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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RK588 2015-03-11

    在金石之上镂刻铭文到汉代更加风行,但西汉时期尚不流行碑刻,青铜器皿以及砖瓦、铜镜等器物则大都带有文字。汉代铜器铭文大多刻在器物的边缘,内容多记录物主所在、器物的出处、重f、容f、纪年和监治造作的工官名称等。铜镜铭文则主要是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祝福语。


    汉代流行印章,所用材料有金、银、铜三大类。流传到后世的主要是铜印,_文字皆为篆书,有官印、私印和辟邪印等,而以私印为主。西汉时期的印章艺术是中国玺印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印文还是印钮的铸造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其印文的艺术水平,更为明清以后的篆刻家们所取法。


    汉代的日用器物以陶瓦器的运用最为普遍,而文字瓦当则起源于西汉,也盛行于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地主要集中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这些瓦当不仅制作精良,而且文字丰富,主要有宫殿、官署、祠墓、吉语和杂类五大类。宫殿类有“羽阳临渭”、“召陵宫当”等。官署类有“上林农宫”、“右空”等。祠庙类有“长陵东当”、“万岁家当”等。吉语类有“千秋万岁”、“延年”、“富贵宜昌”,“大吉日利”、“长乐未央,等。这些瓦当大都是皇家建筑所用,以后逐渐在诸侯王、大官僚、大地主等的建筑物上使用,书体有篆、隶、缪篆、鸟虫、芝英等,在文字的布局上处理巧妙,千姿百态,雄肆奔放,独具匠心。西汉中期还有一批带文字的模印方砖,文字内容有“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长乐未央”等。东汉以后,这类模印方砖大且增加,而文字的书法价值却没有西汉时期高。


    汉代的铜器制造业十分发达。汉代诸侯王陵墓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动辄上千件,且大都带有铭文。这些铜器铭文一般都镌刻在器物的口沿、颈部和盖缘。时代前后不同,书法风格也有较大的变化。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多为比较草率的簇书,刻工随意而不工整。由于是镌刻,所以线条多平直方折,结构也尽可能简化。如1980年山东淄博发现的齐王刘襄墓铜器铭文和陕西三原征集的同属于西汉早期的《新丰宫鼎铭》文。西汉中期的铜器铭文逐渐规范,比较讲求形式和装饰之美。如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带“阳信家”字样的铜器,其中的《阳信家钮铭》十分规整,字体虽然属于小篆,但笔画凝重,结体扁方。《阳信家炉铭》则是隶书,挺秀潇洒,刻写随意。1961年西安三桥镇出土的昆阳乘舆鼎铭文为隶书,结体婉转自如,流丽生动,刀法和书法结合比较完美。宜帝、元帝和成帝时期,隶书已经完全成熟,但铜器铭文仍然保留了较多的篆书痕迹。王莽篡权之后,一切提倡复古,铜器铭文也率以篆书为主。著名的《新嘉量铭》垂脚舒长,笔画方折劲挺,字形修长,潇洒飘逸,极富装饰之美。《新铜衡杆铭》则结体横扁,用笔道劲婉丽,活拨自然。东汉时期的铜器铭文大多数为隶书,刻画精细,富于天趣。


    图案花纹和文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是汉代铜镜。汉代是中国铜镜铸造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西汉初期,铜镜上就开始铸造铭文,但字数较少,以后逐渐延长,形式多样,有的在钮座外作四方形,有的在边缘内成一圈,有的甚至成两圈。根据镜面大小的不同,常常减字、减句。官方铸镜上常见的文字有“尚方作竟,富贵益昌”、“尚方作竟真大好,、“尚方作镜大毋伤”等。民间铸镜多带有铸造者的姓氏,如“许氏作竟自有纪”等。东汉时期的铜镜纪年、纪地、纪氏等内容都比较多,文字内容则多为长命富贵、家业繁昌等。其书体以篆书为主而间杂隶书,风格多样,富于装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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