考据阶段，一为考古调查发掘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根据史部与集部有关陶瓷的文献进行考证，者如《唐六典》、新、旧《唐书》、《茶经》、《全唐诗》等典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陶瓷著录、笔记及方志，如蒋祈的《陶记》、曹昭的《格古要论》、宋应星的《天王开物》、《大清一统志》以及相继出现的《陶说》等等著作进行考证。其特点主要是队文献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故称其为“文献考据”阶段。其代表作是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1)

研究瓷器发展的历史，文献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对于实物资料更要给于充分的重视。实物资料来源于古瓷窑址与古墓葬发掘两个方面。窑址调查与发掘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各窑烧造器物的特征，以便区别窑口(产地)，正确判断它的窑名。墓葬发掘特别是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出土瓷器，可以用来印证古代瓷窑址的时代。从而解决了瓷器的窑口(烧造的地点)与断代问题(烧造的年代)把我国陶瓷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阶段”，为现代瓷学奠定了基础。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志。(2)

从上述“文献考据”阶段发展到“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阶段，是中国陶瓷研究的一大飞跃。作为中国传统工艺领域中的一门重大学科，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既不与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相联系，又没有把传世瓷器与墓葬发掘出土的瓷器年代相印证而停留在文献史料上。瓷器年代的鉴定与窑口的划分是研究瓷器发展史的基础。瓷器窑口的归属是要根据对古代窑址的调查与发掘来判断的。瓷器年代鉴定又是以墓葬(特别是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为标准器，以对它们的排比研究结果为依据的。明、清瓷器的鉴定，由于墓葬很少，带纪年墓葬更不多见，出土瓷器亦罕见，不足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然而明清瓷器多为传世瓷器，带有年款各个朝代躬售誓瓷器出比较多。瓷器上的年款本身既代表了它的所属官窑性质，也代表了它即烧造时代。经过研究归纳，把不同朝代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用“类型学”的方法把它们排比出来，作为明、清瓷器的鉴定的科学“鉴证”。再用这些科学“鉴证”去鉴定不带年款的瓷器与伪款瓷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遵循着这一科学方法，对全国南北各地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重点窑址还进幻了发掘。同时又对全国各地出土的纪年瓷器进行了“类型学”排比，从而为解决瓷器的窑口(产地)与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3)

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用陈万里先生的话说：“这本书的最大毛病，就是采取吃个陈旧瓷书里的内容，因袭着以往的传说，作为正确的史料，几乎成了一科类书。不是一部陶瓷史。”然而它却橐集与代表了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尽管当时集中了全国大专院校以及文博界、考古界的专家和学者编撰而成的，但同样由于受到时代的与所处阶段的局限。从该书的结构与内容上看，它是在注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主要是集中力量对全国古代瓷窑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列墓葬的清理，为中国陶瓷的断源、断代问题提供科学资料。因此，代表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中国陶瓷史》，也只能是为陶瓷研究提供较为详实的资料而已，缺乏中国陶瓷发展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性研究。瓷器是时代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风貌，必然表现在瓷器的发展上。因此，瓷器的研究也不能超越时代及所处阶段的性质与特点。从窑址考古发掘阶段向第三阶段即综合性研究阶段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较为长时间的过渡阶段，其研究内容及其特征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二、过渡期中瓷器研究所具有的特征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与瓷器研究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瓷器研究领域中，已经出现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新局面。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必须要在较为详实的科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陶瓷研究既要继续做好考古发掘资料性工作的同时，又要为进入综合性科学研究阶段创造条件与打下基础。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的重要瓷窑，因各种原因，正式的发掘报告还未发表的，需要继续整理研究撰写出版。例如，目前河南省文物考研究所出版的《宝丰清凉寺汝窑》与《禹县钧台窑》以及《汝窑与张公巷出士瓷器》等书的出版：河北省的《邢窑研究》与《千年邢窑》的出版以及经过多次较全面发掘的定窑，也正在整理编撰中等。多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与发掘了许多重要墓葬，特别是带纪年的墓葬出土的瓷器，是研究判断窑口与鉴定时代的标准器。如内蒙古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瓷器极为重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的出版，对研究定窑白瓷的发展与它在中国陶瓷发展上的地位具有极高的究研究价值等等。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窑址考古发掘阶段中。要完成而尚未能完成的工作，还需要用较长时间去完成它。

