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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射弋之矢看秦始陵皇车马坑

 RK588 2015-03-11

  考古学者在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的一号铜车马车舆之中的铜箭箱内发现过54枚铜矢,其中50枚铜矢带有锋利的镞头,另有4 枚铜矢的镞头部分为圆柱形、不具有杀伤力。这批器物于2013年中日建交Advanced Studies 考古前沿四十周年之际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地进行过展览,为配合展览而出版的图录(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编《中国王朝の至宝》),图录说明认为镞头呈圆柱形的4 枚铜矢是练习射箭所用。笔者认为图录的解释尚有可商榷之处。

圆柱形镞头的铜矢

  

  弋射——季节性狩猎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尤其是战国青铜器纹饰中,狩猎纹题材较为常见。如随州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铜壶、成都百花潭中学M10出土的战国铜壶、辉县琉璃阁M76出土的战国铜壶、平山中山国灵寿城遗址墓葬出土的盖豆等器物之上都装饰有狩猎纹。在这些狩猎纹中,可以看到一种狩猎方式是狩猎者站立或坐于地上侧身弯腰向飞鸟发射带绳之矢,这种狩猎方式被称为“弋射”,也即“缴射”。据《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云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孟子·告子章句》云:“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云 :“以缴系矰仰射高鸟谓之弋射。”依据图像和文献资料可知,弋射的狩猎对象是飞鸟,以候鸟大雁为主。因此,宋兆麟先生在《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中认为弋射是一种季节性较强的狩猎活动。

河南辉县琉璃阁M76出土铜壶上的弋射图

  在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用于弋射的矢即矰矢,它们都没有锋利的镞头,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20支用于弋射的矰矢,这些矰矢的镞头部分均为无刃的圆头状。同时,用于弋射的缴线轴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如曾侯乙墓就曾经发现木质缴线轴。对于这些发现,已经有学者如何驽先生专门做过研究,此不赘述。

  

  弋射图像不仅是见于战国时期的器物之上,在汉代遗物的装饰中也可以看到。如四川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一块收获弋射画像砖上,上部模印有两人在弋射,其身旁是莲池,下部则是收获图,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狩猎与收获的场景。

  

  溯源弋射与田车

  

  弋射这类狩猎活动显然不是为了射杀动物(主要是鸟类),而是为了获得活的鸟类用以豢养,或者慢慢享用。弋射之时,一般在弓箭头部缠绕矰即绳子,绳子较长,另一端绕在置于地面的缴线轴上。这样做是为了在射中飞鸟之后使得绳子能够缠绕住飞鸟并拉回绳子,从而将飞鸟捕获。图像资料中的弋射图虽然很形象,但矰矢的镞头细部难以观察,而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它们都带有无刃的镞头。

  

  弋射时所用的绕线轴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用于田猎的车舆上放置缴线轴,如曾侯乙墓东室出土的缴线轴及车舆应该是一组(何驽《缴线轴与矰矢》);另一种是将缴线轴放置在地面上(宋兆麟《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如成都百花潭中学M10出土的战国铜壶上的弋射图,在每个弋射者的旁边有一个固定在地面上的笼子状缴线轴 ;大邑安仁乡出土的画像砖上的弋射图中,在弋射者的身旁也放置有缴线轴。

  

  而秦始皇陵箭箱之内出土的这4枚带圆柱形镞头无杀伤力的铜矢,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矰矢相似,也应该是用于弋射的矰矢,这为了解秦人及秦代的弋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从这4枚带圆柱形镞头的铜矢来看,其镞头制作成圆柱形还可以使得铜矢的头部重量增加,这样可以在射中飞鸟后镞头迅速下垂,从而使得绳子能够将飞鸟缠绕住,然后借助于矰将射中的飞鸟拉回到地面并捕获。

  

  既然这4枚带圆柱形镞头无杀伤力的铜矢属于弋射用的矰矢,那么,与之放置在一起的另外50枚有杀伤力镞头锋利的铜矢也应该是狩猎用的箭矢,只不过其主要应该是用来射杀猛兽之类。同时,为了防止猛兽伤人,一号铜车马的车舆中还配备了防身用的盾牌,而持盾牌斗兽的图像在考古发现的秦代遗物中也可以见到,如云梦睡虎地9号秦墓出土的 1 面铜镜上就装饰有持盾牌斗兽的武士形象。

  

  关于装饰弋射图像的青铜器,除前文所列举者之外,在陕西凤翔纸坊乡高王寺村窖藏中也有发现,该窖藏中出土了2件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的镶嵌射宴铜壶,通高40厘米,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前。在这两件铜壶之上,装饰有弋射图像。这两件发现于秦都雍城附近的铜壶上的弋射图,可以证明秦人对弋射这种狩猎活动也是非常熟悉的。

  

  如果将秦始皇陵箭箱中出土的4枚带圆柱形镞头的铜矢判断为弋射用的矰矢,同时将另外同出的50枚判断为用于射杀猛兽的铜矢,那么,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的名称虽然仍然可以称为“立车”也即汉代的轺车,但其用途却应该是用于田猎的田车。这与曾侯乙墓将缴线轴、矰矢与车舆放在一起陪葬的意义是相同的,表示所陪葬的车是墓主人外出狩猎的田车。

  

  关于田车,据《诗经·小雅·车攻》云 :“田车既好,四牧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值得一提的是,在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出土漆器上装饰有以轺车作为田猎之车的纹饰,其中的轺车形象与一号铜车马非常接近,差异仅表现在驾车马匹数量的多寡,这种差异应该是车辆等级不同的反映而不是性质有异,这也是这类车可以用来田猎的旁证。更耐人寻味的是,二号铜车马出土时位于一号铜车马之后,车舆分为前后室,前室有一跽坐的御俑,后室为薄壳顶的屋形,约相当于真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车通长3.17、高1.062米,显然这辆车是象征墓主人外出之时所乘坐之车,被称为“安车”,而且与一号铜车马是一组车,即表示两辆车组成一个车队。笔者于上文推断一号铜车马是一辆用于狩猎的田车,那么据此可以推断,秦始皇陵西侧发现的这座陪葬坑内所出土的一号和二号铜车马所象征的应该是秦始皇外出狩猎的田车车队。

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一号铜车马

  很有意思的是,在汉代画像石上也常见这样的狩猎车队,车队的排列方式前部为骑马狩猎者,后部依次为“轺车”“安车”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显然是象征墓主人浩浩荡荡出外狩猎的场景,构成一幅生动而协调的田车车队,如神木大保当汉代墓地M2、M3门楣上的画像石即使如此 ;即使有些车队前方没有骑马狩猎者,但也在其上方雕刻出骑马狩猎的场景,与下方的车队相呼应,从而也构成一幅生动的田车车队,如大保当汉代墓地M1门楣上的画像石即是如此 ;还有一些是在画面的前后部分分别雕刻出轺车,画面中央部分则为骑马狩猎者,如大保当汉代墓地M5门楣上的画像石。

陕西神木大保当M3门楣画像石

  虽然上面所列举的例子在时间上属于东汉时期,但从汉承秦制这一点来看,以田车车队外出射猎的这种狩猎方式在秦汉时期显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中所举之例,都可以作为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是表示秦始皇外出狩猎的田车车队的证据。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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