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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胜利

 宝轮散人 2015-03-14

家庭农场的胜利  

家庭农场对先进的技术和全球化做出了正确的回应,其规模化使得其农场主受益,而这胜利来之不易,来自于几代对教育的投资。

家庭农场的胜利

农业耕作正惊人地兴起——有人觉得那正是美国的经济前景

作者:克瑞斯特纳·弗里兰

家庭农场的胜利 - 小玉 - 品讀-劄記

 图片:David Johnston

去年春天,我们葬了我爷爷。他95岁在睡眠中死在自己的床上,下葬的时候,也不是非常肃穆。但是对于我们这小小的乡村社区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的曾祖父是早期的定居者,1913年就来了,他们一生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我的爷爷延续了这传统,现在他们在靠近那块土地的山坡上休息,俯瞰着家族的田产。

如果你是那不在农场工作的的几近99%的北美人口中的一员的话,你也许能猜到接下来要说什么——可能是关于乡村地区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挽歌,家庭农场的衰落,田产不可避免的流失。但是在很多方面,这故事本身已经过时了。就我家族的例子来说这完全正确:弗里兰农场仍然由我父亲栽种,且比以往更宽更繁荣了。

我父亲耕种了他自己的3200英亩地,又租了别人2400英亩——合计来说,地的面积有中央公园的七倍那么大。去年,他收获了小麦3900公吨(或者390万吨),油菜2500公吨,大麦1400公吨。(这足以生产1300万块烤面包,120万公升菜籽油,4000桶啤酒。)他去年的收入超过了200万美元,他自己也承认“收成不错”,但不愿透露太多。农场只有三个工人,我爸爸还有他雇佣的两个一年中有九个月和他一起耕种的男人。在播种和收割的那两到三个星期,我爸爸通常也只是雇佣一些朋友来搭把手。

我爸爸只是在阿尔伯塔省北部(加拿大境内)耕作,但是他的故事也是北美大规模家庭农场农民的典型。城里人可能将农民想象为劳作在土地里对熟悉种猪的养猪人,或者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农村下层人,农业经营引进的时候去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运动,紧抓其所谓的祖传遗产不放。但是这些刻板成见都是人们误解的。在2010年,在美国的所有农场至少都有100万美元的收入,88%的都是家庭农场,他们的产量占全部的79%。搞大规模化的农民现在都是老成而有经验的商人,他们使用GPS设备来操作联合收割机,使用生物技术来提高产量,签订期货合约来规避风险。他们也十分的富裕。

“绝对不仅仅只是你的父亲,”韩德森告诉我,他是堪萨市联邦贮备银行奥巴哈分行的副主席和分经理。韩德森本来是美联储农业经济的高级分析师。“2010年和2011年在美国和加拿大,”他说道,“农业收入一直在增长。美国农业净收入这几年每一年增长逾20%。农民现金充裕。”

整个农业区的兴旺显而可见。“和2003年相比,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销售翻了两番,”韩德森告诉我。“枢轴灌溉系统的销售量上去了。我开着车穿过了内布拉斯加州、威斯康辛州和衣阿华州,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闪耀的新谷仓。”

特洛伊·厚德是我父亲当地的农业机械商人,他告诉我在过去的22年里他一直在做着这个生意,“供货从来没有这么紧张。”中型马力拖拉机在需求高峰,他说,其价钱在7万到11万美元之间。如果一个农民在五月初走进他的店里买那种类型的拖拉机,“他可能要等到11月或者12月才能拿到车,就算他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超级赚钱大亨也注意到了这些趋势,也开始挤进来。“我们看到农田有在分配款和利益方面有巨大的上升空间,”HighQuest Partners的克里斯·艾瑞克森说,他是一位农业顾问和投资人。艾瑞克森告诉我大型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最近在农田里投资,投资范围从“从几百万到几亿。”艾瑞克森说这种广泛兴趣是很新的,受“基本因素发生急剧的变化”的事实的驱使。

和乔治·索罗斯联合创立富有传奇色彩的避险基金量子论的吉姆·罗杰斯告诉我,他认为农业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行业之一“——最近的繁荣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贯穿整个历史,金融部门掌控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道,”但是那些生产真实物品的人也掌控了很长一段时间,农民、煤矿工人……所有拿到工商管理学硕士的人都错了,因为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在接下来的二到三十年里不是一个好地方,而该去的好地方是生产实际物品的人那里。”

农村的复兴不仅仅只是好奇:这是美国有能力在全球经济中和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新篇章。美国正努力地适应创造性破坏的新浪潮,这股浪潮深刻地激荡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业化改变了农耕时代,家庭农场的复苏给我们在这股变革的浪潮中如何存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农业繁荣的核心力量与重塑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的是完全相同的力量——技术变革和全球融合。当你想到技术变革的时候,你可能想到的是在凉爽的沿海地区的谷歌园区或者华尔街的数学奇才这样的奇葩。但是乡村繁荣的一个力量之源是采用根本的新技术——以及随之的生产量猛涨。

韩德森将这个变革看做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花100个小时的劳动来生产100蒲式耳的玉米。现在,只花不到两个小时。”根据农业部门的两位经济学家埃里克·唐格和罗伯特·霍普的说法,2009年美国的农业产量高于1948年的170%,每年以1.63%的速率增长。这些数据保守低估了生产力变革,因为这些增长的收成只付出了更少的投入,尤其是更少的劳力和土地。

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告诉说,自1980年以后,农业已经是“第二大最具生产力的经济……我61岁了,我的一生中,玉米的生产量增加了400%,大豆1000%,小麦100%。”