第二、在上述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学者们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同时，己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研究课题，进行纵横研究和探讨。如南方的越窑青瓷与龙泉青瓷烧造时代的上下限以及两者的关系：南宋官窑的建立与浙江青瓷发展的关系以及影响：修内司宫窑是否存在：所谓“哥窑”的遗址究竟在哪里：“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有什么不同：“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是在汴京(今开封)还是在新发现的汝窑遗址的宝丰：北宋官窑的建立，对河南地区瓷窑发展的影响如何，等等。一系列综合性的研究课题，现已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土=海博物馆所举办的“哥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杭卅情宋官窑博物馆有关南宋官窑的国际讨论会以及首都博物馆所举行的“青花瓷器起源”问题的国际讨论会等。冯先铭先的《近十年来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朱伯谦先生的《谈南宋官窑》、《龙泉窑青瓷》，沙孟海先生的《南宋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的发表以及《汝窑的发现》、《汝窑的新发现》，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宋代官窑瓷器》都集中反映了在中国瓷器研究领域中，已经出现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发展趋势，考辩了诸多问题。许多综合性专题(或一个瓷窑)的研究也还在逐步深化，如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唐代黄堡窑址”部分已出版)与耀州窑博物铝的建成，南宋郊坛官窑遗址的科学发掘与南宋宫窑博物馆的建成以及近些年来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对明代御窑的发掘，在获得大量明代官窑瓷器的同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展览》与《景德镇珠山出土成化官窑瓷器》等书，从而把明代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中国陶瓷学会，近些年来在年会上所提出来的各种专题研讨等等所取得的成就。出版了数十辑《中国古陶瓷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毕竟是刚刚起步，这一新阶段的到来还需要经历一段较为长时间的发展与打基础的过程。

第三、在瓷窑遗址考古发掘阶段中，对陶瓷发展史上的所谓“缺环”与“空白”，  要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摇。这项工作开展得如何，可以说是关系到能否完美过渡到综合性科学研究阶段的重要环节。因为所谓的“缺环”与“空白”，都是在缺乏考古资料的情况F提出来的，绝不是历史的真实性的反映。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数千年连续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陶瓷的发展也绝对不会与人类社会发展相违是可。以肯定的。

所谓“缺环”，一般学者们指的是元代。因对元代“北方瓷窑的衰落与南方瓷窑的新发展”的主要特征缺乏应有的认识，又受到考古资料的某些局限，因此在研究中就产生了～种“重宋”、“重明”而轻元的偏见。“元瓷少”、“元瓷粗”的概念就由此产生出来。所谓“空白”，指的是明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一朝带官窑年款的瓷器而提出来的。仅管有些资料有所出现，但无椐对它们来加以认识。这也就是长期以来在明代瓷器研究中存在的一大所谓空白的关键所在。“缺环”不应“缺”：“空白”不应“空”，才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鉴于这一观点，所谓的“缺环”与“空白”，一定会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实与，补充。

三、元代瓷器大发展的原因及明“三朝”瓷器的特征

元代瓷器的发展，是北方瓷窑的衰弱与南方瓷窑的新发展为其主要特征的。宋代北方发达的瓷窑由于氏期战争的破坏，大批制瓷工匠南来，南方瓷窑因受战争影响较少，浙江的龙泉与江西的景德镇窑还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十三世纪蒙古的兴起，揭开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一页。元朝帝国征服了欧亚民族，其统治地位横跨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繁荣，海外贸易发达。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公元1324年咀后，元政府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对瓷业的控制也较为松弛，“浮梁瓷局”除生产完成贡品外，还大量烧制青花瓷器出口。景德镇民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处于“民窑著盛”的时期。这种政府的“浮梁瓷局”与民间的瓷业工埸，就成为元代陶瓷业的两种生产体制。这种体制就大大促进了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高岭土的大量运用，瓷石加高岭土即“二元配方”长石瓷土与长石釉瓷器的烧成。对元代瓷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瓷器才能在高温下胎、釉结合良好，更能为各种釉上彩，釉下彩瓷器新品种的出现创造条件与打下基础。

