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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eWright 编译 江俊文 编辑 江俊文，Syouth，草草，土肥圆纯二郎 伴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对欧盟机构及其运作的民主化呼声也越来越高，欧盟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是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将民主从民族国家阶段推进到超国家(supranational)层次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新问题的挑战：公共问题和政治议题的讨论如何在包括多语言（国家）之间展开？这一问题之重要性甚或超过投票权——公共讨论几乎是民主政治得以萌发生长和良性运行的核心基础，一个缺乏有秩序、有效率且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社会，即便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或机缘建立起选举制度，也往往面临着团体对立和社会撕裂的问题。语言问题成为破解欧盟的民主赤字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 从1996年起，Sue Wright教授，作为一名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和欧盟一体化研究专家，即开始研究欧洲议会内的语言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信息传递、非正式谈判问题。本文发表于2007年的《社会语言学》杂志【1】。本文主要采用了访谈、问卷等方法，与议会中141名议会工作人员（包括议员、秘书、行政人员）进行了交流，涵盖了20种官方语言中的10种语言的作为母语使用者。作者指出，在“多语言民主”（multilingual democracy）中一个可能的问题是，语言不通或不能熟练使用导致“非正式谈判协商”、“小道消息”等方式的运作受到阻碍，而许多情况下这些非正式沟通机制恰恰是各方达成妥协一直的最重要途径。作者将欧洲议会议员按照国籍、语言等分为五个集团，分别考察这五类团体的语言掌握情况及由此导致的在议会运作中的表现的差异。
第一类：以英语为母语者 这一类主要包括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欧洲议会议员。作者发现，以英语为母语并不必然导致其在议会运作中占优势——问题在于此类人群是否能否确切地辨别出作为国际工作语言和作为母语的英语的差别。依据该标准，第一类议员可以在分为两部分。认识到这一差别的议员小心翼翼的将自己的母语英语向国际工作语言的英语靠拢——他们尽量使用平实且清楚的英语而避开俚语、习语等母语特点。另一部分此类议员则相对缺乏语言上的自觉（much less linguistically aware），他们不太注意迎合非英语国家的议员的语言需求，他们的语言中充斥着比喻、成语、俗语、散漫的句法结构并且往往语速很快。作者注意到一个经历：有一次一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用英语发言，他语速不快、句法简单句子也很短，现场120名听众中只有12人戴上了同声传译的耳机。随后是一个爱尔兰人演讲，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有超过55人戴上了耳机。这一部分议员常常会遭到其他人的边缘化或者排挤，因为这种不加区分的语言使用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不便而且常常会被其他议员解读为其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的傲慢自大。他们的秘书和助手也常常存在此类问题，这导致他们更容易被隔离在“小道消息”的传播范围之外。
第二类：以法语为母语者 由于法语也或多或少被认为和接受为一种国际语言（历史上和现实中），因而此类人也存在着如第一类人的问题：如何区分国际工作语言和母语的使用。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语为母语者常常怀念法国作为国际语言的辉煌昨日而对越来越多的谈判和预备会议文件、材料仅提供英语版甚为不满。法国的这一态度常常招致其他国家的批评：当年法语占据主导时法国人并未为使法语让其他国家人员更方便的掌握和使用采取多少行动，他们如今对法国昔日地位的苍白的维护及行动也常常让其他国家不满。另外一些法语母语者则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做法，他们甚至会违背法国政府“法国人在欧洲机构中要使用法语”的要求而为了使得工作更方便地完成而使用英语，而且他们也常常不得不对现实低头——非正式的谈判协商几乎都以英语完成。
