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我村的一次血洗

日军对我村的一次血洗

侯玉成

1943年10月，日本侵略军对我村的那次大血洗，我一直记忆犹新。每想到那次的大血案，我顿时仇恨和怒火涌向心头。我是那次血案的目击者。今把它记录下来，使后代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所欠下的侵华血债。我村彭楼集座落在原濮县最南端，东临黄河，是一个重要的黄河渡口，西界濮阳县境，为周围几十个村的商品集散地。我村1933年就和附近的付庄一起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一F，1936年春参加了濮县地下党组织的打土豪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更为活跃。从1939年以后，几年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方政府和八路军在濮县南部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从1938年春日军第一次进驻我村到1943年那次大屠杀，先后有5次到我村进行烧杀、奸淫、抢掠。1941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头子、汉奸石友三部曾围剿过我村，放火烧了共产党员高培亮的房子和抢走了高广文的牲VI和粮食。两家人因及时转移，才幸免于死难。我村虽然多次遭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抢掠，但最严重、最残酷的劫难是1943年10月26日，日本侵略军大屠杀的那次。1943年，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十一二”大扫荡被粉碎后，日伪军残部还盘踞在濮县县城及附近一带。敌人扫荡的高潮过去了，彭楼集的广大群众刚松了一口气．以为敌人在20里宕外，不致有大的危险。有的收拾被敌人破坏的房子，有的收打晚秋作物、抢种晚麦，每逢三、五、八、十的集市也开始恢复了。人们脸上刚显出了一点轻松的样子，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突然祸从天降。10月26日，人们正在吃早饭，外村赶集的人开始集中，做小生意的人已摆出了摊子，突然从北边传来了嗡嗡的汽车声。经过战争考验和洗礼的人们，很敏感的就知道是日本鬼子来了。因为敌人从北边来。人们自然的向东、西、南三个方向跑。可是一出村，这3个方向都有了鬼子的汽车，鬼子兵全跳下了汽车形成了包围圈。全村的男女老幼，除少数隐蔽的以外，全部被赶回了村。鬼子和伪军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挨门逐户吆喝着。把群众赶到大街丁字口，人分成3片坐下：老的、小的为一片，青壮年为一片，妇女为一片。因我当时年龄小、个子低被赶在老、小那一片。每片都有几个鬼子兵持枪监视，谁也不准动。曾几次经受过日本洗劫的几百名手元寸铁的群众，凭经验就知道这是鬼子兵再次大屠杀的架势。人们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小孩紧紧搂在大人的怀里，一片鸦雀无声。只见几个鬼子和伪军低声咕噜了几句之后，一个翻译站到前边高声叫道：“谁是八路军、村干部，快出来l'’空气更加紧张了，但没有一个人吭声，几个鬼子和伪军死死盯着青壮年那一片人。紧接着一个伪军从人群中拉出了青年王永清，先是拳打脚踢，见他什么也没说．立即点着了一堆火准备用火烧他，王永清突然挣脱敌人赤着上身顺街朝东跑去。刚跑了几十米，敌人举手开枪，王永清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王永清是中共党员、民兵队长，家中放有步枪1支和子弹、手榴弹等武器，在死亡面前没有屈服，没暴露身份，没暴露组织。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像发了疯似的嚎叫着，青壮年被一个个的从人群中拉到王家旅店里，除拳打脚踢，用枪托、棍子打以外，有的用火烧，有的用刺刀刺，有的浇冷水，顿时王家旅店成了大屠杀场。此时敌人的嚎叫吆喝声、被打人的惨叫声、妇女、儿童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其惨酷之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亲眼见到的惨状如F：李效海，被敌人拉出后，又是打，又是用水灌鼻，他忍受不住，找机会往村外跑了，刚出村被鬼子发现，一枪击中腹部，当天下午就含恨死去了。．李清山，是李效海的亲叔，被敌人拉到旅店里活活打死，死后被抛在厕所里。当敌人走后我去看时，李清山全身是血迹斑斑，还有很多人屎，他死的很残。他是一位老实农民，一生种地，为人忠诚，勤俭持家，从来没和别人口角过。这样一个标准式的中国农民，无辜的残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怎能不叫人痛心呢?毕献周，被鬼子拉到旅店里先是打，后来用火烧，当时虽没有死，因烧伤面积大，又缺乏治疗条件，不几天就死去了。他兄弟3人，两个哥哥都是少亡，他又这样悲惨的死去，他母亲因悲伤过份，不几个月含怨死去了。王子端，刚被拉出人群，一个伪军就朝他背上刺了一刀，说：“这准是个小八路。”他被拉到旅店里，又是棍子打，又是用火烧，差一点没死了，但他什么也没说。现在63岁的王子端指着背上的伤疤说：“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的，我永远忘不了这血海深仇。”张汝文，被拉到旅店里后，先是打，后用火烧，他的惨叫声被坐在外面的他父亲张效冉听见了，他实在忍不住了。张效冉正在壮年，他过去当过兵、打过仗，有胆略，几次示意周围的人动手给13本鬼子拼了，可是没有找到机会。后来他实在不能再忍，面对着一个日本兵，一个箭步跳到对面的院子里，又翻了两道墙，往村外逃跑了，不到半里路，被鬼子射中腹部。