景德镇的青花瓷首先是受到磁日青山釉下行——白地黑云瓷的影响而烧制的。除彩绘原料改用氧化铝外，在绘瓷与釉下行的方法，一级装饰取材，构图的层次，甚至在画法上都可看出两者的关系。元代除了青花与釉里红釉下彩瓷器外，北方金代所流行的红绿彩瓷器以新的面貌在景德镇出现，有的还加上描金十分美丽。元代工匠们又在青花瓷器上加上红绿彩，二次烧成功了“五彩”瓷器。还用各种氧化金属原料绘制图画用烧青花瓷器的方法烧成功釉下“五彩”瓷器。还有在各种颜色釉瓷器上，运用涯线等技法烧制的“珐华彩”与“沥线红绿彩”等各种彩瓷。元代还有许多我们所热知的红釉、兰釉一以及兰釉描金、兰釉地白花、红釉地白花与“桓府釉白瓷等等品种多达数十种之多。元代瓷器新品种，要大大超过任何其它朝代。因为真正长石釉瓷器的出现，为元代景德镇荟苤唐、宋以来全国各大瓷窑的工艺精华，不断孕育、创造出一系列五光十色，美轮美换，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元代这些瓷器新品种创造，都应当是水到渠成的。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上看，恐怕还不能概括得了元代瓷器发展的全貌。为什么元代瓷器有如此巨大的发展，而我们却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没有文献记载；

其二、缺乏发掘出土资料；

其三、传世下来的瓷器也很少。

因此，“缺环”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得出来的“元瓷少”、“元瓷粗”的理念，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元代瓷器发展果真如此吗?用历史真实性的回答是否定的。元代瓷器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元代是中国制瓷技术大聚会的时代，元代景德镇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着天下陶工，充分运用景德镇的优越的制瓷条件，发挥了南北各种制瓷技艺(技术上的)。

第二、元代是高岑土大量运用，真正长石胎长石釉瓷器烧成的时代。青花呈色的好坏除取决于青花原料外，还与胎、釉的质量有一定的关系，使得在高温下胎、釉结台良好，用青料描绘的花纹图案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釉下彩如此，釉上彩瓷器同样起到衬托出美丽的色彩效果而彩釉结合良好，不易脱落(原料上的)。

第三、元代是创造瓷器新品种最多的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所形容的那样：“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创造新时代。

综合起来，元代瓷器的发展，不仅起到了承上肩下的重要作用，而且可以这样讲，它在新的极为优越的条件下，把中国瓷器的发展推进到了一种人们想象不到的“空前绝后”的创造新阶段。所谓“空前”如真正长石胎、釉“二元配方”瓷器的。出现，为各种彩瓷的出现与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青花、釉里红，五彩等瓷器新品种是前朝所没有的：所谓“绝后”如釉下五彩、金彩、银彩以及沥线各种技法所创。新品种，明代或许是因为时尚的原因，技术上的关系，或者由于原材因等问题，却没有把它们继承下来。(4)

