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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耳语 ”仍是一种奢侈，“闭嘴 ”就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
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文件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的是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
我们所看到的 “恶”，并不是 “恶”，而是为了更大的 “善”，是为了革命信念所做出的必要牺牲。
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终于导致虔诚。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
“认知冲突理论 ”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 “认知冲突 ”，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
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者告诉自己 “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 ”、“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 ”等等。
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 “认知和谐 ”的唯一途径。
这个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 ”心理到 “阿 Q精神 ”，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 “认知和谐 ”。
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 ，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 “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 ”的逻辑被称为 “诱导服从范式 ”。
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
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 “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 “真诚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从而每个人 “改造世界观 ”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通过 “认知冲突理论 ”，我们能够看到，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 “世界观改造 ”，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最终造就了一个罪恶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性地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在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 “体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 “信念改造 ”。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我们需要警惕的，“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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