他咬着牙，跑到2里路远的杨楼村，被群众救了出去，他的伤两个月才治好。当张效冉逃跑的时候，经过一片棉花地，在他的脚下，正在隐藏着的高可法，怕日本鬼子顺路追来，也起身跟着他往前跑，被一枪击中胸部，伤了肺，经半年治疗，卖掉全部家产才免予死亡。张德广，是张效冉的弟弟，被日本鬼子从人群中拉出来，先用棍子打，后来又拉着他到各户去找村干部。他故意领着日兵兜圈子，半晌没找到一个人，日军又打了他一顿，后来将他头朝下，压在冯自德家的水缸里，一会儿张德广的肚子像鼓．一样灌满了水，又被鬼子拉出来，放在地下，一个日本兵穿着马靴上到他的身上踩，只踩得张德广从嘴中往外流水，立即昏过去了。当苏醒以后，日本兵继续拉他去找村干部，路过一口水井，张德广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想跳井自杀，被日本兵拉住没有实现。后来张德广听一个伪军说要把他带走，他找了一个机会，越墙往外跑，恰巧外边有一条沟，又种些篦麻籽，掩护住了他，所以几个鬼子朝他开枪，也没有击中他，逃出了虎口。王顺清，据我所见，他被打的最惨。当他被敌人从旅店拉出来时混身血青，已经认不清他的真面目了，几个鬼子兵边打边拉他到人群前来指认村干部。人们都捏着一把汗，当他下意识的在李青山面前停了一下脚，鬼子兵就立即把李青山拉出来打死了。其实李青山也不是村干部，王顺清也没有指认李青山。后来鬼子兵又把王顺清拉到旅店里一阵棍子，把他打死扔到厕所里。因他年轻体壮，又没有伤了内脏，等敌人走后，竟又苏醒了过来，不过从此留下一身病，成了半残废。李风歧，他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是村的自卫队长，家有枪支弹药。他被鬼子兵拉出去毒打一顿，一只眼睛受了重伤，所以几次想跑都没跑成．最后日本鬼子把他带到县城，捆住双手和双腿，和另外两名被抓的老百姓被推到两间空房子里。据他后来说，7天没有吃一粒饭．竟然都没饿死。后来鬼子兵把他押送到开封，过了1个多月，他从开封逃了出来，他始终没暴露身份和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受重伤的还有王风云，他当时已被打死扔到厕所里，是后来又苏醒过来的，党员王风奎被打掉4颗门牙。老共产党员侯效恩，被两个日本兵拉着边打边问，谁是村干部?他面对被打死的威胁始终不屈，口中喃喃地说：“我说谁呀，干部都不在呀。”最后还是把敌人支捂了过去，而他却受了重伤。被打成重伤的还有李全章、许同印、王长清等。妇女虽没有被抢杀，但她们躲不过鬼子兵的兽性的摧残，这天被强奸的有十几人，因不顺从而被打的有七、八人。整整一上午的时间，被鬼子活活打死和枪杀的4人，重伤的13人，包括外村赶集被致轻伤的20余人。当敌人走后，我亲眼看了敌人行凶的几个地点：王家旅店处处是血迹，被扒掉的衣服、脱掉的鞋子、帽子散乱满地，院中有10几根被打断的棍子横七竖八的放着，有几处残留的烧人的火堆还没有熄灭。厕所里横三竖四的躺着4个被打死的人(后来苏醒3人)，他们混身是血是屎。使我印象最深的的还是共产党员、民兵班长王永清被杀后的情形。他倒在一个墙角下，两边墙上溅的都是血，身下淌了一大片血，已经凝固了，他虽然死了，但眼睛还没有闭上，那是仇恨的目光，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死不瞑目。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扑到他的身上哭的死去活来。鬼子走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全村群众浸沉在悲哀、恐慌、愤怒和仇恨之中，人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无人下田生产劳动，10天4个集也不宣而散了。彭楼集的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在敌人的刺刀、棍棒和皮鞭的威胁下，没有一个人屈服、求饶的，也没有一个按照敌人的目的指认党员、干部和其家属的，坐在群众中的有10余名党员、3名干部，却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敌人只是盲目的乱打乱杀一通，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只带着沾满杀人鲜血的罪恶黑手而走了。彭楼集的党组织是坚强的，彭楼集的人们是英雄的，事后好多人不约而同的这样说：“如果有一个干部暴露身份，或有一支枪被敌人查出，那次的灾难不知要严重多少!”中午，敌人快收兵撤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2个伪军在大街角落里厉言厉声的对2个被绑的陌生人连打带问：“你不是说彭楼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吗?为什么找不到?”打了以后，又把他2个推上了卡车，所有的日伪军匆匆的向北逃走了，当天下午又围剿了毛岗，烧杀一阵之后，才回到濮县城。后来那2个陌生人和彭楼的李凤歧同时被带到开封，他们是同时从开封逃了回来的。据李凤歧回村后说，那2个人是濮县城北人，被日军抓住，用刺刀逼着他说那里有八路军，他只知道城南有个彭楼集，几十里路远，随便说了一句，他们万没想到这句话给彭楼人民带来一场灾祸。当然人们把这血债，只能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帐上。这次血洗我村的日伪军共100余人，乘8辆卡车，只有机枪、步枪，没有重武器。当时我也注意到大部分是日本人，伪军很少，有2个翻译，不像日军主力，但也不是地方日伪军，番号不知道。不久，八路军主力攻克濮阳县八公桥伪军据点，剿了他的后方老窝，敌人就从濮县一带怆惶撤走了。这是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大扫荡。从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抗El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