持续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玉米种植系统,离开了乡村20年的人恐怕难以辨别这系统,当然更无法操作(我1990年代早期不再帮助我父亲,当时我成为了驻外通讯记者,不能再开他的三辆联合收割机了)。供以动力的为一个“精密计算农民的”谷物条播机和收割机的计算机系统早已经根据他田地的精确参数进行了设置,而且彼此同步。这就意味着谷物条播机知道去年每英寸土地的收成,因为数据存储在收割机里,然后依此播种和施肥。

今天最复杂的农场机械收割机的驾驶室看起来像飞机驾驶舱,或者工厂的操控实。监控器告诉农民他的土地生产了多少蒲式耳,即使他收割的是玉米,也会显示湿度水平参数,也会告诉他地里还剩多少。特洛伊·厚德的旗舰纽荷兰CR9090联合收割机卖52万美元,有一个新功能叫易达利(即智能喂入系统),能根据谷物的重量自动地加速或者减速。(CR9090以轻型驾驶座位为特征,通常给孙子使用,也有一个小冰箱,因此其物主操控人员的午餐能保温。

精选的GPS系统和航天时代的拖拉机是我所知道的最能激励农民和震惊他们的城里朋友的东西。但是最深刻的变革是一位住在城里的城里人开车路过农业区都不会注意到的。自从11000年前人们在肥沃月湾地区家庭种植谷类作物之后,农业耕作也遵循了看似不变的模式——耕地、播种、收获,周而复始。但是现在,农民可以跳过耕地阶段。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免耕革命。免耕是1970年代的一个古怪边缘的理念。现在,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农田实践着,因为种子的遗传工程和具有除草剂耐性或者抵抗害虫性的作物品种的采纳而变得更有效。

农民为其快速地拥抱革新而十分自豪。但是今天农村银行账户膨胀的最大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政府补贴,尽管那也是部分原因,可能也不再合情合理)。更确切地说是全球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所有这些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新兴市场的变化着的饮食,”埃里克森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每天得到2到3美元,他们不会去买一辆奔驰,而是会买一块鸡肉,或者一块猪肉。”那就转换成价格飙升的饲料谷物,像玉米、大豆、小麦和油菜,也使得全世界的农场收入飙升。在1990年代早期,像中国,在大豆生产方面自给自足,在2010年,就成为了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这种转变造就了关系不同寻常的盟友。每次美国主流政治话语将中国认定为一个无情而具有掠夺性的出口国时——也是美国就业的摧毁者——农民不参与其中。农民“想要中国去发展,“韩德森告诉我,”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农作物有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市场。“美国开放边界的一些最大支持者在农场降低了国内供应。

农业,曾经一度雇佣最多的劳工,而现在几乎都不雇人,经常被认为是等待着美国制造业的一个严峻前兆(除此之外,白领行业可以部分地外包或者完全由电脑操作)。现在美国的司机比农民多。技术的进步快递地缩减了免耕地需求的劳动人口。

然而,现在农业的复兴也只是显示隧道尽头的一些些光而已——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犁耕后的好收获。最鼓励人心的是,农业的繁荣显示了全球化真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为苹果公司和高盛投资公司的天才。正在兴起的全球的中产阶级想要更多的汉堡包——这就是农民可以跻身进来的地方——但是也想要很多其他中产阶级的舒适,等其变富有了,他们就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的消遣。帮助满足这些需要就是我们其他人应该抓住这机会下手之处。你不用为一个公司这庞然大物工作,或者也不用快速拨号让一个风险投资家好好利用正在变化的世界经济。农场故事中其中一个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时,其中的英雄是自己经营的企业家,虽然他有很多的地。

当然,这仍遗留下所有这些工作岗位都流失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最容易忘记的是,美国社会和政府的胜利一直是,美国农民和他们的社区如何顺利地和20世纪早期的创造性破坏协商,并在其结束的时候占据上风。劳伦斯·卡茨是哈佛的教授,可能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劳动经济学家,他和他的搭档同事哈佛教授克劳迪亚·格尔丁一起研究农民们是如何做到的。卡茨告诉我,答案是在教育方面的大力投资:”衣阿华州、内布拉斯加州达科他州和加利福利亚——都在高校运动中是领先者。“

卡茨说在教育方面的大投资是对农业和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增加的深思熟虑的回应。农民们看到,机器就意味着地里可以人手更少,同时城里会有新的工作岗位产生出来。所以他们建立了学校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这些新角色。这举措是有用的:高校让呆在家里的孩子成为更好的农民,让其他的孩子带着工具离开。实际上,农业区的高校运动十分成功,转移到大城市的农村孩子很快就成为土生土长的城里人的老板。”他们想要比世故的城市人受过很多教育,然后转移到比当地有更好工作的城市,“卡茨说道。

那些中西部农场社区同样100年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非常类似——让乡村更富裕更具生产力的经济转型,但是那也意味着,我们大多的孩子不能再做我们做过的那些工作了。20世纪早期对于农民的孩子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想要繁荣兴旺的话,今天的孩子需要上大学,将重点放在定量和分析技巧上。

但是当今天的问题看似和20世纪早期农民的那些问题相似,而今天的应对却不一样。”相比我们今天做的,我们为下一代向他们的新阶段迈进做了更好的准备工作,“卡茨说道,”这些领域在教育方面做了正确的投资,今天我们还没能达到同等水平。“

农业城镇过去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社区,因而有一种共同的责任义务为他们孩子的将来做准备。那种敏感性瓦解了。”有很多老人的地区实际上更支持教育,这与今天恰恰相反,“卡茨告诉我。

今天富裕的农民,还有他们繁荣昌盛的城市表亲,是从前投资将来的公共决定的受益人。我们可以向他们的曾祖父母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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