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王莽篡政何以成功
 始建国元年（9）元旦，王莽在巍峨的未央宫中举行登基大典，在震耳欲聋的“万岁”的欢呼声中宣布了“新”皇朝的诞生。王莽篡政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受压迫剥削最严重的百姓对日益腐败的汉皇朝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再也不愿意在汉皇朝的天幕下继续前景惨淡的日子。西汉皇朝在武帝时达到其发展的顶峰，也是由盛及衰的转捩点。以政府腐败、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奴婢激增为标志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昭宣中兴”的最后一抹亮色褪去之后，西汉皇朝就进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最后岁月。相继在位的元、成、哀三个皇帝，直如龙种变成的跳蚤，将乃祖乃宗那雄才大略、勇于进取的基因丢弃净尽，变成一帮浑浑噩噩的败家子。元帝继位后，倾情声色，将大权交给石显和弘恭两个宦官，“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汉书·石显传》）。石显拉帮结伙，排陷正直廉明的大臣，“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元帝师傅前将军萧望之、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待诏贾捐之等均被诬以各种罪名送上断头台。另有一大批官吏被罢职、判刑。石显等借机安插走狗、贪污受贿、大肆挥霍，搞得朝政日非，天灾人祸踵至，“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杂，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汉书·京房传》）。尽管元帝并非一无是处，清醒时他也能办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如轻徭薄赋、假田赈灾、恢复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等，但是，由于他几乎放弃了对于国家百姓的责任，特别是任用非人，他就无法挽回汉皇朝已经出现的颓势。而当他在公元前33年寿终正寝后，继起的儿孙辈成帝（前32—前7）、哀帝（前6—前2）当国的三十年间，汉皇朝更进入多事之秋。大汉帝国的繁荣局面已成为当权者神往的回忆，而现实日益展现给人们的却是江河日下、黄昏届临的一片没落景象。 汉成帝虽然在即位之初，也办了一些令臣民高兴的好事，如罢斥佞臣石显，裁撤中书宦官，下诏鼓励臣民直言敢谏，奖励孝悌力田，减免租赋，大赦罪人等，然而，成帝也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与乃父一样，放手让王氏外戚集团专政擅权，终成尾大不掉之势；面对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拿不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特别重要的是，他太爱享受，太爱女色。成帝的第一个皇后许氏聪慧美貌，一段时间宠冠后宫，可年长色衰后竟被逼令自杀。而后，成帝一度对后宫如云的佳丽失去兴趣，在侍中张放的怂恿下不断化装出宫冶游。“弃万乘之至尊，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汉书·谷永传》）。后来，他在阳阿公主家里发现了作为婢女的赵飞燕，立即爱得死去活来，千方百计将其立为皇后，又将其妹妹赵合德立为婕妤。在两个娇艳俏丽的女人构筑的温柔乡里尽情享受，不知今夕是何年。成帝既迷恋生时的享受，也关注死后的归宿。为此，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选定渭城（今陕西咸阳东北）延陵亭作为自己陵墓的基址，动工兴建初陵。十年后，他又听信将作大匠解万年的意见，认定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戏乡风水更好，于是，停建已初具规模的初陵，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重新开工建陵。由于该地地势低洼，首先需填土垫基。结果费时五年也未完成。鸿嘉元年（前20），成帝又下令停工，再回过头来修建初陵。一来一往，费时十五年，花费巨亿，寿陵还未建成。两地预修陵墓造成“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使“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他还不顾连年自然灾害肆虐，广征民役，大修宫室。又在南山地区，西自褒钭（今陕西眉县南）、东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至长安、南到汉中的广大地区，圈占农田，设置猎场，供他同一班达官贵人游猎。如此，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动摇汉皇朝统治的根基。 绥和二年（前7），汉成帝以45岁之年病死。因其无子，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依照预定的安排继承了皇位，就是汉哀帝。这位20岁的青年皇帝重用傅、丁两家外戚，任凭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以权谋私，毒化朝政。他同成帝一样迷恋女色，也一样微服冶游。与成帝不同的是，他还迷恋男色。与他同性恋的董贤因此而发迹，20岁时即升任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汉书·佞幸传》）。其父被任为卫尉，岳父任为将作大匠，弟弟任为执金吾，妹妹被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接着，就在元寿元年（前2）任命22岁的董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百官因贤奏事”。就这样，完全将大汉皇朝的万里江山交给一无所能的董贤。 元、成、哀等皇帝，一个比一个荒唐、无耻、无能，他们治下的汉代社会的腐败之风只能日甚一日地发展下去。与此相应，土地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失地游民越来越多；赋役日益沉重，导致大量农户破产；被卖做奴婢的青年男女成倍增长，“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这样一来，“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租谷，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者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书·贡禹传》）。成帝时情况进一步恶化，“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漓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传》）。