第三类：新入盟的中欧国家 许多匈牙利人持有着一种开放的语言态度，他们在挑选欧洲议会议员时甚至就会考虑语言技能。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英语接近母语水平，在匈牙利人看来，如果你英语不流利，你就会被边缘化而难以发挥影响。其中许多人往往掌握多门外语，包括德语甚至法语。他们自己提案时甚至直接以英语写成——他们认为许多翻译水平太差而误译了他们的意思，于是他们直接自己以英语写就提案等文件。许多人不认为英语会危及匈牙利语，英语只是一个工具（就像历史上德语和俄语曾经在匈牙利扮演过的角色一样）。 巴尔干国家的议员则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在苏东体制统治期间长期流亡于西方国家，他们的英语乃至法语都很流利。他们甚至可以发挥超越本国实力的比例的影响力。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议员则在长期生活在苏东体制之下的本国内，俄语是他们的第一外语。他们正在学习英语但学习计划常常被繁忙的工作日程所打断。他们基本只能阅读重要文件的翻译件——这些翻译件有时会先被译成“大语种”然后才会被译成“小语种”，结果导致他们常常很晚才能阅读到文件从而影响其参与相关议程。另外他们由于交流基本依赖翻译从而使他们在参与社交活动时遇到非常大的语言障碍，其他国家的议员也常常抱怨与他们难以交流或不知所云。
第四类：地中海和南欧国家 有些地中海国家的语言属于“转译系统”的语言，意即先将该语言译成英语或法语然后再译成其他语言（如捷克语）。这些国家对转译系统充满了信息流失和失之准确问题的批评。有鉴于此，他们经常直接以英语或法语进行演说，至少这样是他们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另外，欧盟仍有一个象征性的承诺即议会应当保证各种语言的平等和使用，但这一规定的实践的一个结果是欧盟大量雇佣了巴西人来做葡萄牙语的翻译，两种同类但不完全相同的语言所产生的麻烦和误解也促使许多葡萄牙议员直接使用英语或法语。葡萄牙和希腊还数次否决了欧盟试图将议会语言限缩为四五种的做法，他们仍希望多语言的平等性得以持续。
第五类：北欧、荷兰和德语国家 此类国家对语言问题最没兴趣，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慢慢解决的问题，他们把英语的越来越多的使用当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也认为应当保证没有国家因为语言问题被边缘化而且议会辩论等场合还是应该保证多语以便各国平民都可以了解和参与。大多数北欧、荷兰和德国议员都认为，比起对本国语言的坚持，他们更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自己使用英语让他们更可以把握自己的措辞和表达。
秘书和助理 秘书和助理们多是英语好且多语的年轻人，然而一项研究发现英语很好仍然不够，必须掌握多种语言才更容易获得欧洲议会的工作。秘书们常常可以基于学习和工作等社交网络建立起很好的相互的私下或公开的联系，秘书们之间的同质性超过议员之间的同质性。另外，议员和秘书都承认，秘书们在信息的传递中其主要作用。英国的秘书和助理们多半懒得多学别的语言从而容易孤立和被孤立，这也间接孤立了英国议员。
作者评论 作者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兼顾欧洲议会语言相关的三个问题：1.各国的象征性平等应当被保障；2.欧洲议会和议员需要有效率的运作；3.所有的成员国公民都应当了解议会辩论的内容和所做的决定。这三个问题可以进行适当分离，政治过程（机构之效率）和政治产出（议会辩论和制定的法律）应当进行分辨，从而可以一方面保证议会的公开会议和公开文件应当被译成所有成员国的语言；其他讨论的过程和细碎的文件不必以全部语言呈现。 另外，各国在挑选和选举议员时应该尽可能的考虑议员的语言水平，这可以是一个事实上的标准。事实上，如果说一门共同的外语是必要的，那么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门语言似乎就是英语。议员和学者们也都赞同如下观点：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多语言主义事实上保障了英语的被广泛采用（“语言越多，英语越多”）。 作者指出，一切试图在欧洲议会中统一语言的做法都会被政治问题和民族情感所牵绊，然而作者反问，在主权民族国家外交时出于主权意识或其他要求我们需要把所有信息文本全部翻译（即使双方都掌握彼此的语言），但我们现在在建设一个后国家的超国家机构，我们还要坚持这条原则吗？这个进程不是要”你输我赢“而是大家”共赢“，需要的是合作而非竞争。我们需要超越国家的多元政治认同（包括对欧盟的认同），而此时“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这一传统观念是否应当继续保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法 【1】Wright, S. (2007). English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EPs and their language repertoires. Sociolinguistica, 21, 151-1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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