元代瓷器，近三十年来出土的瓷器不仅证明，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据此，我们要重新考量元代景德镇瓷器发展，还元代瓷器以历史全貌。正冈为学者们与过去相比有如此大的反差，在事实面前，也就不敢承认元瓷会有如此大量的出土。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有的专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元青花瓷器真品存世量极小，所以鉴定时见到元青花模样的瓷器，不分青红皂自就一律‘枪毙’，这也难免会出现差错。”现实的情况是，有些元瓷被当作工艺品出口了，有些流入国内市场，为收藏家们所收藏。世间有多少元青花?民间有没有元青花瓷器的收藏?就引起了学界与收藏界的极大重视。“空白期”指的是明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过去由于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朝的官窑瓷器而提出来的。但根据文献记载，“三朝”官窑瓷器的生产并没有停止过。据学者们分析，可能是因为生产的瓷器不书写官窑年款而鉴定无据的缘故。然而，“三朝”由于政治上动荡以及外患内讧相继等原因，官窑瓷器的生产陷于衰退的情况，而民窑瓷器的生产却得到空前未有的大发展。现在“三朝”瓷器的大量出土，就是～个证明。其中有些瓷器出自纪年墓中，有些瓷器上还有“三朝”的年款，如“大明正统年制”、“大明景泰年制”、“大明天顺年制”款，但多数瓷器上书的是“大明宣德年制”款。这是“三朝”瓷器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缺环”与“空白”，都应当得到充实与补充，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反映。(5)

四、研究元代瓷器的“误区”必须打破

历史不是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的真实性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元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对元代瓷器的研究，虽然经过了一波三折，人们对元青花瓷器总算有了一些认识而有所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学界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如果这些误区不被打破，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就很难得到历史真实性的效果。近30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加快，大型水库、高速公路、以及高速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进行，动土量要大大超过建国以来的总合。以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为例，过去一向少有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永乐、宣德的青花以及五彩瓷器等的大量出土。它的速度之快使得有些学者接受不了这一现实，又加上现在“假古董”充市，惫目混珠，真假难辩，甚至于现在对新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还来不及认识的隋况下，景德镇的新仿品却大量的出现了，这更是雪上加霜。可以说我们正面对着这种繁杂的情况，要求我们站稳脚跟，不要为一些假象所迷惑。我们既不能把“假”看成“真”，更不能把“真”当成“假”，因为保护文物是我们的天职。要求我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增强责任感，因为现实要求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向我们扑面而，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单惩过去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所谓“眼力”，就能解决当前我们所遇到的新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要克服那种既不学习也不研究的故步自封的思想，因为我们所遇到的现实与以往任何时候不同，如过去我们所没有看到过的元青花、五彩、红绿彩等瓷器，对它们要仔细研究，千万不要因过去你没见过而加以否定，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些与我们过去一般所看到的同时期的宫窑瓷器相比也有所不同，如瓷器上有“大明宣德年制”款，但在款字的写法上，与官窑款有一些区别，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是属于当时“民窑”的产品。还有许多带“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瓷器，在造型与花纹上都与宣德官窑相同，虽然它不是本朝宣德官窑器，但它确是属于“空白期”的产品(正统、景泰、天顺)。如果我们把这些出土瓷器，与现代景德镇的高仿品相比，很明显有着较大的区别。对这些文物的真伪断定，就成为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稍有失误对国家的损失就无可挽回。然而，正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学者们不能从现实新隋况出发而死抱着以往的经验，作出了如下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对当前元青花瓷器与收藏的误判：“上个世纪前半叶，并不欣赏元青花，确实也曾出现多少元青花。如今社会关注它，研究它，它就突然多起来了，也是奇事。”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收藏与拍卖市场的兴盛，放大了元青花的经济效应。”还有的学者举例说明：“2005年7月，一件‘鬼谷子下山’图案的元青花大罐，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天价。由此将国内元青花仿制狂热推向顶峰。”因此，在社会上“出现了‘造假’、‘售假’、‘藏假’、‘倡假’等的不正之风”。还有的学者考证：“成熟的元青花生产的时间也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因此元青花生产数量也不会太多。”“元青花的性质是景德镇为了适应外贸的需要而生产的一种新的釉下彩瓷器。其市场主要在西亚伊斯兰地区，……元青花在国外流传的数量大大多于国内就不足为奇了。……元青花在中国流传的数量一定十分有限。”对民间收藏元青花瓷器的来源问题认为：“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在民间收购的。那么大量民问藏品是从哪里来的昵?凡出土元青花均为法律保护，不可能大批流向市场。发烧友们‘一厢情愿’的抡购，导致元青花仿品泛滥成灾。”更有的学者研究认为：“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青花象耳瓶是‘元青花中极为稀见的，极为重要的，永远不可撼动的历史坐标与断代依据。”甚至认为：“仅此一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土出现不少仿制品，着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也有的学者根据过去少量出土资料断定：“元青花瓷器上都不带帝王年号款”，“仿品上任意添加各种铭文，诸如‘内府’、‘赵府’、‘博陵第’‘大元国  年’等‘纪年铭’的青花或元代五彩瓷器，都是今天臆造的赝品。”根据上述学者们对元代瓷器研究的误区归纳如下：

