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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书·说命》中有这样一句话：“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成为了重要的议题，在传统儒家的知行观中,“知”、“行”是分离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观点，他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直到王阳明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毛泽东的“实践论”，都直接受到王阳明知行论的影响，近代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更是来源于此。 王阳明之所以能提出“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读书人坐而论道的结果；而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经历精神磨难后的“悟道”。 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因上疏弹劾太监刘瑾，廷杖四十之后，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驿丞。这是一个管着几匹马、没有品级的职位。龙场位于现在贵阳市的修文县。贵州古称夜郎，境内多山、条件艰苦，向来是发配重犯的地方。刚到龙场时没有住处，王阳明就在附近的山洞中穴居。当时龙场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身在其中语言不通，阳明在精神上颇感苦闷。而且缺衣少粮，阳明和两个仆人就在山间种地，自给自足。阳明的一些诗歌，《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他当时的处境。从意气风发的京官，到“居夷处困”的驿丞，王阳明的人生跌落到了深渊之中，什么得失荣辱都无从谈起了，逼得他去超脱一切。但是生死念头，他始终无法放下。于是，他在附近的一个山洞，筑造了一个石棺，每天躺在里面静思默想。当时，阳明在心中反复想着一个问题，“圣人处此，亦复何道”；也就是说，如果孔子、孟子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怎么办呢？ 其间，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读周易，并把静修的小山洞，名为“玩易窝”。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他“忽中夜大悟”，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人皆有圣人之心，通过自我修炼，每个人都可以向圣人的方向去完善自己。（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人人皆有佛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相当于今天贵州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来拜访，向他请教，南宋两位大儒朱熹和陆九渊，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阳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以悟道的心得讲述了知行本体的观点。正德四年，应席书之邀，王阳明来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这一年，阳明已经38岁了。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的产生过程，可以说是自修自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阳明一生中曾经在江西剿匪、平定藩王叛乱，并因军功被封为“新建伯”。他阅读古代兵书的笔记，曾被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也是著名的安徽绩溪胡氏先贤）视为至宝。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包括后来提出的“致良知”等思想，都是他身体力行的产物，是“实践出真知”。《传习录》中，有很多他和弟子讨论知行问题的记录。他一再表示，提出知行合一，不是刻意提出新奇论调，是针对时弊而发，“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自朱熹以来的读书传统，让人们误以为知和行是两件事，而且有先有后；所以很多人先读书明理，然后才去做事；而另一些人则是懵懵懂懂，只做事不读书。“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因此，在给弟子讲授知行合一的时候，阳明经常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在实践中求知。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所说的“知”、“行”，比今天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际”关系更宽泛一些。“知”有两种，一是道德观念，也就是良知；二是事物之理，也就是知识。王阳明的知行论，主要讲了三点：首先，知行本体是一回事，真知必行，不行假知；其次，知行的实现过程是统一的，即知行不可分，行中有知、知中有行；第三、倡导知行合一，是为了让人为善去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便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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