成、哀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少清醒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农民造反的根源是政府过重的压迫剥削。“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汉书·谷永传》）。然而，此时的汉皇朝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生命垂危的久病之人，谁也没有办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哀帝统治时，农民的境况继续恶化。司隶校尉鲍宣在一篇上书中以深深忧虑的笔触描述了农民“七死”、“七亡”的苦难境遇后说：“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错，诚难。”（《汉书·鲍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和铁官徒的暴动就不可避免了。成帝初年，关中南山（今陕西秦岭终南山）一带有倗宗领导的数百人起义，历时一年有馀，京师长安为之震动。建始四年（前29），有东郡茌平（今属山东）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前22），有颍川（今河南禹县）郡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的起义，势力很快扩到九个郡。鸿嘉三年（前18），有益州广汉（今四川梓潼）郑躬等60馀人起义，自称“山君”，很快发展成上万人的大军。永始三年（前14），尉氏（今属河南）人樊并起义，杀死陈留太守，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同年，山阳（今山东巨野南）人铁官徒苏令率228人起义。他们运用游击战术，转战南北，经历了十九个郡国，杀太守，诛郡尉，给西汉皇朝以沉重打击。此外，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地方发生零星的起义。如哀帝元寿二年（前1），长安附近的百姓愤怒地放火烧了汉武帝的茂陵。另外，广大百姓心中郁积的愤懑还不时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建始三年（前30）秋天某日，有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突然跑进皇宫，呼喊大水将至。一霎时搅得首都满城风雨，百姓奔走上城，连朝廷也匆忙召集公卿商量对策，实际上是一场虚惊。建平四年（前3），“关东民无故惊走，祠西王母”（《汉书·哀帝纪》）。一个10多岁女孩的一声呼喊可以搅得京师人心惶惶，二十多个郡的百姓千百相传，走火入魔般地去祭祀谁也说不清什么来路的西王母，这一切都说明，百姓的苦难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再也不愿意顶着汉皇朝阴暗的天幕照旧生活下去了。 面对刘氏皇朝日甚一日的腐败昏聩和百姓对它的深恶痛绝，一部分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家，特别是一些儒生都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帝位。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也渐渐对刘氏皇朝失去信心，希望最高统治者来一次换马以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从西汉中期以后，上层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思潮便潜滋暗长了。这种思潮是与“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的学说联在一起的。“五德终始”说创自战国时代的齐人邹衍。他将中国古老的阴阳五行理论加以改造，利用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表面上看似“相生”、“相胜”的联系，附会到王朝的更替上，认为历史上的每个王朝都对应着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一德，按照五行相胜的原则运行，周而复始。后来，董仲舒一面继承“五德终始”论，一面又创出“三统”、“三正”论。“三统”指黑、白、赤，每一王朝都有它对应的“统”，如夏朝黑统、商朝白统、周朝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必须相应在历法服饰等制度方面做出改变，即“改正朔，易服色”。所谓“三正”就是确定该朝的正月，如夏朝以寅月（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五德终始”、“三统”、“三正”是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宿命论相结合的一种肤浅的历史理论，但在当时却是相当多的人笃信的对王朝更替的一种诠解。从昭帝开始，一部分儒生就以这种理论为武器，劝说汉朝皇帝禅位贤德之人，实现皇朝的和平更替。元凤三年（前78），符节（今四川合江）令睦弘以莱芜山巨石兀立、昌邑（今山东金乡）枯柳再生为由，与友人一起上书，劝昭帝禅位，结果被朝廷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砍了脑袋。其后，司隶校尉盖宽饶上书，劝宣帝“传贤”，也落得自杀身死的下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传“汉家遭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结果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哀帝时，他接受甘忠可弟子夏贺良的建议，搞了一出“再受命”的闹剧，改建平二年（前5）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这出闹剧仅仅上演两个月即草草收场，夏贺良也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汉书·李寻传》）的罪名被诛杀。这样，统治集团中部分人期求通过刘氏皇帝“再受命”维持其统治的一线希望最后破灭。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改易皇统，另立新朝了。 恰在此时，出身“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的王氏外戚之家的王莽引人注目地出现于西汉政坛。平帝时，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全权辅政，他不仅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而且通过让封邑、献田献钱、救济贫民，赢得了百姓的好感；通过广建辟雍、学舍，增加博士弟子员额，赢得了广大儒生的青睐；通过对刘氏贵族的封侯赏爵，赢得了他们的感激。由此，整个社会都把王莽当成秩序的救主，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宣布代汉立新之时，除了个别公孙王子官僚贵族发出微弱的反抗之声外，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基本上是一片安谧，波澜不惊。 2015.3.9 文史知识 孟祥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