误区一、“成熟的元青花生产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因此元青花生产数量也不会太多。”

误区二、“元青花属于外销性质、在国外流传的数量要大大多于国内，在国内流传的数量十分有限。”

误区三、“元青花瓷器由于收藏与拍卖市场的兴盛，放大了它的经济效应”如“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天价，由此将国内元青花仿制狂热推向了顶峰。”“出现了‘造假’、‘售假’、‘藏假’、‘倡假’的不正之风。”

误区四、“收藏于英国达维德基金会的一对元青花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极为稀少、极为重要的、永远不撼动的历史坐标与断代依据。”有人“不相信世间遗存的象耳瓶就只有这么一对!…而事实无晴地证明，目前新出土的许多元青花‘名品’恰恰就是拙劣的仿制品。”

误区五、“元青花瓷器都不带帝王年号款。”“添加各种铭文诸如‘内府’、‘赵府’、‘博陵第‘、‘大元国  年等”，“添加铭文反倒更容易露出马脚”。“至于社会上新出现的一些有纪年的元青花或元五彩瓷器，都是今天臆造的赝品。”

误区六、“民间收藏的元青花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在民间收购的。凡出土的元青花均为受法律保护，不可能大批流向市场。发烧友们‘一相情愿’的抡购，导致元青花仿品泛滥成灾。”

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有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都是—种正常现象，也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有效动力。然而，上述一些对元代瓷器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完全是用以往的经验，来对待今天新情况的一种误判。（6）学术问题也好，瓷器鉴定也罢，本来就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新的资料不断出现，可以使我们对以往的研究结论提供不同的或相同的佐证，因此，不断的考察关注研究将是我们每个鉴定者、研究者永不放弃的目标。如果对元代瓷器的研究，这些误区不打破，在学术上就不会有所进展丽成为“一塘死水”。尤其是因为专家在当前对元代瓷器不认识，所以国家就不承认，国宝都流入街头的严重情况，就得不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文物会流失海外，国家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这难道就是他们所坚持的科学立场与态度，科学的方法和学风吗!保护文物是我们的天职，既便是有些文物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精神，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疑似文物”保存起来进行研究。待一旦学者们研究后认识了，再分别进行处理也不为迟。这样，“国宝”既能保住，又能让藏家把“国宝”捐献给国家的夙愿得以实现。

综合上述对元青花瓷器“真”与“假”的争论，其要害就是一个“多”字。多了就“假”了，这就把“多”与“假”字划上了等号。对于文物的真假问题，著名学者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曾这样说过：“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因为“真”与“假”，是对立的一个整体。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在任何时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为了国家的文物事业，为了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只要我们抱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研究，相信这一问题，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还元代瓷器发展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1、吴仁敬、安辛潮：《中国陶瓷史》 商务印书馆 1936年出版  

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 文物出版社 1982年出版。

附文：

3、李辉柄：《明宣德五彩与青花釉里红瓷器兼谈明代瓷器鉴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收藏》  2007年2期

4、李辉柄：《元青花瓷器研究中的体会》《中国元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5、李辉柄：《空白期不空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6、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五期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